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丽

【摘 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开始接触西方国家学说，并进行思考和探索，逐渐形成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本文拟通过对梁启超近代国家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如何形成与演变以及演变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其近代国家观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国家观

一、梁启超近代国家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近代的中国，面临的情况很特殊，内忧国家政治制度运行每况愈下，外患列强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如何让国家快速国富兵强，不受欺负成为当时许多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热衷探索和付诸行动的内驱力。其中，梁启超一直奋斗在寻求“救国存亡”良藥的第一线。

（一）梁启超近代国家观产生的国外背景

“当中国黄河、长江流域早已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时，泰晤士河、莱茵河流域还徘徊在原始洪荒时代。中国在进入近代之前，中华民族创造了扛鼎世界的华夏文明，而所谓“汉唐盛世”足以使中世界历史银河中的其他群星黯然失色。”[1] 随着时代的发展，纵观全世界新情况悄然出现。15世纪新航路开辟，封闭的世界一夜之间被打破，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发频繁和密切；随后17、18世纪，西方诸国工业革命异常活跃，由此催生出了资产阶级政权；到了18至20世纪，工业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相继在欧美等国爆发，从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欧美等国各方面的发展。鉴于此，纵观当时世界力量对比，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无不对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生活施加着积极的影响。以此发展速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在世界之林站稳脚跟。

然而，此时中国的发展却是“不进则退”的趋势。清朝曾出现的“康乾盛世”已成为一段佳话。到乾隆末年，清王朝辉煌不在，有的只是愈加不堪的烂摊子。从经济上看，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和官方致力推崇的“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种子久久不能顺利生长，直至扼杀在土壤里。从政治上看，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朝廷骄傲自大，无视群雄；在传统的选人用人机制下，人们只顾考取功名，无真正为国之人。从社会上看，老百姓生活压力过大，百姓暴乱四起，社会治安极差。与欧美诸国相比，大清王朝已经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二）梁启超近代国家观产生的国内背景

随着欧美列强的崛起，近代中国在与列强系列的角逐中，都惨遭失败，甚至面临亡国的危机。从此中国人“天朝上国”自信心被击得粉碎。国家无能，民族不兴。这是被列强强迫签下各种不等条约、割地赔款后的血淋淋的写照。除此之外，列强强迫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他们想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为他们获取更多在华利益提供便利。自从有了屈辱的经历和教训开始令人们醒悟如何捍卫国家利益，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家观念的重要性。至此，人们的国家观念从“婴儿期”往“成人期”转变。之后的洋务运动，早期的改良运动，其实质上都是在重新恢复“天朝上国”的自信和重构中国大国的美好理想。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梁启超的国家观开始孕育而生。梁启超的国家观随着国家局势的变化而不断的探索、推进和深入。在当时，唤起人们对国家主权、领土、政治制度、民族生存等问题的思考，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近代国家观的产生和演变

梁启超近代国家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思想”进行探索的。1902年，梁启超在《论国家思想》一文中就“国家”概念，他提到：“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只有国家”。[2]具体而言，梁启超国家观经历了由“‘天下观到‘国家观的生芽、再由‘民权国家观、‘主权国家观、‘民族建国观到‘国权国家观的推进，直至回归‘世界主义国家观”。[3]

（一）梁启超的“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萌生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4] “天下”如何变成“国家”，这是梁启超国家观萌生最初的思考。梁启超18岁那年，他才猛然发现原来地球上有五大洲，中国只是其中一个洲的一小部分。在康有为的指导和引领下，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类的书籍被梁启超认真研读。这些书籍所讲的内容，对梁启超理解外面的世界无疑是锦上添花，令他脑海中“国家”观念愈发明朗。除此之外，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一、二年借担任传教士秘书一职的机会，为李提摩太传教士翻译了许多国外的知识，这样梁启超收获了比之前更多，更全的西方知识。这些知识的吸收让梁启超的“世界”概念逐渐清晰，自然而然，他对“世界”的认识慢慢代替了他对“天下”的认识。即梁启超对国家的概念由“天下”概念，逐渐转变为“国家”概念。

（二）梁启超的“民权”国家观

现代“公民权利”思想发展是梁启超现代国家观念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人们面临着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于是以救国改革为口号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影响深远的如《海国图志》、《赢环志略》等出版物的发行，人们对西方世界有了初步认识，视野逐渐打开。随着西方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送道，加之中国官员纷纷著书介绍西方国家发展情况；以及清末知识分子对西方各国发展很是欣赏，尤其是对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认同；由此中国的民权思想出现了。在这样的氛围下，梁启超对公民权与君主制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论述公民的权利是什么。他认为公民权利是每个人都有的自主权。由于梁启超对满清统治现状极不满，他的“公民权利”也明显带着自己主观意志的色彩。因此梁启超的“公民权利”思想应分为两个时期。在1898政变之前，梁启超认为君主与公民之间的权利是对立的，然后对西方公民权大肆宣扬。在逃离日本之后，梁启超极度排斥满清，试图提倡以人民为主的革命观念。

（三）梁启超的“主权”国家观和“民族建国”国家观

面对国破家亡千钧一发之际，梁启超开始意识到“主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为了引起人们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建国的重视，梁启超奋力提出“主权”和“民族建国”的观点。就“主权”而言，梁启超认为有主权，才会有完整的国家，国家主权必须誓死捍卫。1899年，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一文中提到“‘有形之瓜分，更要警惕‘无形之瓜分”。[5]同年，梁启超把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刊登在《清议报》上。对其内容，梁启超首先向人们介绍了伯伦知理的近代国家主权理论，他期望中国读者对西方近代国家理论有个系统而全面的认识。就“民族建国”而言，20世纪初梁启超对民族主义进行详细论述，他论述的核心围绕着帝国主义展开，其目旳就是帮助人们看清帝国主义“吃人不吐骨头”的丑态。同时，梁启超提出了“民族建国”的救国方略。1903年随着研究的深入，梁启超又提出以融合国内各少数民族为主要内容的建国理论，崇尚构建以汉族为主的“大民族主义洲国家”。[6]对于国家主权与民族，梁启超则认为，在世界中，只有一个国家的情况是不成立的。世界与国家关系上看，就是主权与民族的概念问题。

（四）梁启超的“民权”国家观向“国权”国家观转变

梁启超逃亡日本前，他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理论能使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以至于可以对抗列强的侵略。因此他大量阅读日译的西方书籍，开启他的国家构建蓝图的探索大门。在19世纪末、20世纪，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席卷全国，国权主义、强权理论也不甘示弱，像花儿般点缀着已铺满帝国主义思想的日本大地，随后“国权”成为日本主导思想。此外，1903年梁启超前往美国考察，赏识其民主政治，臣服于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由此梁启超的国家观念发生了变化。梁启超由追隨民权思想转而力倡国权思想，从激烈革命向改良渐进转化。鉴于这次转变的持续影响，使得梁启超的国家观以“国权”思想为主，“国权”国家观成为梁启超日后国家观主要思想，一直到民国初年。

（五）梁启超的“世界主义”国家观

从1903年开始，梁启超以“国权”思想作为自己国家观的一贯立场，但本质上看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国权”国家观是以国家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十分有实践价值。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亲赴欧洲考察学习，他敏锐地发现欧洲各国情况与中国不同，特别指出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他回国后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此著作是梁启超观察欧洲社会政治后之作。此后，梁启超对之前信奉的“国权”国家观开始反思批判，提出“世界主义”国家观。同时，“梁启超的‘世界主义国家观有回归早期‘大同观的倾向。”[7]1922年，梁启超开始呼吁人们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大同观”[8]就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推崇。晚年的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的赞赏和由衷的感叹文化魅力的奇妙。他倡导人们要树立传统文化自信，要保护好自己的宝贝。这是梁启超对西洋文化输入中国后反作用的反思与批判，对当时中国过度媚洋风气的警醒。

三、梁启超国家观演变的原因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国家观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梁启超不断更新其“国家观”认知。与他当时善变的世情、国情、人情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梁启超所处的内外环境为出发点，进行分析其国家观演变的原因。

（一）“开眼看世界”的影响

近代中国被外敌各种蹂躏，人们“天朝上国”的美梦瞬间被击破。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国家的未来。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部分有眼光的官员、学者开始谦虚主动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林则徐翻译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介绍法、俄、英、美、等国的国貌、社貌。魏源汇编成《海国图志》。该书详细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成为当时中国最详细的世界史地书籍。徐继畲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攥成《赢环志略》，记述世界各国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并配有大量地图，书中议论，包括文字考订和史实评析，内容严谨、资料准确。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纷纷把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通过著书的方式告诉人们，帮助人们树立除中国之外，还有更先进国家的观念，从而确立一个“世界观”。梁启超也是通过这些书籍开始把自己早期“天下”的认知，往“国家”的认知转变。他在评价《海国图志》和《赢寰志略》在清末的影响时说道：“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9]

（二）西方国家学说的借鉴

西方国家学说对梁启超的国家观的形成和演变影响极深。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他接触了许多日译过来的有关西方国家学说的著作。他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并于1901年写出《卢梭学案》一文，他对卢梭所提到的社会契约论、人民公意（即国家主权）理论作了介绍。他指出，所谓社会契约关系就是国家的自由意志始于人民，是建立在人民自愿保护个人生命财产的前提下的。全体人民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在国内，人们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主权的参与者，也是他们自己法律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因此，梁启超从人民主权理论出发，坚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政府和国家的进步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是皇帝和少数有识之士。在1903年，梁启超赴欧美游历。在美国，他考察了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华人组织团体。他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民主政治是解决当时中国制度弊端和发展国家最佳途径的信念再次被自己否定。梁启超回国后，以《政治学大家泊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完全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王权学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这篇文章的问世也标志着他的近代国家学说逐渐成熟。

梁启超近代国家观的形成和演变，烙上了时代发展的印记。“国家”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启超很好的诠释了特殊时期学者所应肩负的使命。经实践证明，梁启超所提倡和不断更新的“国家观”并不能真正使中国获得新生，但从一定程度上迈开了中国政治的探索步伐，推进中国政治制度的大胆尝试，同样值得后人去敬仰。

【参考文献】

[1]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J].清史研究，2004（02）：46-60.

[2]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J].近代史研究，1997（04）：218-229.

[3]唐静.“欧游”后梁启超国家观的转变及其局限[J].兰台世界，2016（15）：88-90.

[4]王鹏辉.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J].人文杂志，2014（11）：73-81.

[5]董俊.梁启超早期近代国家观中的自由精神[J].社会科学战线，2017（12）：270-273.

[6]王晨. 梁启超国家观演变探析[D].中原工学院，2015.

[7]张衍前.论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J].理论学刊，1996（02）：70-74.

[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1集 新民说 论国家思想[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556.

[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2集 瓜分危言[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879.

[1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地理学.北京[M].东方出版社，2004： 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