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男［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 311121］

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缘起，鲁迅在一封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过：“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①游离于常人世界之外的狂人被视为发现历史真相、试图唤醒民众的启蒙者，这种反讽的结构安排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通过展示狂人世界与常人世界的非对话性，展现狂人的启蒙姿态的前后变化，对狂人的启蒙立场进行新的探微。

一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有迫害症的疯子，常有“荒唐之言”，“语颇错杂无伦次”。他对于周遭的常人世界充满了疑心和戒备，常常觉得周围的一些人甚至是家人都是一副“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的样子。在狂人看来，赵贵翁见到他总是铁青着一张脸，小孩子“睁着怪眼睛”看他，替他诊治疾病的何先生是“满眼凶光”的刽子手。然而，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桎梏的人，正是被排除在常人世界中的狂人。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②在狂人眼中，历史是没有年代的，他是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而不是作为事件的组合来观照历史的。而历史沿袭至今，只剩下扑面而来的“吃人”，从古至今，从来如此！礼教宣扬的道德和价值规范在狂人看来是假借“仁义道德”的名义，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加以严苛的限定，是对生命的残酷啮噬，这样虚伪的文明教化之下，只有伪士横行、众数庸庸。正是基于这种对传统的整体性观照，狂人的很多“无伦次”的语误③不仅仅只是他病症的表现，同时也是基于他对“没有年代”的历史的整体把握，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将历史视为一种文明象征的存在。

在狂人劝告大哥不要入伙去吃人的时候，他相信大哥可以提出拒绝的逻辑却是“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大哥既然可以拒绝佃户的减租要求，那么他也同样可以拒绝吃人。拒绝佃户的要求是出于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考量，而拒绝吃人则恰好与自己的利益相背驰，因此，狂人的逻辑显得尤为滑稽可笑，然而这样的错位也表现了狂人与大哥之间、狂人世界与常人世界的截然两分。“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④，在狂人看来，拒绝吃人（拒绝做野蛮人）是为了能更好地成为一个真的人，然而他们不但不肯改，而且以一个疯子（非常人）的名目将狂人永久性地排除于常人世界。常人世界拒绝狂人的声音，拒绝与狂人展开对话，因而整个体系陷入封闭的循环。“言语交际是平等主体之间多方面、积极的、来回往返的‘思想交流’过程”⑤，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看，狂人的启蒙悲剧的根源在于只停留在个体的自我言说层面，而背离和忽略了对话规则。

在未意识到自己也参与了吃人的行为之前，狂人对整个历史的审视显然是从局外人的立场出发的，“由一个疯狂的人来说出历史真理并不是悖论，相反，揭示中国全部历史的真相的任务，只能由一个身处历史传统之外(因而在正常人看来显得疯狂)的人来完成”⑥。然而，正是由于狂人身处历史传统之外，他的呼声——“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始终难以和常人世界发生对话。狂人与他人之间无法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听——说”关系，无法形成交流沟通的可能性，启蒙者的呼声只能在被启蒙者的世界外围绕圈。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两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的级差，启蒙者的话语呈现出的是一种封闭自足的状态，这样的启蒙姿态是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的灌输，而非一种兼容性的开放姿态。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启蒙只能成为启蒙者的独白和独舞，无法与被启蒙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这样的隔膜造成的是两极的对立。一方面，非对话性的语言是非常态的，启蒙者的话语无法为民众所理解而被视为疯子。在《药》中，夏瑜对红眼睛阿义等人的悲悯在旁人看来，同样是“发了疯了”。另一方面，个人意识只停留在自我的单向言说时，思想就会退化甚至枯死，启蒙者自身也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淖，这也正是吕纬甫、魏连殳等人如无头苍蝇一般绕了一圈又回来的悲剧所在。

二

复调（poliphony）原是一个音乐术语，而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借用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提出了复调理论。关于复调小说的思想实质，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明——“在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土壤上，要出现众多互不相隔的意识是最为困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⑦多元的世界观是一个兼容、开放的体系，它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主体性，要求我们保持对自身立场的警惕。

巴赫金强调复调小说内在的对话性，狂人启蒙的对象虽然持有迥异于狂人的话语立场，但是小说中的被启蒙者却未被赋予一种主体地位，他们的声音被作者的态度所统摄，无法自主发声，因而也无法成为启蒙话语的有效的受话者。在这样的前提状况下，狂人作为一个个体无法融入到周围社会之中，启蒙者与大众之间只有冲突和紧张感。启蒙只表现为说者个人的世界观的展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听者，忽略了能动的交际功能。

狂人一次次地强调“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而一次次地深究社会的吃人特质也一步步加深了他与常人世界的隔膜与对立。直到他在第十二篇日记中，猛然意识到自己“不能想了”，因为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时，双重否定下透出的深深的绝望的清醒，“我”向来也在“我”所批判的吃人者一列！纵然是“未必”与“无意之中”，但也无法为“我”的吃人行为作出有效的辩护，这就从原先的广场式呼喊的启蒙姿态，从外在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对自身黑暗内面的警醒与反思。这无疑是更深意义上的自我启蒙，是在主体内部不同维度的声音相互交流碰撞而产生的内曜。

颇值得玩味的是，狂人在深深的绝望与清醒后，“赴某地候补矣”。最终从狂人的封闭世界出走，进入到常人世界之中，究竟是一种对启蒙的悲观，还是象征了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由“独异个人”转为既有体制内“韧”性的战斗者？⑧众多不同观点基本围绕对狂人这一人物形象的不同侧面的解读而展开，然而，狂人的“病愈”也意味着狂人世界与常人世界的对接，两个世界的封闭性也由此而敞开，显示了对话出现的可能性。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一种更为平等、更带有民间关怀的启蒙立场正在形成。

狂人的“病愈”所带来的复杂纠葛的情况，一方面是对启蒙可能性的微茫的希望。产生对话的可能性要求我们倾听各方的意见，启蒙者能和被启蒙者在思想层次可以进行对话交锋，而不是只存在一个权威性的庙堂之声。然而另一方面，重返民间也需要我们正视其所可能带来的危机。藏污纳垢的民间结构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力，觉醒的主体在回归民间的过程中势必要面临个体生命力度的消解，如何在拉近双方的对话距离的同时保持一种同情的批判，这无时无刻的自我对话、与他人的对话交流，才是孕育理解、诞生新的认识的起点。

① 《18082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②④ 《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第452页。

③ 如对《本草纲目》与《本草拾遗》的混淆，对“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混淆不同时代的人，也都基于狂人眼中的历史是“没有年代”的，只有吃人的本质。

⑤朱有义:《文本符号的解码与重构——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与标准化测试文本的语篇意义》，《俄罗斯文艺》2015年第2期。

⑥ 季剑青：《从“历史”中觉醒——〈狂人日记〉主题与形式的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⑦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来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⑧ 高远东：《鲁迅小说的典范意义》，《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