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燕琴 郭海英

[摘 要]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艺术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将创造性叛逆和翻译美学结合起来，这不失为翻译界的一大突破，不仅能够更好更深层次地忠实于原文，而且能充分再現原文美的风格、面貌和意蕴，帮助读者准确把握原作的内涵。

[关键词]翻译美学;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8）03-0063-05

The Aesthetic Reproduction of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eaching

Hu Yanqin ，Guo Haiying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334001）

Abstract：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art activities about creative treas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will combine creative treason and translation aesthetics， which can yet be regarded as a breakthrough in translation. It not only can be better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s， and can fully reproduce the original style， beauty and connotation， and thus help the rea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s.

Key word：Translation aesthetics;Creative treason;Literary works

一、 引言

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再现原作品所塑造的艺术世界和重现原作的人物形象，还需要传达原作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译学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而“忠实”是翻译界奉行的标准。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和翻译美学理论的结合，要求译者如实再现原文内涵，传递原文美的艺术感。所谓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努力使译作接近和再现原作的风格与内容;所谓叛逆性不是完全背离原作，而是考虑到读者和客观环境的制约，斟酌地挑选措辞，从而更加忠实地、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意境和内涵美。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达到翻译的目的。创造性叛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创造性叛逆其实是对翻译美学的丰富和拓展，为翻译美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更能传神地还原原文美的意境。

二、创造性叛逆与美学的结合

1、创造性叛逆的概念

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最早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其作品中他提及“正是因为作品处在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才造成了翻译的叛逆性;译者在语言转换中赋予作品崭新的面貌，使其在目的语环境中延续了作品的生命力，作品得以流传下去，这就是翻译的创造性。”翻译活动是原作、译者、读者之间信息转换的过程。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应该尽力再现原作的内容和神韵。事实上，不同语言由于历史背景、文化意识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和语言文化的异质，它所承载的信息千差万别，难以完全忠实于原作。翻译过程则是依赖译者的素养和丰富的翻译经历使译作努力接近原作，还原原作的本来风貌。译者需要仔细斟酌挑选词汇，对源语言进行过滤，保留原作的本质，适当做出改变，这个过程就是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实际上创造性叛逆即是译者不拘一格、破除常规，违背原作的形式，保留其深层含义的创作过程，是创造和叛逆行为两者的统一。谢天振先生首次把创造性叛逆概念引入中国，并指出“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努力地接近或还原原作风格的主观动机。”而叛逆性“就是受到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目标语和原语言很难有对等的词汇，译者为了反映作品的内涵，不得已对原作的客观背离”。[1]这种背离表面上似乎语言不对等，实则是把握了原文的艺术境界，更高层次上忠实原文的内容，对源语言选词酌句进行语言的过滤和转换。创造性叛逆这一理论为翻译界开创了先河，译者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语言文化问题。

2、美学与创造性叛逆的联姻

翻译美学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原理来看待翻译，从艺术和科学的角度提升了翻译的空间，揭示了译学的美学渊源，诠释了美学意义，关注翻译中的美学问题。译者要明确翻译的目标，在翻译实践中使用各种翻译手段和方法还原原文美的要素，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使读者在品读文学作品中如沐春风。

任何一种翻译归根结底都是语言的诠释和文字的转码。译者作为媒介，努力搭建原作与读者间的桥梁，因而需要对原文学作品再创造。译者作为媒介，其语言转换的能力影响着读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诠释。考虑到目的语的文化和时代背景，译者有时得创造性的使用和变通语言，有原则地背离原作的语言规范，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语境。这种背离原作的行为实际上是译者挣脱原作的文本形式，挖掘深层次的内涵，使原作的美得以展现，这非但没有阻碍跨语际交流，反而延长了原作的生命力，赋予原作崭新的面貌。[2]反之，违背原文本意，无法传达原文的本质的翻译就是误译，而非叛逆。美学和创造性叛逆的紧密结合，不仅再现原文风格面貌，而且忠实原文的含义，传达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美、意蕴美，意义深远而秀永。这是对美的传承，是翻译的一种必然性。译者必须充分理解原作内容和洞察作者的意图，才能使译文既不丢失神韵，又能让译文更加形神俱备。

三、文学翻译教学中创造性叛逆的缘由

1、受到审美主体（译者）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译者具有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以自身所在的文化体系为参照物来对原作進行理解、消化和吸收，有选择性地进行创造性的行为。译者作为原文本的阐释者，不是“笨拙的模仿者”。他的个人情感、认知因素、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皆会影响原文信息的传递。译者在再创造过程中，考虑不同文本的风格和不同的预设读者，通过挖掘原文的本质，会采用各种翻译方法，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来传达作者的意图和思想，揭示作者内在蕴含的思想，传达作者的情感。反之，译者如果片面追求与原文词句上的对等，非但不能准确传达作品的主旨，反而背离了作者的初衷。因此由于译者自身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译者会在其所能及的范围内调整甚至改变措辞，在叛逆中让读者领略到原汁原味的美感，使读者身临其境和原作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透彻地把握原文的目的。译者的叛逆行为实际上与忠实没有冲突，充分发扬了译者主体性的角色，体现了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叛逆与审美主体的的结合，既是对原文忠实的把握，又能反映原作的面貌、传播原作者的观点、思想意识和写作风格，使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中获得新生。[3]众所周知，不同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不同的人生阅历也千差万别，必定影响着他对文本的理解。而同一个文本，不同译者的理解也差别迥异，所以也就造就了其译文风格的差异。正如大文豪鲁迅先生所言，《红楼梦》在道学家眼里尽是闺房密事、男女淫乱，在翩翩才子眼里尽是缠绵悱恻、你侬我侬，在流言家眼里是宫闱秘事、男女恩怨，在经学家眼里则是《易》。译者的二度创作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原文理解千差万别，其创造性叛逆的手段必然不同。

2、受到审美客体（读者）的制约

审美客体读者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必然会受到不同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熏陶，其知识结构和生活习惯也会所有区别，这种差异也称为“期待视野”。 这种“期待视野”影响着译入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收和理解，若异域文化符合或接近本族文化，读者便容易接受;若异质文化背离甚至与本族文化相冲突，读者便迷茫困惑，产生逆反心理。实际上，译作的畅销程度与目的语接受者的 “期待视野”密切相关。如19世纪安徒生英译本在英国遭受冷遇，陷入滞销，在于作品的思想与英国国教意识形态相违背。即使同一个时代的读者也有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认知和想法。不同的读者因为其各自的阅历不同，其气质、学识、素质和审美理念自然有差异，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和反应也迥然不同。读者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必然受到其阶层和社会各种因素的约束和限制，他们对同一作品的体验也不同。他们在解读同一文本时，不可避免地带着主观再创作的成分，对作品的观点和作者的立场各有看法，因而译者根据读者的不同视野和体验，有意识地再创造，背离原作的规范。例如，“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麦迪逊县的桥》被译为《廊桥遗梦》，“Waterloo Bridge”（滑铁卢桥）被译为《魂断蓝桥》等，这些翻译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既富有创造性，又能传神地表达原作深层次的含义，体现了原作的神韵之美。

3、受到审美客体（接受环境）的约束

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也不可小觑。不同异质文化成分的移植和转换必定会导致信息的缺失、扭曲、甚至变形。原作通过语码转换，完全进入一个陌生的语境中，它的传播必然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如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因此原作不得不进行叛逆性改变以适应新的接受环境，迎合目的语读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译作经过再创造，很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而能够在新的接受环境中迅速地传播下去。另外，目的语国家或地区与源语言国家或地区间的跨文化交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创造性叛逆。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越频繁，就越容易吸收文化的异质，越容易接纳它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其文化系统就越富有弹性，且包容性越强。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相对较小。反之，跨文化交际很少，信息不流通，目的语读者更难以理解源语言文化的背景和接受环境，译文需要做出较大改变以适应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环境，创造性叛逆的活动明显增加。比如英美文化中的“龙”是一种凶猛的、让人惧怕的，口里能喷火的怪兽，而中国的“龙”则是吉祥高贵之物，受到中国人的膜拜与崇敬，中国人常以“龙的子孙”引以为豪。如果直接翻译为“dragon”，英美人容易望文生畏，难以理解。所以一般译者会加以注释以避免接受环境的差异带来的误解。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增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dragon”已经被外国读者所接受、了解，中国“龙”与他们的“龙”截然相反，并非凶狠的怪兽，也不需要再加注进行解释。实际上，一般情况下读者和接受环境互为主客体因素，两者互相牵制、休戚相关，共同参与到创造性叛逆的活动中。

四、文学翻译教学中创造性叛逆的审美再现

翻译美学与创造性叛逆的联姻开拓了翻译的新思路，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带来了新的途径。

它不仅要求译者从音、形、义等方面还原原文风貌，体现原文的风格美，内涵美和意蕴美等，帮助原作在译语文化中获得新生并得以传播，同时由于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制约，译者又需灵活变通。把握原作的灵魂，进行创造性叛逆的活动，使译作与原作神形兼备，体现了原作的艺术风格和价值，达到了翻译对等的效果。创造性叛逆并非背叛，它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如何发挥这一理论的价值，并使之与美学相结合，要求译者在关注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或不可通约性时，在译语环境中更好地传达原文美的实质。

1.创造性叛逆与形式美

所谓形式美要求译者符合原文的行文规范和句式结构，体现原文的形式美和音韵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读者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和欣赏力，还应该保持原文的语言结构和形式美。如果源语言和目的语无法找到对等的词汇来表达原文的含义，译者有必要做出适当改变，不可避免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以期获得原文与译文相等的效果。如李清照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林语堂译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 so damp，so dank，so dead.”林先生翻译水平高超，手法之妙，令人啧啧称赞，其原因不仅在于译文的形式美，更在于他创造性叛逆精神的可贵。译者运用d 字母开头的七个形容词再现了诗人内心的凄苦与雨中彷徨的无赖和孤单，使用了双声调和头韵辞格。读者见此译文，内心深有感触，能体味到诗人当时凄凉的场景。前面用六个形容词描绘雨中的情景，而后以 dead抒发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压抑。译文情景交融，层层递进，极大地激起了读者的共鸣，不仅形式符合原文结构，且创造性叛逆挖掘了诗句深层的内涵，使人一目了然。

2.创造性叛逆与意蕴美

意蕴美需要译者在语码转换过程中，抓住原文主旨，挖掘其深层内涵与意蕴。不同译者的风格、表达力和洞察力的差异必然导致同一文本有着千秋万别的译文。这种多种多样的创造性叛逆，使译文丰富多彩，风格迥异，让人流连于不同译文中，赏析不同文本的意蕴美。刘禹锡的《竹枝词》中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涵义秀润，底蕴深厚。许渊冲先生译为：“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enjoys sunshine;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day is fine.”赵甄陶先生别出心裁，翻译为：“Sunshine in the east and raindrops in the west;It isn't warm， but warm yet， I dare say.” [4]

刘禹锡诗歌之巧妙是运用了 “晴”与“情”的谐音双关的修辞格，译者必须有较高的翻译素养才能再现原文的意蕴。两位译者凭借自己对原文的理解，采用创造性叛逆的策略，挑戰传统的翻译模式。许先生摒弃了原文的双关修辞手法，采用明喻（as deep in love as day is fine）的手法，直截了当把天气和心情联系起来，自然贴切，朗朗上口，不禁让人拍案叫绝，很好地诠释了原文的意蕴，展现了少女内心微妙的情感。赵先生另辟蹊径，采用warm的词义双关语，一箭双雕， warm在英文中有双重含义，既可以指天气温和晴朗，又可以寓意甜美的爱情，这种双关修辞格体现了原文的神韵，还原了其意境美。译者构思之巧妙，手法之高超，让人心悦诚服。两种译文各有韵味，风格多样，既体现了原文的意蕴美，又使用了创造性叛逆翻译策略，迎合读者的心理，两种译文各有韵味，都不失为翻译中的上乘之作。

3. 创造性叛逆与内涵美

内涵美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情感和精神境界，表现了原作的艺术之美。通过把握内涵美，读者可以跨越时空，感知原作者的审美价值观，深入洞察到原文作者的思想高度。译者必须在转换语码的过程中，努力在译语环境中找到与之类似的语言，传达原文的意境和风格。这既是一个再创造也是一个叛逆的过程。[5]由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的差异，不可否认有些词语很难找到对等的单词，所以译者创造性叛逆，采用省略、删减，转换等手段进行翻译，这样就保持了原文的信息，还原了原文的内涵美。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选段中有这样一句：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朱生豪先生译为：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鉴于中西文化爱情的差异，朱先生将“maid”和“maiden-widow”翻译为“独守空闺的怨女”。这种增减、修改的创造性手段，使译文貌似背离了原作，实则生动地再现了原作的内涵，内容之美让人拍案叫绝。李之仪的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尽人皆知。许渊冲先生曾译为：I live upstream and you downstream，From night to night of you I dream，Unlike the stream you're not in view，Though both we drink from River Blue.译者中西文化贯通，匠心独运，大胆叛逆，将“长江”译为“River Blue”，而不是“Yangtze River”。[6]诗句涉及地是恋人相隔千里的离愁和幽怨，译者正是领会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以“长江”水喻情，情意如同江水绵长不绝。而“blue”在英文中是忧郁的象征，“River Blue”恰恰再现了原文的内涵，这种词语的变形有利于读者准确地把握原作的内容，堪称创造叛逆成功的典范。

此外，由于不同民族读者的文化习俗和接受方式有所不同，译者有时会采用有意误译的手段来解决翻译问题。如《红楼梦》中的“怡红院”译为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这主要是因为中西文化千差万别。红色在中国是“喜庆吉祥”的象征，而在西方却代表着“血腥、暴力与残酷”，绿色却含有朝气、健康之意，因而将“红”译成“绿”。这种创造性叛逆性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习惯，为广大英美读者所接受。

五、结语

文学翻译教学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导致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合理地运用创造性叛逆，并与翻译美学相结合，能使译文达到良好的效果，还原了原作的形式美、意蕴美和内容美，还忠实了原文。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提倡随意而任性的翻译，而是尽可能在语码转换过程中还原原作的真实面貌。这要求译者不仅要准确理解和诠释原文，又要考虑文化、宗教信仰及读者的接受程度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创造的叛逆中最大限度地还原原作之美。

[参考文献]

[1]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7，184.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41-142.

[3]许均.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C].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74.

[4]朱德红.“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2）：16-18.

[5]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 [M]. 北京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69.

[6]沈国荣. 基于许渊冲“三美论”拓展民族文学翻译空间[J].贵州民族研究，2015（1）：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