《启蒙时代》宏大背景、颇具舞台感的写作确实充斥着吸引力，王安忆于焦灼不安的笔触下裹挟着惊骇，在追求宏大的雄心与现实的自我认知构成的情感间隙中，涌动着一股力量，在启蒙可能性的探寻中，注入了一抹暖意。既是启蒙可能性，率先指向的是“启蒙”概念，进而探讨可能性问题，由此导向与现实的关联。

一、何谓“启蒙”？

从《思想者》到《启蒙时代》，回到“启蒙”本身，可见王安忆对于“启蒙”的再定义。究竟什么是“启蒙”？传统的认知大致是，通过理性摆脱个体的蒙昧状态。对概念的理解不止于此，应将概念注入多维度的思考，比如王安忆的“启蒙”，是个人自觉还是集体觉醒？是精英的召唤还是人与人间的相互激发？谁是启蒙者，谁又被启蒙？

张旭东在《对话启蒙时代》中提及，“启蒙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自我批判的倾向。每个人的人物都是群像式的，每个人都有来历，都有各自社会事，风俗史上的地位，都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了故事，这种带有总结性味道又有点实验的意思，中国革命的第二代如何从概念的领域落实在生活领域。怎样从国家到社会，从思想到行动，从书本到实际，从自以为社会自我为中心，到理解这个世界有机的复杂的关系，这是一个集体寓言。”1王安忆在不同的个体与人物关系间穿插游走，她所塑造的个人是带有王安忆性质的个体，她赋予人物以任务，而任务可能超越了个体，直接与时代相勾连。比如“小老大”，他的表达欲与苦闷宣泄，是用病理超脱自身的精神束缚，而被赋予的任务则是把南昌从教条主义中脱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