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

[摘 要]“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在《周礼·春官》中首次提出，后来经过各家的阐释，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钟嵘的《诗品》中的“兴”，与儒家传统诗教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兴”对于理解钟嵘的“滋味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钟嵘“兴”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兴”、魏晋南北朝时“兴”进行对比，以及《诗品》“兴”观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钟嵘;兴;滋味说; 创新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8）03-0060-03

An Exploration of the View of "Xing" in Zhong Rong

Zhang Yu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Abstract："Xing" is a very important category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t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in "Zhou Li Chun Guan，" and it has been enriched. Zhong Rong's "Xing" is not only related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Confucian traditional poetry. "X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Zhong Rong's "taste theory."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Zhong Xing "Xing" with the "Xing" during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Xing"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Xing" concept of "Shi Pin".

Key word：Zhong Rong; Xing;Taste theory; Innovation

鐘嵘《诗品》的“兴”，历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探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这里把“兴”放在首位，足以见出钟嵘对“兴”的重视。除此之外，钟嵘对“兴”的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也和传统儒家诗教观中的“兴”迥然不同。

一、钟嵘与先秦两汉的“兴”比较

“兴”字的本义是“起”，甲骨文中的写法是，繁体字是“興”。《说文解字》释义为“兴，起也，从舁从同。”[2]指的是共同合力完成一件事情，后来特指文学中诗歌的发生产生。“兴”最早作为和《诗经》有关的含义被提出，首次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之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3]这里主要提出关于诗的六种含义，并没有对“兴”进行深入具体的阐述。春秋时期孔子也有关于“兴”的著名论断，《论语》中孔子论及“兴”主要有七处。《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孔子认为《诗经》对于个人的修身养性起着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他从文学作品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解释“兴”的。与之类似的还有《论语·阳货》篇中的“诗可以兴”。除此之外，“兴”在《论语》中还有两种用法，一是起床的意思，如“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另一个即是兴起，如“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毛诗序》提到的“诗有六义，”[5]排列顺序与《周礼》相同，但也仅是提及“兴”，并未作阐释。真正对“兴”进行具体解释的是汉代的郑玄，他在《周礼注》中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淡，取善类以喻劝之”[6]，强调的是“兴”具有一种引发的作用，以及“兴”所具有的比喻效果，可以看出，郑玄看到了“兴”的社会影响以及讽喻的效果。另外，郑众在《周礼注疏》中说“兴者，托事于物也。”他窥见了“兴”与“物”之间的关联，注重的是“兴”作为一种表达手法的使用法则，同时也将“兴”与文学创作糅合为一体。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钟嵘《诗品》中的“兴”观，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首先，在排列次序上，钟嵘没有按《周礼》及《毛诗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顺序，而是将“兴”放在首位，改成了“兴比赋”，这一做法史无先例，极大提高了“兴”的理论地位。尤为可贵的是，钟嵘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为“兴”，和以往在创作者的角度进行审视不同，钟嵘是站在文学接受的审美角度来阐释“兴”的含义的，他跳开了以往将“兴”视为一种创作手法的局限，独辟蹊径的从文学接受这个层面对“兴”做出了更为透彻的新颖解释。除此之外，钟嵘在《诗品》中提及“兴”字，共有八处，其中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故称中兴第一”（郭璞），这一类主要指的是社会政治的再度繁盛;第二类：“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这里“比”、“兴”连用，指一种创作方法;第三类，“嵘谓若人兴多才高”（谢灵运），“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张华），“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陶渊明），“然兴属间长”（谢庄），这一类“兴”均与“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含义相关。钟嵘尤为重视“兴”的第三类含义，并且这种“兴”与他的“滋味说”密切相关。学者袁济喜曾指出：“作为‘兴的沟通桥梁，一是甲物使乙物起情，二是甲物与乙物有内在拟人化的譬喻。……使二者产生联系的是原先心境的几点。而心境的触发形式却是无功利的自然感兴的过程。”[7]

二、钟嵘与魏晋时期“兴”比较

在文学逐渐走向独立、文艺理论逐渐成熟的魏晋时期，不仅仅钟嵘曾经提及“兴”，同时期的诸多文学理论家，也曾对“兴”进行过探讨。西汉时期，人们对“兴”的解释大多是从“六义”的角度出发，自汉代末年至魏晋时期，人们一方面继承传统的“比兴”观，另一方面也试图将“比”与“兴”进行剥离。晋代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举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8]他将“赋”、“比”和“兴”分别进行阐发。通过分析他对“比”和“兴”的理解，可以发现，他结合了传统的“六义”说，并且捋出了“兴”所具有的情感体验的审美因素。这对魏晋文论家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南朝的文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体会到“兴”所具有的情感兴发特点，“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9]不同于两汉经学对从“美刺”的角度解读“兴”，刘勰对“兴”的认识深入到文学创作层面。“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他特别强调“兴”是无功利的发自内心的生成机制，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因素。刘勰对文学理论非常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兴”与“情景”相联系，突出了“兴”的偶发性和自然性。

与魏晋时期这些文论家的观点相比较，钟嵘的“兴”观尤为大胆创新。首先，和挚虞不同的是，钟嵘一反传统两汉经学“六义”说中对“兴”的解释，独创性地将“兴”放在首位，大大突出了“兴”的地位。钟嵘超越挚虞，不仅看到了“兴”所具有的情感色彩，更深入一层地洞悉到“兴”的“文”与“意”之间的关联，而挚虞只关注到了“情”与“文”的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可以说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著作的双璧。对于“兴”，两部论著都有进行论述和阐释。对比二者的不同，更有益于增进对“兴”的理解。首先，刘勰论“兴”，是立足于“主情论”的基础之上进行阐发的，认为自然景物对人有感发作用。同时，他还提到“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可见，刘勰认为“兴”是一种包含讽刺意味的文学创作方法，他也指出“比”同样具有情感因素。钟嵘论“兴”，从他的“滋味说”出发，他不仅看到了自然界的景物对人有兴发感触的作用，还强调社会中的悲剧体验对内心的激荡作用。前者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后者如“楚臣去境，漢妾辞宫”、“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等。其次，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对文章纲领、文体源流、创作过程、批评鉴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全书论及59种文体，内容庞杂。而钟嵘的《诗品》是一部专门品评诗歌的批评专著，所论及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相对于《文心雕龙》的驳杂，文学和非文学难解难分的状况，《诗品》可以说是一部纯文学理论作品，对“兴”的理解更为纯粹。

三、钟嵘《诗品》“兴”观的影响

（一）对后代的影响。钟嵘对“兴”的阐释，影响了后世的许多文人。初唐陈子昂的“兴寄”说，更侧重个人的情感与寄托，继承了钟嵘《诗品》中“兴”的美学观。唐代殷璠的在《河岳英灵集》中提到“神来、气来、情来”[10]，充分体现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神来”，指的是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矫健昂扬的精神;“气来”，则牵涉到文学作品的遒劲风骨;最后一个“情来”，丰沛的情感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浓墨重彩的为盛唐划上了醒目的标志。殷璠继承了钟嵘关于“兴”的阐释，从崇尚盛唐佳作的角度，提出了“兴象”说。后来的皎然，也偏向于钟嵘论“兴”的旨趣，提出“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他将“兴”与“情”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明显与钟嵘论“兴”重视情感审美体验是一路。随后又有白居易、朱熹等文论家，对“兴”作乐新的发挥，对“风雅”、“美刺”等儒家的政教传统进行了再次复兴。

（二）局限。钟嵘对“兴”的阐释，的确做出了开创新的贡献，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不得不说钟嵘的“兴”观也有其局限之处。与西方文论对某概念精细雕琢，动辄成篇的论述相比，中国的评点类的文学批评著作，显然有些点到为止，并且在逻辑上欠缺了一些，更多的是从个人的体悟出发，用经验去诠释某一概念。钟嵘的“兴”观，也失于篇幅太短，所以导致论者的思想犹如昙花一现，难以捕捉。从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中所论及的文学四要素来看，文学由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四个要素组成，[11]钟嵘的“兴”观仅仅只涉及到作品与读者、作品与作者两个方面，对于其他的环节则没有涉及。毋庸置疑的是，钟嵘为后代的读者解读“兴”，大胆的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并且对后代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7.

[2] 许慎.说文解字[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59.

[3] 周礼·仪礼·礼记[M]. 陈戍国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 2006：52.

[4]论语[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 2000：72.

[5]毛亨.毛诗正义[M].郑玄笺，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

[6]周礼注疏[M].郑玄注，贾公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10.

[7]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40.

[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64.

[9]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64.

[10]殷璠.河岳英靈集[M].中华再造善本 唐宋编.集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1.

[11]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