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海超 崔剑锋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商周时期对于铜器金属原料来源的研究往往是归属于科技考古的重要内容。铅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段是应用于此类研究的主流方法。但考古材料中也存有一些关于金属资源流通的重要线索，如铜器铭文、矿冶遗址的发现等。无论是科技手段还是考古材料都难以单独立论，以考古材料为线索提出问题，利用科技分析手段进行验证，或是值得尝试的思路。本文即从铜器铭文出发，结合考古遗存分析和科技手段，探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晋、楚间的铜料流通现象。

一

商周金文中通常以“金”字代指铜料，关于铜料流通的金文记载颇多。根据铜料流通的模式划分，主要包括赐金、俘金和献金等几类，而以赐金记载最为常见。除此以外，个别铜器铭文中还有关于铜料交换的记载，晋姜鼎即属此例。晋姜鼎在北宋时期出土于陕西韩城，《考古图》《博古图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均有收录。历代学者对于晋姜鼎的铭文考释等多有研究，铭文中有如下记载:“……嘉遣我易鹵積（积）千两（辆）……征䋣（繁）汤□，取氒（厥）吉金，用乍（作）宝尊鼎……”。对于这段铭文反映的史实，李学勤认为“繁汤”即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阳，晋姜鼎和戎生编钟记载了同一史实，即晋国以大量的盐前往繁汤交换铜料[1]。另外《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杜预注:“繁阳，楚地，在汝南鲖阳县。”因此这段铭文记述的当是晋楚之间的盐铜贸易。关于晋姜鼎的年代，裘锡圭认为器物制作年代当为春秋早期；李学勤断代为昭侯六年（前740年）；白川静则推断为昭侯二年（前744年），还有其他各家意见，略有分歧，但年代定于春秋初年当无疑[2]。综上而论，根据晋姜鼎的铭文可以明确春秋初年晋国有大量铜料来源于楚。

铜器铭文记载固然明确，但仅仅凭借铭文定论这一铜料流通现象似乎略显不足。以“二重证据法”为原则，若对晋、楚两国铜器进行科学分析，发现两国铜器使用的铜料有密切关联，则基本可以明确这一记载的真实性。由此则首先需要确定春秋初年前后晋、楚两国的典型铜器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春秋初年前后晋国铜器可以晋侯墓地最晚阶段墓葬所出铜器为代表，而同时期的楚国铜器则数量不多。十分巧合的是晋侯墓地西周晚期墓葬（M64）中恰好出土有一套楚公逆钟。据发掘简报介绍，该墓出土的编钟共1套8件，形制相似，均铸铭文[3]。但根据一些学者在文章中的描述可知，8件甬钟中有2件铭文与楚公逆无关，形制也属典型的周式甬钟[4]。这2件钟当为成编钟1套8件之制而后来添加的拼凑品。即便6件明确的楚公逆钟也可分为两组。一组为较大的2件，枚、篆之间以阴线带间隔，另外4件独成一组，以乳钉代替阴线带间隔枚、篆。

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周式甬钟相比，楚公逆钟显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对此不少学者已经有所关注[5]。晋侯墓地的M8、M9、M93等墓葬中便发现有周式编钟。相较而言，楚公逆钟的基本形制与周式编钟并无差异，均为合瓦、柱甬，但在细部纹饰上却存在不同之处。以发表图像的楚公逆钟之一（M64︰93）与M93出土的一件周式甬钟（M93︰72）为例。周式钟（M93︰72）枚、篆之间以阴线间隔，篆部饰以斜角云纹，鼓部为对称顾首龙纹（图一，2）。楚公逆钟（M64︰93）的枚、篆则以双阴线夹乳钉间隔，这种乳钉在西周中晚期中原地区的甬钟上已经罕见，并非周式甬钟流行风格。篆部所饰的蝉纹在中原地区多流行于晚商时期，周式甬钟篆部以斜角云纹为多数之例，不见这类特殊纹饰。楚公逆钟（M64︰93）在鼓部装饰的龙、凤、虎纹以及敲击点所示的穿山甲纹更是罕见（图一，1）。周式甬钟在敲击点多饰鸟纹，穿山甲形动物纹饰尚不见于周式甬钟。由此来看，楚公逆钟与晋侯墓地出土的周式甬钟相比具有独特的装饰风格，当为楚地特色。

图一 楚公逆钟与周式甬钟对比图

至于楚公逆钟的年代则需要讨论楚公逆其人的所在年代，对此多数学者同意孙诒让的意见，即楚公逆是《史记·楚世家》中的熊咢，熊咢即位于周宣王二十九年（前799年）卒于周宣王三十七年（前791年），属西周晚期，与晋侯墓地M64的年代以及晋姜鼎作器之年相差不远。因此可知楚公逆钟属于典型的楚器，年代与晋姜鼎相近，可以作为楚国铜器的代表。而晋侯墓地尤其是出土楚公逆钟的M64主要随葬中原式铜器，可作为晋国铜器的代表。楚公逆钟出现在晋侯墓地本身就暗示着两国间的交流，以交流品作为对比研究对象讨论两地间的铜料流通更具说服力。下面即分别对晋侯墓地出土的中原式铜器及楚公逆钟进行科学分析，对比晋、楚两国铜器所用铜料的异同。

二

讨论青铜器的矿料来源以往应用最多的是铅同位素分析方法。但青铜器中铜、铅、锡的混合效应往往会对铅同位素方法的应用造成困难。一般认为，青铜器中铅含量达到或超过2%时，铅同位素信号主要指征的是铅料来源。因此铅同位素方法对于探讨铅青铜的铅料来源较为适宜，对于铜料来源的研究则有待探索。近年来，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RLAHA）开创了“微量元素分组”研究方法，为矿料来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这种方法是选取砷、锑、银、镍四种微量元素作为标准，通过四类元素在器物中的有、无建立16个分组，有、无的标准定为0.1%（表一）。以第9组为例，该组微量元素的构成为YNYN，Y（Yes）代表有，N（No）代表无，元素的排列顺序为砷、锑、银、镍，那么第9组为含有砷、银元素而无锑、镍元素的微量元素小组。不同的微量元素小组仅代表特定的微量元素组合，对于其具体含义和指征的金属原料类别则需要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微量元素小组大部分情况下指征的是铜料来源，也有一些微量元素小组会受到铅料添加的影响。此外，选择这四种元素一方面因为它们是微量元素示踪研究中最为有效的元素，可称为“诊断性元素”[6]；另一方面这四种元素也是以往发表数据最为常见的元素，为利用已发表的数据提供了可能。这种方法已经在欧洲铜料流通的研究中取得成功[7]，本文即以此方法为基础，讨论晋、楚两国铜器所用铜料的异同。

晋侯墓地发掘有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共9组19座，出土有大量青铜器。我们选取晋侯墓地早、晚各阶段墓葬出土的180件青铜器，对铜器取样并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实验室的ICP-AES测定微量元素数据，之后以微量元素分组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显示晋侯墓地的180个数据集中分布在4个比例超过10%的微量元素小组，包括1组、3组、6组和12组（表二）。出土楚公逆钟的M64属西周晚期，其中23件晋国铜器经过测定，微量元素小组中比例最高的四个组别也为1、3、6、12共四个组别，与晋侯墓地铜器的整体模式大体一致（表二）。综合两批数据，可以认为晋国西周晚期铜器使用的金属原料类型以1、3、6、12组原料为主。

至于这四个微量元素小组指征的是铜料还是铅、锡料则需要结合主量元素的分布特征，分析主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的关系。晋侯墓地所有数据中锡含量低于2%的仅有6个数据，多为铅、锡含量均低于2%的1组数据。其余数据可分为铅锡青铜和锡青铜。考虑到锡料的添加后，微量元素组合仍呈现多元化特征，包括四种微量元素均无的1组也占有相当比例，因此推测锡料的添加对微量元素组合并无明显影响（表三）。锡青铜共有98个数据，以1、3、6组为主，12组也占有少量比例，但12组的铅含量平均值超过1%，远高于其他三个组别的铅含量，12组可能受到铅料的影响（表三）。铅锡青铜则主要分布在6、12组，其中12组占半数比例，其他组别甚少，很明显这两组当是受到铅料添加的影响（表三）。由此大体可以判断1、3组主要指征的是铜料来源，而6、12组尤其是12组则受到铅料的影响。这种情况与我们对叶家山铜器群的分析结果相符合。1、3组分别为四种元素均无的小组和仅含锑元素的小组；6、12组则分别为砷锑组和砷锑银组。1、3组可能在添加铅料后变为6、12组，由此可以推测其添加的铅料应当是含有砷、锑原料的铅料和含有砷、锑、银元素的铅料。

表一 微量元素分组（元素顺序为砷、锑、银、镍）

表二 晋侯墓地出土铜器微量元素组合比重表

表三 晋侯墓地铜器合金类型与微量元素分组关系表

对于楚公逆钟，我们选取其中3件以同样的方法测定微量元素数据。微量元素分组结果表明3件楚公逆钟的数据有一件属于1组（NNNN），另2件属3组（NYNN）。3件楚公逆钟均为锡青铜类型，可排除铅料影响；1组又为四种元素均无的特征，因此楚公逆钟数据对应的微量元素小组应当指征的是铜料来源。对晋侯墓地铜器的分析可知1、3组也是晋侯墓地西周晚期所用的主要铜料来源。也就是说楚公逆钟所用铜料来源与晋国西周晚期的铜料来源是一致的。科技分析结果与晋姜鼎铭文记载相吻合，春秋初年晋、楚间的铜料流通在相隔不远的西周晚期应当已经开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件楚公逆钟使用了1、3组两类不同的铜料制作。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楚公逆钟的生产批次相关。在6件楚公逆钟里，至少存在两种类型。也就是说楚公逆钟并非同一批次铸造的一套编钟，而是拼凑而成。楚公逆钟铭文末尾也记载了楚公逆用进献的铜料铸造编钟百肆，“百肆”即便是虚指，也可推测所铸楚钟数量庞大。如此数量的楚钟不大可能一次铸成，因而不同批次铸造的铜钟或许使用不同批次、类型的原料，这可能造成了楚公逆钟数据分属于1、3组的情况。除M64出土的楚公逆钟外，尚有宋代政和年间出于嘉鱼县太平湖的楚公逆钟，录于《钟鼎款识》，其铭文内容与M64出土楚公逆钟不同，并非一套，但其中若干字的字体与M64出土楚公逆钟的铭文字体极为相似。这件传世楚公逆钟是否也属楚公逆铭文提及的百肆编钟之一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楚钟这种特殊的大批量生产方式也值得关注。

三

以上结合晋姜鼎铭文和科技分析结果，可知至少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年，晋国所用铜料有部分源于与楚国的贸易。楚公逆钟的铭文则进一步为楚国铜料的来源提供了线索。目前关于楚公逆钟的铭文释读有多种意见，我们综合李学勤、黄锡全、董珊等的观点对铭文释读如下:

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

高祖考，夫（敷）工四

方首。楚公逆

出求人用祀四方首，休多禽

□□内（纳）飨（享）赤金九万钧

楚公逆用自作□□鍚钟百□。楚

公逆其万年

寿，用保□大

邦，永宝。

学者们对铭文的不同意见集中于“四方首”含义的探讨。李学勤将铭文前后出现的四方首分别释为四方之神和祭祀四方的首级[8]。董珊则进一步认为“四方首”指四方社、稷之神，楚公逆为祭祀“四方首”而外出寻求祭祀所需人牲[9]。黄锡全、于炳文则认为“四方首”即四方方国的首领、君主或部落酋长，代指楚境的四方[10]。除了这些不同意见外，多数学者对于铭文主旨有着相同理解，即楚公逆为祭祀先祖等外出寻求贡品，多有收获。它族向楚进贡赤铜九万钧，楚公逆用这些铜料铸造了大量的钟。

微量元素分组研究已经表明楚公逆钟所用铜料与晋国西周晚期使用的铜料存在联系。楚公逆铭文中又明确指出铜料之来源为他族进献，这使得进一步分析楚国所用铜料的来源成为可能。讨论这一问题则需要关注进献铜料的主体，也就是“内（纳）飨（享）赤金九万钧”之前的两字。黄锡全、于炳文认为这两个字当意为“钦明”，“四方首领赞美熊鄂勤劳不懈于国，威仪悉备，照临四方，入贡赤铜九万钧”[11]。李学勤则认为其为人名或族名[12]。无论哪种解释，铜料由它族进献则无疑问，进献之族或为一族或为多族，则不得而知。由于进献铜料约合五六百吨，数字惊人，不少学者意识到铜绿山可能是铜料来源地[13]。但对于铜绿山遗址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与楚之关系以往并无深入讨论。此外，铜绿山东南尚有瑞昌铜岭采矿遗址。只有对这些采矿遗址的文化面貌和相互关系全面了解才能对铭文所载的铜料来源做出判断。

我们曾对长江中下游商周时期采矿遗址从技术体系和考古学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过综合整理，以此对各采矿遗址的文化属性及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其中采矿遗址的技术体系以井巷支护结构最具特征，另外还包括铜矿开采方式及生产工具等方面。通过系统梳理，我们认为西周时期铜岭遗址与铜绿山遗址的竖井和平巷结构均采用了榫卯结构。榫卯结构是铜绿山遗址自晚商至战国一直使用的技术，而铜岭遗址在商代和春秋时期则使用独特的碗口接式技术。此外，铜岭遗址在开采方式上区别于铜绿山遗址的一点是在商代和春秋时期都发现了露天开采的槽坑遗迹，但西周时期的槽坑遗迹尚未发现。两遗址出土的铜、木工具也多有区别。如铜岭遗址自商代到春秋时期始终以小型铜锛、凿类器形为主，铜绿山遗址出土的铜工具则有大型化趋势以适应井巷截面的增大以及生产能力的提升。但两地在西周时期工具上的相似性更多一些。因此，从技术系统来看，铜岭和铜绿山遗址在西周时期表现出很大程度的统一性，但这种一致随着春秋时期铜岭遗址恢复到之前的技术体系而结束。

两个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恰好反映出相同的趋势。商时期铜岭遗址的陶器群由商文化、万年文化及吴城文化三类文化因素的陶器组成。铜绿山遗址缺乏商时期材料，但根据附近阳新大路铺发达的冶炼遗存以及大路铺文化的分布范围推测，铜绿山遗址可能由大路铺文化人群控制。西周时期，以附耳甗、刻槽鬲足、镂孔豆等为代表的大路铺文化急剧扩张。铜绿山遗址处于大路铺文化分布范围内。铜岭遗址除本地土著风格陶器外，大路铺文化因素成为铜岭遗址陶器群重要的组成部分。铜岭遗址西周时期在采矿技术系统上与铜绿山遗址趋同化，这当与大路铺文化的扩张存在密切关系。

楚公逆钟的作器年代为西周晚期，则楚公逆钟铭文所述事件不晚于此。联系到西周时期铜绿山和铜岭遗址属于同一采矿技术体系，且均在大路铺文化控制范围内或受其强烈影响，则铭文所载向楚进献铜料之族群很可能为大路铺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从楚公逆钟铭文以及采矿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楚国使用的铜料可能有相当部分源于大路铺文化所代表人群的进献。但楚国此时是否直接参与了铜矿的开发仍不确定，铜岭遗址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出现楚文化因素，表明此时楚国势力可能直接介入该铜矿的开发。

四

以上结合铜器铭文和科技分析，我们认为晋国西周晚期铜器所用的铜料有相当部分来源于楚国。晋姜鼎所载晋、楚铜料流通之事不仅可信，且在西周晚期就已经开始。此外，进一步结合楚公逆钟铭文及对长江中、下游采矿遗址的考古学分析，我们对楚国铜料的来源做了进一步考证。楚公逆钟铭文所载向楚进献“赤金九万钧”的族群极有可能为大路铺文化所代表的人群。根据以上分析可初步建立起铜料由大路铺至楚再至晋的流通路线。进一步而言，楚国向晋国流通的铜料为1、3组铜料，根据我们对西周时期其他地点铜器的研究，这两组恰好是西周时期中央作坊使用的主要铜料类型。那么1、3组铜料也有可能通过晋国向中央王朝流通。若此推测为真，则可全面复原铜料从大路铺至楚再到晋并最终流入西周中央王朝的整个流程。尽管这一推论尚无充分的证据支持，但结合铜器铭文、考古遗存以及科技手段的方法应是解决金属资源流通问题的可行途径。

附记：本文利用的微量元素分析方法由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Peter Bray博士和Mark Pollard教授等设计，特此致谢！

[1]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375-378.

[2]a.[日]白川静.金文通释（卷四）[M].千叶：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73：81-97页. b.同[1].

[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J].文物，1994(8)：5.

[4]a.高西省.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J].文物，2015(1)：45-47.b.张昌平.吉金类系—楚公□钟[J].南方文物，2012(3)：165.c.刘绪.晋侯邦父墓与楚公逆编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d.李朝远.楚公逆钟的成编方式及其他.青铜器学步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5]高至喜.晋侯墓出土楚公逆编钟的几个问题[C]// 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346-349.

[6]a.P.Bray.Exploring the social basis of technology：re-analyzing regional archaeometric studies of the first copper and tin-bronze use in Britain and Ireland[D],2009.b.P.Bray and A. M.Pollard,A new interpretativeapproach to the chemistry of copper-alloy objects：source, recycling and technology[J]. Antiquity. 2012 (86)：853-867. c.A.M.Pollard, P. Bray, C. Gosden.Is there something missing in scientific provenance studies of prehistoric artefacts?[J]. Antiquity. 2014(88)：625-631.

[7]同[6].

[8]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J].文物，1995(2).

[9]董珊.晋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新探[J].中国历史文物，2006(6).

[10]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J].考古，1995(2).

[11]同[10].

[12]同[8].

[13]a.柯鹤立.试论晋侯邦父墓中的楚公逆编钟[C]// 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360.b.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