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如，余　萍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的发展，得益于官方及民间多种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与共同推动。安徽书院在宋元明时期曲折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士农工商的共同努力和官方民间的合力推进，逐渐走向鼎盛。[1]近年来，对于书院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基于安徽古代书院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厘清安徽古代书院研究现状及问题，以期对后续相关研究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安徽古代书院研究的量化统计

(一)相关文献的发表年份与数量统计

基于CNKI数据平台搜集相关研究文献，以主题“安徽书院”“徽州书院”“皖江书院”进行模糊检索及按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中提及的安徽书院名称进行逐一检索，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甄别分析，最终得到关于安徽书院研究的文献共74篇、有关专著3本。按照研究文献发表的时间查寻，检索发现现最早对安徽古代书院的相关研究从1983 年开始。从1980年到1990年期间，仅检索到安徽古代研究5篇文献资料；从1991 年到2000 年10年间，也只有13篇相关文献资料。2001 年以后，对安徽古代书院的研究开始活跃，相关研究文献不断增加，10 年间共有30篇相关文献资料。近年来的有关安徽古代书院的研究文献大约20篇。

(二)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统计

1.按主题划分。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并根据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与合项归类，发现安徽古代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主题：书院历史与书院志(17篇,1部)、书院制度(2篇)、书院与学术(11篇)、书院与地方文化(8篇)、书院官学化(2篇)、书院经费探究(4篇)、书院建筑与设计(2篇)、书院旅游开发与保护(1篇)、对当代学校教育的启示(1篇)、个案研究(12篇)、书院藏书(1篇)、书院教育(4篇)、书院与徽商(4篇，1部)，其中陈瑞、方英所著《徽州古书院》从徽州书院设置、理学发展、讲学制度及官学化等多方面进行阐述[2]，故未列入以上主题之中。

2.按地域划分。安徽省位于华东地区, 其地形不是单一的。长江、淮河从全省自西向东经过, 自然地把安徽省一分为江南、江淮和淮北等三个自然区域。与此相应地产生了三大区域文化：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围绕着地区文化，对于安徽古代书院的研究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安徽书院的研究集中于徽州地区，关于皖江地区及其他地区书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主要涉及徽州书院研究、皖江地区书院研究、其他地区书院研究、安徽书院统一概述等内容，具体见图1：

图1

(三)研究方法

关于安徽古代书院的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着重就某地某时代或某个书院的历史进行考订。近年来，关于安徽古代书院的研究，不仅从安徽书院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的历史过程探究，也开始关注书院的教育、经济各方面及其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并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沟通，例如《从竹山书院看徽州的书院文化情结》一文，从建筑学的方法出发研究徽州书院的建筑与维系。

(四)相关文献研究机构的统计

从发文的研究机构看(文献涉及多个作者分别计以单位)，对安徽古代书院研究的部门主要是高等学校，共有45篇；来自教育管理部门的研究文献5篇；来自有关科研院所的文献2 篇；来自图书馆的文献2篇；来自博物馆的文献1篇。

二、安徽古代书院研究的质性分析

对安徽古代书院相关文献的量化分析，在宏观上有利于把握对安徽古代书院研究的整体走向和现有状况，以进一步了解安徽古代书院发展的基本情况。但要更深入解析安徽古代书院研究的整体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对相关文献的内容进行质性分析。

(一)关于安徽书院的整体研究

1．关于安徽书院历史的梳理。赵所生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录有115篇历代书院志,其中吴景贤《安徽书院志》是做安徽书院研究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并且可靠的资料[3]；陈瑞、方英《徽州古书院》从徽州书院设置、理学发展、讲学制度及官学化等多方面对安徽古书院发展历史进行阐述[2]。

章觐华认为清代是安徽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以前, 安徽的书院均为乡绅、学贤或官宦所办, 都是作为忆贤、讲学用的, 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读书穷理, 宣扬某家学说[4]。张雨青根据地方志梳理了自宋朝皇祐元年建西湖书院后安徽书院发展的数量、名称及书院主讲者，认为明代是安徽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安徽书院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并介绍了明朝四次禁毁书院的诏令及官建书院与私建书院的区别与特点[5]。宋良文从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更替来研究安徽书院在四个朝代的发展状况，介绍了宋朝的紫阳、天门、八桂书院，元朝书院的官方认可与教育内容，明朝书院的繁荣及禁毁，清朝书院数量的扩张及建立起的书院制度(学习人员、按时课考、甄别升降、官课与斋课、大课与小课、开课与闭课、山长待遇、生员出路等)[6]。白新良则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探讨安徽历史上(宋、元、明、清)书院的兴起、兴盛并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安徽书院发展的流变历程[7]。

关于安徽书院历史的梳理，既有从朝代的更替进行解析安徽书院的历史流变，也有部分学者从某一朝代安徽书院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陈瑞认为，由于元朝政府文教政策的调整, 各处地方官的积极推动, 南宋遗民儒士、理学家、普通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宗族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促成了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按所在地分, 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特别是淮河流域一带, 书院创建较少。按创建年代分, 元代中后期安徽境内新建书院较多。按创建主体分, 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 绝大多数为民办, 官办相对较少[8]。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 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官学化趋势日趋严重。张晓婧以文献资料为依据，考证了明代安徽书院的数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代安徽书院的地域分布和时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时间上，明代安徽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历程；地域上，明代安徽书院的建置大多集中于皖南各府，南北差距甚大[9]。姚娟、刘锡涛研究认为，安徽书院在清朝时期发展到顶峰，在数量上不断增长，在区域分布上也更加广泛，具体分布上显现出北部少南部多、中部多东西部较少的不平衡格局[10]。

2．安徽书院与文化及学术的关系。书院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化及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晓婧的《明代安徽书院研究》认为，区域的文化发展直接影响到区域书院教育的发展，并从皖北、皖中、皖南三个文化区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明代安徽书院发展对安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促进了学术的繁荣、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安徽文化的兴盛；推行了儒学教化，促进了安徽区域人才的培养[11]。除了人才培育，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是最显著的。江小角、朱杨从桐城派姚鼐一生的主要经历出发，简述了姚鼐在敬敷书院和紫阳书院15年讲学活动中对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认识，力求通过探析姚鼐在书院中的教育教学活动，揭示书院对桐城派、安徽书院教育和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12]。

(二)关于安徽古代书院的区域性研究

安徽由于地形的多样，形成了徽州文化、皖江文化及淮河文化三大文化区。书院坐落于不同的文化区内，属于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书院的发展与地方文化、区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于安徽古代书院的研究，学者也多从区域研究着手，挖掘书院的历史、书院与文化(学术)的关系及书院所蕴含的价值。

1．关于徽州书院的研究。徽州文化近年来研究方兴未艾，徽州书院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国内诸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多从徽州书院历史、徽州书院教育、书院建筑与设计、书院与徽州文化、书院官学化、书院与学术、书院与徽商、书院经费、书院社会功能等方面展开论述。

徽州书院历史的研究。早在1999年，李琳琦在考订徽州书院的数量之后,论述了徽州书院与徽州学术思想的演变关系，认为明中期阳明心学的兴起,主导徽州学术三百年之久的朱子之学走向衰落。同时认为，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具有以下特色：讲会与课艺并行、学术与功利并举、宗族创办和商人资助。刘祥光将徽州书院分为私人式、科举式与讲会式三种,系统阐述了这三种书院在元明时期的发展情况[13]。

(1)徽州书院教育。李琳琦认为宗族创办和商人资助是清代徽州书院发展的重要动力[14]。姚辉从徽州传统语文教育的角度研究徽州书院教育的内容、形势与成就，徽州书院的讲会与塾讲制度，藏书与印刷典籍，认为徽州教育具有以下特色：德行修养与知识传授并重、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盛行“讲会”，体现“百家争鸣”精神、质疑解难问辩的教学方式、融洽的师生关系[15]。孙成岗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书院十分发达，原因在于新安理学的发展、徽商的资助、徽州刻板印刷业的繁荣及名师巨儒的游说讲学，客观上为安徽书院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认为徽州书院在教学方面具有鲜明特点: 书院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书院盛行“讲会”制度；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书院教学一般采用自学钻研，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16]。陈孔祥从徽州书院创办者的品质(兴学重教，为宗族子弟服务，意志坚强)、山长的条件(品行端正，学问精通，士林推崇)、教师的素质(聘请名儒加盟，着力组建教研结合的师资队伍)、经费筹措(充分依靠宗族、徽商的支持，积极进行资产经营)及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探索明清时期徽州书院教育成功与兴盛德原因[17]。

(2)徽州书院建筑与设计。夏淑娟从建筑学的视角，以怀古书院为中心，探讨明清徽州书院的建置与维系，认为徽州书院选址幽静形胜之地，书院建构按中轴对称原则，一般为三进到五进，同时探讨徽州书院维系的募捐方式与官方的参与程度[18]。

(3)书院与徽州文化。汪昭义从竹山书院这一历史遗存考察徽州地区的书院文化情愫及其渊源，认为徽商“贾而好儒，贾服儒行”的业儒情结；明清时期徽州山区人和土地的矛盾及士人学子中形成的朱子之学传统等因素促成了竹山书院的文化灵魂[19]。

(4)书院官学化。李琳琦从徽州书院官学化与科举化特殊状况的研究视角认为，传统的书院官学化的两个途径——官府对书院掌教聘任权的控制、官府对书院经济田产的控制和干涉，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江超从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官学化的原因(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书院自身的需要及科举的要求)出发，探讨书院官学化的途径：书院学生招收的官学化、书院学生管理的官学化及教学内容的官学化[20]。

(5)书院与学术。李琳琦认为自宋朝开始,新安理学家凭借书院的传播，程朱理学在徽州地区得到崇尚，同时唯“ 朱” 是归的新安理学, 虽然在维护朱子学纯洁性方面有所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后果：僵化学者思想，难以产生创新意识，易造成士人的逆反心理。由此，明中后期, 阳明心学通过书院不断向徽州渗透，最终取代朱子学而成为徽州学术思想的主流[21]。

(6)书院与徽商。张晓婧在阐述徽商兴办书院概况的基础上，从徽商攀缘政治势力、追求经济利润及扩大家族影响力三个方面考察其兴办书院的动机，并且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了商人书院创办的社会功能(文化传播功能与创新功能)及负面的社会效应[22]。陈亮认为，明清时期，随着徽州学术氛围的兴盛，特别是徽商在经济上的大力捐助，徽州书院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的时期，徽商推动书院发展实则出于：贾而好儒，崇尚儒家文化；攀附士阶层及扩大宗族影响[23]。

(7)书院经费探究。王丽娜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书院的经费外部来源于民间捐助，内部创收则采用贷出收息和投资房产的商业化的方式。[24]江超基于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资金来源考证，从宗族对教育的重视、宋濂对书院的捐助等角度讨论了宗族与徽州书院的关系，继而从徽商对教育的重视、徽商对书院的捐助方面阐述了徽州书院的经济来源[25]。

(8)书院社会功能。张晓婧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阐述明清徽州书院的初级社会功能(知识的传播、文化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发)，明清徽州书院次级功能的衍生(科举和仕宦)、平民教育的功能(宗族书院的教育)，及书院对徽州文化的发达及伺候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26]。

2.关于皖江地区书院的研究。安徽于清康熙六年(1667 )建省，取安庆府与徽州府的首字作为安徽省省名。由于历史上有古皖国和其境内的皖山以及皖河，故将安徽简称为“皖”，又习惯把长江流经安徽的800里江段称之为“皖江”。[27]因此，皖江地区实际上是指长江流域安徽江段的两岸区域，也就是池州、安庆、铜陵、芜湖、宣城(除绩溪县)、马鞍山和滁州市东部等沿江7个市区。基于此，文献涉及安庆、池州等地书院的研究均统括为皖江地区书院的研究。关于皖江地区书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地域上集中于安庆、池州及桐城的书院研究，在内容上仍局限为书院历史的考述，近年来逐渐涉及书院文化、书院与桐城派的相关研究。

(1)书院历史考述。阳光宁基于池州古代书院考遗和历史文化考述，研究中从“书院”的界定入手，考察池州地区历史上的书院名称、创建者及其地址。并从宋元、明、清时期池州书院数量考述，分析了池州书院时空分布与类型特点以及对安徽书院的影响[28-29]。

(2)书院与文化。汪青松从安庆敬敷书院发展历程、敬敷书院之“敬敷”内涵作为研究缘起，考察敬敷书院、桐城派及皖江文化之间的“和合”[30]。谭甲文、凌玮研究认为，池州书院的办学呈现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 官学与科举、书院共荣衰，讲会与课艺并行, 学术与功利并举，教学上注重个别指导,注重学生自学的特点，并对该地区教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31]。

(3)书院旅游开发与保护。江小角、王蔚林研究了清代作家最多、流衍区域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及与桐城派作家关系密切的文化遗存现象。如清代安徽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官办书院——敬敷书院。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就曾在该书院担任山长达12 年之久，使桐城派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得到弘扬与发展，使敬敷书院成为桐城派精神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物质载体。作者认为加强对敬敷书院的保护与利用，有利于提升皖江文化的影响力[32]。

(三)个案研究

书院的个案研究有着以小见大的作用， 安徽古代书院个案研究主要包括书院与创建者、书院与主讲者以及书院的办学特色等几方面。

张敏认为徽州紫阳书院由于受到朱熹、徽州地方文化和徽商的影响,呈现出与其它书院不同的特色。从徽州紫阳书院建立、宋元发展、明季毁考到清代兴盛的历史流变历程，认为徽州紫阳书院具备祭祀、学术讲会、肄业讲学等功能，并考察了徽州紫阳书院与地方的互动，认为在紫阳书院六百多年的历程中，书院先后得到了徽州官员、士人以及商人的支持。清乾隆之前，徽州紫阳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地方官的捐赠以及学田的田租；而乾隆以后，徽商开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了紫阳书院主要的经费来源。此外，紫阳书院的经费的管理也逐渐釆取了“交商生息”的商业化操作。清末，由于徽商的衰落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紫阳书院走向了衰落[33]。

三、对相关研究文献的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建国以来我国安徽古代书院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

从研究文献的数量上看，对安徽古代书院研究的数量近年来量有逐年增加的走向。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由于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重视，因而对古代书院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也在逐渐增加，且有关高校的本科和硕士毕业论文中出现有关安徽古代书院文化的相关讨论与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安徽古代书院及其文化研究的文献不断增加，为进一步研究安徽古代书院文献拓展了讨论空间，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经验。

从书院研究的内容上看，现有研究点主要关注如下一些领域及问题：安徽古代书院历史考述(含区域书院历史考述)、地方书院介绍、书院文化及学术关联，而对于安徽古代书院制度、文化生态、书院经费及书院建筑样态等方面研究还不够。研究者大多基于历史文献考述的角度解析安徽古代书院布局和发展流变，缺乏他学科、多视角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古代书院与学术以及文化的关系层面的讨论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挖掘，以期从中窥视和探解安徽书院独特的生态文化意蕴。

从研究的地域上看，已有研究集中于对徽州书院历史、书院与徽州文化、书院与徽商及个案徽州书院的发展等方面，对皖江地区及安徽其它地区书院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皖江地区及安徽其他地区古代书院制度的考证、各区域内古代书院分布状况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考察。对各区域内古代书院的文化生态及安徽古代书院与安徽三大文化(徽文化、皖江文化及淮河文化)的关联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

从研究具体方法上看，现有的成果大多采用文献研究而来，基本上基于某地某时代某书院发展流变，据其历史考订分析安徽古代书院发展情况。缺乏从安徽区域层面系统性、整体性剖解其书院发展与安徽文化勃兴关系, 缺乏以区域古代书院的教育内容为主线，以书院的教育名家的社会活动为断面，分析区域书院推行社会教化的原因、内容、途径及其影响，讨论古代书院教育的流风遗韵对社会教化的推展功能，缺乏基于古代书院教育解析安徽三大区域文化(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的比较研究。研究中虽然关注地方教育文化史、方志史等文献研究，但如何引入诸如人文地理学等其他学科以及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考察古代书院在安徽教育发展史上的位次及影响，追问其在安徽文化形成和发展中价值，以丰富安徽古代书院文化的研究。

从研究主体来看，现有文献大多是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完成，且正在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渗入，这可能与高校研究者所拥有的图书资料和书院文化史料等丰富资源有一定关联，有利于研究者基于古代书院制度考证剖析其历史文化遗存。但随着当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对地域文化的关注，迫切需要大量的非高校教育工作者参与到书院文化的研究中，迫切需要地方博物馆及图书馆等地方文化部门的工作者参与到古代书院的研究，拓宽安徽古代书院在藏书、刻书(包括碑刻)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讨论古代书院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对当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