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高度重视的伟大工程，充分发扬优良作风事关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伟大梦想和现实追求。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作家初探了党风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转化；基于此，毛泽东开创了“党风”概念，深化概念为理论体系，做出了党风建设的实践布局；通过了解党风建设的理论渊源，具体的实践布局，有利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于为执政党的后期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建国初期 党风建设 理论溯源 实践布局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反映，党风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一系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作风标志。追溯党风建设的理论溯源，构建党风建设的实践布局，認真总结历史经验对深化党风建设、进而推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实践的意义。

一、经典作家与党风建设：涵盖理论逻辑，兼备初探经验

（一）党风建设的学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在相关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党风”“党的作风”“党的作风建设”相关的概念，但是，在其完整的建党学说和党建理论中，特别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他们逐步注意到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的重要性，蕴含了大量的关于作风建设的思想，诸如：1979年，在《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信中，恩格斯批判了赫希伯格一伙懦弱的做法，初步明确提出“作风”一词，即反对把“无稽之谈和这样的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1]。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党风建设的方向上“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2]（P416）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党风建设中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作风。另一方面，他们明确指出奋斗目标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411）。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为了凝聚内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正视自身和他人的缺点与不足，提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3]，这在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得到充分体现——“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4]（P21）。在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上，更是提出了“不要那么气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4]（P88）的倡议。

这些思想的提出涉及到了唯物观、自我正式与自我批评观，这些思想初步构建了党风建设的学理支撑，为无产阶级政党后来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思想遵循，同时也为中国执政党在作风建设上提供了科学指导。但是，因受当时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党风建设并没有在那一时期形成完整的、稳定的理论体系。此外，他们虽开始认识到党的作风建设的问题，但较多地是在口头上的号召和宣传，缺乏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与实施。

（二）党风建设的实践借鉴——列宁的现实转化

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党风建设思想，列宁实现了党风建设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自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国执政党之后，出现了“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人民群众”[5]（P343），为此，列宁审时度势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形成了大量党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为我国的党风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实践指南和经验借鉴。

在作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列宁肯定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多次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应该注重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认为 “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5]（P302），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为了纠正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他提倡联系、走访和帮助群众，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争做一个“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6] 不同性质的新型执政党。

总之，列宁形成了党风建设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案例，他认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的关键在于指导实践。他不仅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如的重要性，还建立党内外监督，尤其是群众监督制度，进而将“反腐败”上升到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保障层面。同时，列宁要求呼吁批评与自我批评，注重现实基础上发挥民众监督作用，提高党员党性和领导干部的素质水平。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实践经验。

二、毛泽东与党风建设：由概念走向体系，注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一）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开创依据——毛泽东的理论体系形成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期，毛泽东同志深入调查、注重实际的理念，号召全党树立一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工作作风。在全面认识国内实情的基础之上，他意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事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同时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党内理论教育滞后于党内队伍的发展，以及革命领导权问题导致党内“左”的错误思潮盛行，三次脱离实际的 “左”倾错误，给党风建设带来了打击和重创。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1937年分别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著作以及《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并付诸行动地开展1942延安整风运动，首次提出“党风”概念，即“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8]（P812）。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更加强调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针对党内作风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居功自满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同志于1945年9月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P1093）的三大作风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为建设和改革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保障。

在建国前夕，为了贯彻执行理论体系中“三大作风”的内容，重视加强“党内修养”以克服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和思想不纯的问题，毛泽东于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两个务必”的告诫对中国共产党员的工作方式提出具体的新要求，并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党风建设的实践布局——毛泽东的党风政策执行

在建国初期，為了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全党全军全民共同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在思想、组织以及制度上的建设，并取得了重大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政策文件指示的贯彻实践上。

就局部范围的政策布局来说，195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初步设计了从整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开始，调动全军全党结合工作，总结经验，学习文件，力图克服领导干部中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问题。为了对党员生活进行规范性约束，1951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三反”要求；为了更大范围反对不良作风，于1952年开始对全国工商业者提出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具体要求。

就全国范围的政策设计来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党当前主要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0]，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与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与之同时，毛泽东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发扬思想和作风两方面的优良传统，切实地把群众路线作为重要的问题写进党的总纲，明确了全党范围内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综上所述，毛泽东开创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党风，如何建设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以及如何在实际行动中开展党风建设工作等一系列的问题。毛泽东形成的党风建设的理论体系与实践布局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首先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道路，指明了我党未来推进党风建设应该遵循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生活中，毛泽东党风建设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党规政策，规范党内外的思想，不断促进党内作风建设的自我完善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64-36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32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 人民出版社， 2009.

[6] 列宁全集： 第39卷[M]. 人民出版社， 1986： 225.

[7]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1-112.

[8]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9]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439.

[1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

作者简介：焦一曼，女，汉，江苏徐州人，1991年12月出生，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