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臻庆

摘要：过去隐私是不能公开的，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少人通过传媒将隐私公之于众。带来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传媒的向下变革以及新媒体的崛起，人们在隐私保护观念觉醒和加强的同时，更愿意向社会敞开心扉，释放自我，并寻求外部世界的理解与帮助。与之相应，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也应加紧进行。立法努力的方向是反对对个人信息的非法采集、利用或滥用。

关键词：隐私；分享；变革；投影；让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隐私公开”节目，如在曾热播的电视剧《爱情公寓》中曾小贤主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你的月亮我的心》，为夜晚的听众解决情感问题，就是一种“隐私公开”节目；知名主持人鲁豫主持的《说出你的故事》，嘉宾们畅谈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是一种“隐私公开”节目；还有时下被许多人吐槽的《爱情保卫战》，节目中的两性嘉宾披露各自的感情生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私人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

隐私怎么能公开呢？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隐私是“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汉语大词典》也说，隐私“谓不愿暴露的私事”。两种权威词典都特别强调“不愿”二字，即隐私于个人当讳莫如深，乃与“公开”相对立、相违迕的，即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当然，公开的隐私不一定都是家丑，但就我们曾经的认知，甚至说现在很多人的认知依旧是：个人隐私怎能公开讲述？隐私若被公开，则有侵权（侵犯人格权）之嫌。名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是关注的焦点，其个人隐私常被媒体曝光成为公开化的信息，自不无道理（但这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一般而言，名人隐私同普通人一样，也应受到合法保护）；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先前属于不能告知外人的隐秘（即便告知，也止于一二个亲密者，如闺蜜之类），有些个体竟能在媒体的镜头前侃侃而谈且不慌张、不遮掩、不羞怯。他们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广播节目，畅谈个人生活；通过电话报名，参加电视访谈或情感谈话；通过主动撰文，在互联网上分享人生感悟，从而带出个人或不堪或自得的人生际遇（包括艳遇、婚姻乃至性生活等）。这说明某些隐私领域与公共领域已通过现代媒介从对立走向融合。有些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很显然，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是正在进行的趋势。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驱动着这种趋势呢？

二、大环境的剧变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可以说真正地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这种进程应该视为一种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我们的社会仍然较为保守，这受制于传统文化和当时的思想教育等因素的长期熏陶或影响。1956年后，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基础得到夯实……正当上层建筑就要取得相应进步时，我们却先后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在1958—1976年的将近20年间，除少数年份外，个人领域可以说是遭到公共权力的全面侵蚀、挤压。那个时代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被记录而遭到惩处甚或入刑。在这样压抑、禁锢的政治环境下，再加上所受教育及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约束，个人情感、情绪（包括社会的压力、思想的忧虑、生活的烦恼、工作的不顺心）实在找寻不到可以宣泄的地方或渠道。尤其是十年动乱，用“风雨如磐”“万马齐喑”来形容也不为过。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人都身负重荷，心事重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截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自此以后，物质生活开始富裕，精神生活走向解放，思想的闸门轰然大开，笑靥挂上人们的颜面，用一句文艺的话语来讲，就是“生活正变得有色彩”。与之顺理成章的是，原先属于个人的隐私生活已像一间被打通的屋子，有了一扇进来的门，更有一扇出去的门。

改革开放使“都市化”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同时改革的“阵痛”亦带出或暴露出诸多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明显、贪腐问题突出、医疗教育资源短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矛盾错综交织。与此同时，政治环境变得宽松，舆论话语有了更多自由。人们有越来越多的平台和手段来展现自我，来发表个人观点。人们开始寻求精神的释放与情感的宣泄，希望获得他人或外部世界的理解、帮助。个人隐私公开现象便自然水到渠成。

三、传播媒介的向下变革

传播媒介自身的迅猛发展和变革，使得个人在媒介提供的平台上，愿意公开个人隐私。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而步入竞争，逐步实现了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分离。在“内容为王”的口号下，各家媒体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开发新的节目形式。当第一家情感节目出炉的时候，由于人们的移情心理，对节目中的隐私公开有着较强的共鸣，使得受众越来越多，让这类节目成为众心所向的热门。其次，传播思想因应时势的变革，使得各种媒介将自身置于与受众平等的地位。媒介不再高高在上，去满足于单纯地做党和国家的喉舌，而是深入基层，了解民众的需求，即亦为人民发声，做下情上达的通道。第三，传播技术的革命，即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大跨步地实现了传播的便捷化、平民化、大众化。

进入21世纪，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加之新媒体迅速崛起，媒介舞台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与媒介接触成本更低，表达更加自由，更多的普通个体成为互联网主角，并在这之中得到思想水平的提升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这是党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传媒界乃至社会领域的投影。

进入新千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社会生活愈加丰富多彩。在曾经不鼓励隐私公开的文化背景下，一方面人们在竭力保护隐私不被侵犯；另一方面却有人乐意甚或积极地通过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去公开隐私，释放自我，张扬个性，宣示自己的主张。就公开隐私而言，以往人们认为这是不好的事，羞于开口，尽量不让别人知道；而当下，在广播、电视、报紙杂志，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微博微信里，都有人在公开讨论两性话题、情感话题、私德话题，甚或现身说法，袒露心迹。而媒体及媒体人则大力提供平台，或出谋划策，或推波助澜，让隐私的公开更加吸人眼球。乍一看，这些曝光有悖于伦理。尤其是对于大众媒介而言，似乎违背了固有的传播伦理；但用大数据时代的眼光看，这恰恰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其中一个根本原因，乃是人们彼此已是互联网生活的一员，公民作为个体在这种生活中选择空间很小，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让渡自己的隐私。而大众媒介对隐私话语的叙述，则不仅是媒介与时俱进、调整自我和改变传播思路的表现，它同时还承担了反映媒介所处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及广大受众思想水平和人文素质面貌的任务。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促使个人隐私堂而皇之地登上并活跃于包括网络在内的大众媒介的舞台上。过去所谓“不知羞耻”的隐私讲述或倾诉遂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寻常事。

四、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还须强调的是，人们主动讲述或倾诉隐私的前提是人们对隐私保护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换言之，没有隐私保护意识，便不会有对隐私的主动公开。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具有了隐私保护意识（毋庸说这是改革开放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成果），才会对个人隐私向大数据作出有选择性的让渡，也才会对肆无忌惮地采集个人信息或者窥探、窃取个人隐私十分敏感和反感。必须承认，人们在云计算和大数据面前十分透明，甚至心惊胆战。当然，这一切亦可视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而出现的新现象。无论它具有正面的抑或负面的意义，都从一个侧面传递出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脚步声，都是滚滚前进的历史长河飞溅出的一些浪花。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它们，去引导利用和发展其正面作用，管控、抑制或阻断其负面效应，如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治理，加紧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严肃惩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者。只是需要明确一点：立法努力的方向不是禁止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而是反对对个人信息的非法采集、利用或滥用。这是因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于40年间已由工业化走上信息化道路。对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属于个人隐私的通讯手段、家庭人口、婚姻状况、私有财产、身体情况、作息时间、学力程度、工作经历等信息的正常采集和合法使用（由公民自愿、经公民允许，如人口调查、时间利用调查等），使信息资源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正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标志，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