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嘉遁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已经60岁的李白自江夏往浔阳（治今江西九江）游庐山，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际登上五老峰东北的屏风叠（又名九叠屏）游目天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而骋怀书情，寄好友卢虚舟（曾任殿中侍御史，此前与李白同游过庐山）：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执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是诗指明李白在思想上最看重庄老之学而自比为楚狂接舆，所以要手持仙人所用的绿玉杖，于烟波浩渺中告别清晨的黄鹤楼而去遍游天下名山。黄鹤楼这处弥漫着仙气、灵气的地方屡屡成李白漫游天下的出发点。

纵观李白的人生轨迹，求道寻仙和登山临水占有最重的分量。诗里所讲“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正好概括了他生命中的这两大内容。中国旧时的名山胜水，几乎为僧、道所分割；但在唐代，由于朝廷奉李耳（老子）为祖宗而崇道，天下名山遂多为道山（仙山）。不过，求道寻仙与登山临水虽是李白作为道教信仰者与漫游诗人行走长轴中的两条并行线，可是有一点则必须明白：即他的登山临水并不都是以求道寻仙为指归。李白首先是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受过传统儒学的熏陶。他与大自然的亲近，不仅仅是作为仙境来漫游，也是在做“山水之乐”，去向外发现自然，向内也开掘自己的深情。

在古代，“山水之乐”乃是文人士子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尽管是从孝敬父母，方便照顾父母的角度出发的，但却说明孔子时代远游活动已很盛行。这远游，既包括仕宦之旅，也包括问学之旅，当然还有纯粹的山水之旅——山水之乐。难怪孔子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之语。孔子这一智者之言，开启了中国文人走向山水、审美山水、与山水和谐相处的门扉。此后，才有庄子那恣肆汪洋的《逍遥游》、屈原那独立不迁的《橘颂》、曹操那沉雄宏阔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孔子参与著述的《周易》（后来道教将其归为道书，列入《道藏》）之《观》《旅》二卦（包括经、传），可以说是孔子以前及孔子时代的士人“山水之乐”的经验总结，并由山水之乐引发开来，为士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一份最初的行旅（包括自然行旅、人生行旅）指南。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下面两段话：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彖传》释《观》卦）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旅之时义大矣哉！

（《彖传》释《旅》卦）

这两段话的要点有五：其一，自然的气象美丽而壮观（“大观在上”）；其二，自然气象可以比附人格美（“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其三，自然气象可以证实书本（“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其四，自然气象可为政治家提供治理范式（“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其五，自然气象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所以“旅之时义大矣哉！”（行旅之时的意义是多么宏大啊！）

熟读道书的李白很早就深谙自然气象的美学意义。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他在安陆（在今湖北）作《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大谈天地之大、自然之美、人生之怡，称：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会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斗数。

该序译成白话文大意是：天地是万物的旅舍，光阴是百代的过客。人生一场，好似做梦；快活作欢，能有多少？这就难怪古人要抓紧时间手持蜡烛去夜游啊！何况阳春三月，所见都是灿烂的景色；天地自然，都是供我做文章的好材料。适逢在桃李绽放的花园里展示天伦之乐。众多弟兄，都有谢惠连的才情；只是惭愧自己做诗，尚不能达到谢灵运的水平。幽赏细品还没结束，激情高论转入清心琐谈。大家围坐在桃花丛中享受美宴，酒杯在月光下频频举起。如果此时没有佳作助兴，怎能抒发高雅情怀？若是做不好詩，便依晋代石崇金谷园的办法罚酒三斗。

李白这篇以春夜桃花园美宴为题的小品，写得清澈明净而优雅欢快，充满强烈的画面感，长期以来脍炙人口，被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入《古文观止》；明代画家仇英则将它转为视觉艺术，绘成《桃李园图》传世。《古文观止》卷七评是文日：“发端数语，已见潇洒风尘之外，而转落层次，语无泛设，幽怀逸趣，辞短韵长，读之增人许多情思。”我们今天读它，起码有两点情思：第一，让我们识读到李白以天地为逆旅（旅舍）的大情怀，触摸到他抓紧时光去亲近大自然的热烈脉搏；第二，让我们理会到李白感恩大自然的心境，进入到他欲与大自然交融合一的心思。旧时以为该序散溢出及时行乐的情绪，批为“浅识”“消极”云云。然而倘加细读，便会发现它是一篇拥抱大自然，主张积极行走、快乐生活的宣言书。而真实的李白也是一位大自然的热隋拥抱者，不知疲倦地漫游天下的辛勤背包客。

《周易·系辞上传》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名莫大乎日月。”（仿效自然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会通没有比一年四季更大的，悬象显示光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大自然气象恢宏，变化万千，乃世间万物之源：既是人类物质家园所凭借，更是精神家园所归依，道德人格所寄托。李白在蜀中的时候就已将天地自然并及包括一草一木在内的世间万物当做朋友，视为知己。李白熟读《庄子》（《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浮生若梦”“大块”之类的话语均取自《庄子》），知道《庄子·在宥》篇有两段关于“独往独来”者（即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漫游者）与大自然关系的话：

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

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

两段话的大意是：能够随意在天地四方出入，漫游九州，独往独来的人，可称之为独有。独有的人，是最珍贵的。与万物混同合一也就没有了物我对立。没有物我对立，哪会有我的存在！能看见我存在的人，是过去的君子；不能看见我存在的人，是天地万物的朋友。《庄子·在宥》此处的“无己”，就是与天地万物合一的意思，意即《庄子·齐物论》里所谓“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境界。李白終其一生求道寻仙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无己”的过程；而他登山临水，与天地为友的一生，依旧是“无己”的一生。李白行走长轴上的两条并行线的目标其实一样，可谓殊途同归。

李白少时读书的地方昌隆县青廉（莲）乡的匡山一直是竹林茂密，竹影婆娑。李白在这里为胞妹月圆盖了一座粉竹楼。“传说月圆用洗面水浇灌楼下竹丛，年深月久，便长出一种带粉的竹子来，因此取名‘粉竹楼。”李白从小处于竹的怀抱中，目染竹的清丽俊逸的风姿，仰慕竹的雄睥苍穹的风骨。他出蜀后曾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友人结庐于山东徂徕山中的竹溪侧畔。他们与竹为伴，放浪形骸，号“竹溪六逸”。当李白在政治上连连失意的时候，曾多次回忆起在匡山野竹怀抱和徂徕山竹溪畔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并对魏晋间的“竹林七贤”钦羡不已。他在《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里说：“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在《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诗里说：“何时竹林下，更与步兵邻。”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诗里说：“竹林七子去道赊，兰亭雄笔安足夸。”他的《慈姥竹》诗，写得风骨凛然而又舒卷自如：

野竹攒石生，含烟映江岛。

翠色落波深，虚声带寒早。

龙吟曾未听。凤曲吹应好。

不学蒲柳凋，贞心尝自保。

在李白眼里，竹已被充分人格化了。而他就是竹，竹也就是他。竹与他“大同而无己”。竹成为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的桥梁和支柱，是他在“不得开心颜”的社会环境里可以小憩和休整的臂膀，是他在肃杀寒气下得以寻求鼓励而坚持自我的良师益友。

李白对家乡的山水草木、城池楼阁的感情，近乎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是那么宁静、自然、流连不舍而又不乏淡淡的乡愁。他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20岁上游成都，写下《登锦城散花楼》诗极赞成都的娇娆壮丽：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

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

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

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是诗描述作者登上当时成都最高处散花楼（今已不存）俯瞰全城时的美妙感受，将唐代大成都（时有“扬一益二”之说）的寥廓气象、锦绣景致由近而远地次第展现在读者面前，恍如壮阔的航拍图，让人“游于九天之上，邈出尘寰而俯视乎下方也”（朱谏：《李诗选注》）。

李白还著有《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王琦《李太白年谱》系于唐肃宗至德二载，即公元757年）。上皇西巡南京是指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而西避成都（至德二载以成都为南京）事。这十首西巡歌除三首写唐玄宗来去成都途中所见风光外，其余七首皆着墨成都及周边形胜，被明人誉为“金钟大镛之音”（严沧浪、刘会孟评本）。倘再以比较，这组西巡歌中的第二首可谓出类拔萃，尤具气质与气魄，被视为历代咏成都诗中的花魁。全诗如下：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李白依凭他对蜀地的美好记忆而在出蜀32年后用心写出的这组描绘故乡靓景倩影的“成都颂”，获得后人的交口称赞。严评本说它们“语有分寸，字多斟酌，工丽宏壮”。这其中，当以上述第二首最有代表意义。

李白25岁上出蜀后，便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不过，这并不是说李白不眷恋他的家乡。我们看他的许多诗篇，其实无不充溢着对家乡山水草木的挚爱深情。

开元十二年（公元723年）秋，李白杖剑离蜀时，从嘉州犍为县的清溪驿出发，准备进入岷江途中，因作《峨眉山月歌》，将家乡景色描绘得清婉可人，明丽诱人：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是诗仅28字，却五见地名（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凡12字），这在《万首唐人绝旬》（宋人洪迈编）中乃属绝无仅有。是诗叙写对家乡友人（或说是峨眉山月）的依恋难舍之情，含情婉转，浑然无迹，清澈明朗，空灵入妙，堪称“太白佳境”（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李白写家乡山水的鸿篇巨制当数《蜀道难》：

噫吁戲，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这首乐府诗，是李白借《蜀道难》旧题而酿新酒，以极写自秦（今陕西）入蜀道路的崎岖艰险与蜀地山川形势的嵯峨峻急，向世人展示家乡的雄奇美。其笔力凌健，想象瑰丽，势若迅雷疾电，颠风簸海，令人震魄慑胆，叹为奇观，“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殷瑶：《河岳英灵集》卷上）。当时已83岁高龄、阅人无数的太子宾客贺知章就是读到这篇《蜀道难》后，“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清人沈德潜评论说：“笔陈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乎指顾之间。任华、卢仝辈仿之，适得其怪耳。太白所以为仙才也。”（《唐诗别裁集》卷六）论者多认为此诗写于唐玄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秋李白第二次入长安之时，以蜀道艰险而喻社会危机或仕途踬阂。但明人胡震亨、顾炎武则谓李白“自为蜀咏”，“别无寓意”。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有人从思想性方面对《蜀道难》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这首诗“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魏晋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人的理性的觉醒（即所谓“人的自觉”），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具有丰富性、互动性和层次性。自然山水已不仅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物质资源与社会教化的参照物，更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和交流对象。广大文人士子能够有余暇和精力去探奇览胜，遍游名山秀水。特别是进入李唐王朝，尤其在开、天（公元713—756年）全盛之际，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国家政治相对清明，从而为文人士子漫游天下提供了厚实基础。大一统的版图及四通八达的交通，不仅使文人士子有条件纵横于江源河尾，浪迹于天涯海角，而且还使他们浑身上下、诗文內外都洋溢着前代无法比拟与体验的青春活力与磅礴大气。李白就是这个时代的宠儿，是千年难遇的天之骄子。

李白在出蜀之前就遍游蜀中古驿老镇与山山水水，陟山济河，如闲庭信步，每到一处，都留下对它们的美丽颂歌。他出蜀后，仍马不停蹄，行走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梦游天姥咏留别》），虽风餐露宿，艰苦备尝，却如徜徉太清，高吟“仙之人兮列如麻”（同上）。李白一路行来一路歌，将云雾雷电、湖光水色、风花雪月、草木禽兽以及它们所附着的天地山川、瀚海莽原、大城小邑、楼台亭榭，甚至天上的一干神仙鬼佛、地上的一众帝王将相，都统统包揽过来，化入他的诗句歌行，成为他的审美或审丑的对象。这情形，颇有“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他对大自然的挚爱为基础的，属于他所建构的亲近大自然、深入大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日出入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的瑰丽梦想。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秋，李白第七次漫游宣州（在今安徽），在水阳江畔的敬亭山盘桓难舍，写下《独坐敬亭山》五绝一首。是诗成为他“与溟滓同科”（与自然融为一体）、与天地对话的形象写照。诗云：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在秋色明净的天空下，李白独坐于清澈的秋水边，一个人与敬亭山默默相守，深情对望，彼此相悦，灵犀相通……白云在天际悠悠地徘徊，不忍去打扰人与山的心语交流。这无言的静谧历来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扉。400多年后的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著名词人辛弃疾在信州铅山（在今江西）瓢泉边的停云亭，也独倚秋水（芦河）看山（瓢山），写下《贺新郎》一首，与李白遥相唱和：

李白塑像（在安徽宣城敬亭山）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辛弃疾的小友岳珂（岳飞之孙）在《桯史》卷三里回忆说，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旬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辛弃疾的《贺新郎》乃以上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最得李白诗学沾霈。李白《独坐敬亭山》的旨趣实是庄子所说的“物化”。《庄子·齐物论》说，有一次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怡然飞舞，醒来后怀疑地问自己：“究竟是庄周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庄周的这个寓言其实在讲：只有从心理上把自己完全融入自然之中，与自然合而为一，才会体验到宇宙间真正的生命秩序。李白曾在《古风五十九首》其八中吟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李白以这个境界去看山，视山与自己为同类物，赋予山以同等的人格，这才有了“相看两不厌”的脉脉传情。至于辛词下片将古人与今人予以纵向考察，“表现出另一种豪视今古的气魄”，则在李诗的意蕴之外了。

审美实践中有一种感情移入现象叫“移情”，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好传统。正如《周易·系辞上传》所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李泽厚先生对此则有进一步的理解：

情感在科学想象中并不减为想象本身的构成、内容或动力，在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包括欣赏的审美感受和创作的形象思维）中却不然，正是人们的主观情感、心境、意志、愿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驱使想象飞翔的内容、动力、中介和基础。客观事物所以能成为你的审美对象，如移情说所认为，是由于你的情感移入对象，于是主客融化，物我同一。

李白《独坐静亭山》之所以具有特别的美学意义，乃在于他是在“物我同化”的自觉意识上去进行移情，而不是以移情去造成物我同化。这便使得李白笔下的所有自然物，乃至整个宇宙都被人格化、主观化、理想化了。所以李白漫游天下给我们展示的高山大河、花草树木、日月雷电、飞禽走兽才样样具有生命的灵动，个个溢出人性的色彩。你看他笔下的自然万象，与人亲，与人语，懂人心，解人意，真个是千姿百态、千娇百媚，惹人怜，惹人爱：

渌水明秋日，南湖采白蓣。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渌水曲》）

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

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

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

（《登太白峰》）

胡燕别主人，双双语前檐。

三飞四回顾，欲去食相瞻。

岂不恋华屋，终然谢珠帘。

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

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

（《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

何处闻秋声，倚倚北窗竹。

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

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

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

（《寻阳紫极宫感秋作》）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这些婉语流转、情思绵远的山水诗、咏物诗在《李太白集》里还有很多。用今天的话来讲，它们是以拟人化或移情法来摹景状物，抒发感情，即“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不过，在李白那里，仍一如《独坐敬亭山》一样，是以“物化”的感觉去与笔下的对象进行平等交流，这在古代诗论中叫做“物我两忘”。南朝沈约《郊居赋》说：“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两忘。”这个理论要求创作者全身心地放在创作对象上，“自由地展开联想”，使“审美主体与对象达到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境界”。李白自觉地用庄周蝴蝶之变的高度去描绘山容水态、万物气象，将它们写得活色生香，具有人的灵气与生命的动感，使审美主体与客体实现完美合一，从而造就出中国山水文学的一座高峰。

李白是寄情于山水的大唐第一行者，是一辈子的背包客。他用自己一生不停地行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以期达到“人与天一”（《庄子·山木》），实现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这个追梦的过程，使他成为状山摹水的一代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