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孟洲 吴超明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小平底罐是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考古遗存中极具特色的一类陶器。其造型的最大特点是底部为较小的平底或近平底，有的需借助器座才可平置地面。根据已发表材料看，小平底罐最早出现于三星堆文化一期，经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一期[1]的大部分时间，直到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偏早阶段才消失，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至西周前期偏早阶段。地域上小平底罐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什邡、广汉、彭州等偏北地区和郫县、新都区、青白江区、金堂县、温江、成都市区等中部地区。据统计，目前已公布出土或采集小平底罐的遗址点有49处，公布线图并能辨别的小平底罐有598件（附表）。

学界对小平底罐的称谓有所不同，有的称为小平底盆[2]，或将某些形制的小平底罐称为盏[3]或杯[4]。目前仅有学者对个别地点的小平底罐进行研究[5]，或在相关分期研究中有所涉及[6]，还不见对该类器物的系统研究。由于小平底罐这类器物数量多，形态特征变化敏感，广布于四川盆地及周邻地区，在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文化分期、谱系、人群流动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多项课题的研究中都是必须涉及的一类重要器物，且目前已经发表了足够多的标本数量，故本文拟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先对成都平原的小平底罐进行系统的类型学分析，考察该地区小平底罐的分期与年代、发展与消亡、及功用等问题，再对十二桥遗址和峡江地区的小平底罐进行分组研究，从而达到整体认识四川盆地出土小平底罐的目的。

一、类型学分析

依据小平底罐的整体形态差异，分为以下十四型。

A型：侈口，弧肩，肩部较长。依据腹部形态差异，分为二个亚型。

Aa型：下腹微内弧，可分为四式。

Ⅰ式：标本三星堆DaT2③：15[7]（图一，1）。

Ⅱ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415⑪：182[8]（图一，2）。

Ⅲ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314⑨：44（图一，3）。

Ⅳ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415⑨：104（图一，4）。

演变趋势：整体造型逐渐变矮；肩部逐渐变短；下腹内弧的程度逐渐减弱。

Ab型：下腹斜收，微外弧，可分为四式。

Ⅰ式：标本三星堆AaT14③：63（图一，5）。

Ⅱ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516⑫：12（图一，6）。

Ⅲ式：标本三星堆86ⅢH36③：9（图一，7）。

Ⅳ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416⑧B：60（图一，8）。

演变趋势：除下腹外，其余特征同于Aa型，且肩部有上抬的趋势。

B型：侈口，弧肩，肩部稍鼓，腹部内收缓慢。依据肩部形态差异，分为二个亚型。

Ba型：肩部弧度明显，可分为六式。

图一 A、C、E、I型小平底罐

图二 B、Da型小平底罐

Ⅰ式：标本富通光缆H6：6[9]（图二，1）。

Ⅱ式：标本精品房H2331：1[10]（图二，2）。

Ⅲ式：标本金海岸H11：14[11]（图二，3）。

Ⅳ式：标本李家院子H4：6[12]（图二，4）。

Ⅴ式：标本万博H659：8[13]（图二，5）。

Ⅵ式：标本万博M195：1（图二，6）。

演变趋势：口沿逐渐变长，唇部由方唇逐渐变为尖唇；肩部逐渐变短，外鼓程度逐渐减弱；底部逐渐变小，甚至近尖底。

Bb型：肩部弧度较Ba型弱，可分为七式。

Ⅰ式：标本富通光缆T204⑥：15（图二，7）。

Ⅱ式：标本精品房H2323：4（图二，8）。

Ⅲ式：标本金海岸H1：5（图二，9）。

Ⅳ式：标本金海岸H11：20（图二，10）。

Ⅴ式：标本金海岸T1818⑤：40（图二，11）。

Ⅵ式：标本供应站T0604⑥：4[14]（图二，12）。

Ⅶ式：标本万博M198：1（图二，13）。

演变趋势：同Ba型。

C型：侈口，鼓肩，器身最大径与通高的比值接近2，整体造型较矮。依据肩腹形态差异，分为二个亚型。

Ca型：肩部圆凸，腹部内弧。标本三星堆86ⅢT1415⑨：175（图一，9）。

Cb型：斜肩，肩腹交接处凸鼓，腹部微外弧。三星堆86ⅢT1516⑧A：148（图一，10）。

D型：侈口，鼓肩，器身最大径与通高的比值为1.2～1.8，整体造型较C型高。依据肩腹形态差异，分为四个亚型。

Da型：肩部圆鼓，腹部斜收较缓，可分为七式。

Ⅰ式：标本富通光缆H3：8（图二，14）。

Ⅱ式：标本精品房H2323：1（图二，15）。

Ⅲ式：标本中海国际2号H26：50[15]（图二，16）。

Ⅳ式：标本李家院子H3：67（图二，17）。

Ⅴ式：标本强毅汽车H4：9[16]（图二，18）。

Ⅵ式：标本万博H659：5（图二，19）。

Ⅶ式：标本万博M200：2（图二，20）。

图三 Db、Dc、Dd型小平底罐

演变趋势：同B型。

Db型：肩部圆鼓程度较Da型稍弱，腹部斜收程度较Da型强，可分为六式。

Ⅰ式：标本富通光缆T206⑥：6（图三，1）。

Ⅱ式：标本朱王村H10：15[17]（图三，2）。

Ⅲ式：标本中海国际2号H25：2（图三，3）。

Ⅳ式：标本强毅汽车G1：3（图三，4）。

Ⅴ式：标本供应站H7084：6（图三，5）。

Ⅵ式：标本供应站T0507⑤：1（图三，6）。

演变趋势：同B型。

Dc型：似Db型，肩部弧度较Db型弱，可分为六式。

Ⅰ式：标本富通光缆T206⑥：21（图三，7）。

Ⅱ式：标本朱王村H10：12（图三，8）。

Ⅲ式：标本兰苑H142：3[18]（图三，9）。

Ⅳ式：标本新华村H4：736[19]（图三，10）。

Ⅴ式：标本万博H834：5（图三，11）。

Ⅵ式：标本万博H709：9（图三，12）。

演变趋势：同B型。

Dd型：似Dc型，惟肩部较Dc型短，可分为四式。

Ⅰ式：标本方源中科H1：2[20]（图三，13）。

Ⅱ式：标本柳岸村H3①：576[21]（图三，14）。

Ⅲ式：标本柳岸村YT2⑤：19（图三，15）。

Ⅳ式：标本米筛泉H5：17[22]（图三，16）。

演变趋势：除唇部和底部外，其余特征同于B型。

E型：侈口，折肩，肩腹斜直。依据肩部与腹部的内夹角大小，分为二个亚型。

Ea型：肩部与腹部的内夹角几近90度。标本三星堆CaT1②：18（图一，11）。

Eb型：肩部与腹部的内夹角大于90度，可分为三式。

Ⅰ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415⑨：48（图一，12）。

Ⅱ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516⑧A：29（图一，13）。

图四 F、G、H型小平底罐

Ⅲ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516⑦：19（图一，14）。

演变趋势：整体造型逐渐变矮；肩部逐渐变短，且有上抬的趋势。

F型：侈口，折肩，肩腹多带弧度。依据肩部形态，分为二个亚型。

Fa型：肩部较短，上抬较甚，可分为四式。

Ⅰ式：标本中海国际2号H26：10（图四，1）。

Ⅱ式：标本万安药业T4⑥：112[23]（图四，2）。

Ⅲ式：标本李家院子H2：48（图四，3）。

Ⅳ式：标本万博M187：1（图四，4）。

演变趋势：口沿逐渐变长，唇部由方唇逐渐变为尖唇；肩部上抬程度逐渐减弱；底部逐渐变小。

Fb型：肩部较长，可分为三式。

Ⅰ式：标本中海国际2号H26：95（图四，5）。

Ⅱ式：标本柳岸村H2：16（图四，6）。

Ⅲ式：标本正因村H19②：2[24]（图四，7）。

演变趋势：除底部外，其余特征同于Fa型。

G型：侈口，腹部斜收程度较甚，整体器形较矮。可分为五式。

Ⅰ式：标本中海国际2号H25：29（图四，8）。

Ⅱ式：标本万安药业T4⑥：42（图四，9）。

Ⅲ式：标本强毅汽车T2⑦：16（图四，10）。

Ⅳ式：标本万博M201：1（图四，11）。

Ⅴ式：标本万博M206：1（图四，12）。

演变趋势：与B型同。

H型：侈口，广肩，腹部斜收较缓。可分为二式。

Ⅰ式：标本金海岸H5：9（图四，13）。

Ⅱ式：标本正因小区H1：21[25]（图四，14）。

演变趋势：唇部由方唇逐渐变为尖唇；肩部外鼓程度逐渐减弱。

Ⅰ型：侈口，耸肩，腹部斜收程度较甚，器身最大径与通高的比值约为1.8～1.9，整体造型较矮。可分为二式。

Ⅰ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516⑨：61（图一，15）。

Ⅱ式：标本三星堆86ⅢT1416⑧B：19（图一，16）。

演变趋势：整体造型逐渐变矮；肩部有上抬的趋势。

J型：侈口，耸肩，腹部内收较缓，器身最大径与通高的比值约为1.5～1.6，整体造型较I型高。可分为三式。

Ⅰ式：标本金海岸H6：11（图五，1）。

Ⅱ式：标本中海国际2号H26：20（图五，2）。

Ⅲ式：标本金海岸H3：54（图五，3）。

演变趋势：唇部由方唇逐渐变为尖唇；肩部逐渐变短，耸肩程度逐渐减弱。

K型：侈口，溜肩。依据肩部形态差异，分为二个亚型。

Ka型：肩部有一定弧度，可分为四式。

Ⅰ式：标本中海国际2号H26：68（图五，4）。

Ⅱ式：标本新华村H1：178（图五，5）。

Ⅲ式：标本强毅汽车T3⑧：21（图五，6）。

Ⅳ式：标本万博M454：2（图五，7）。

演变趋势：除唇部外，其余特征同于B型。

Kb型：肩部直溜，且较Ka型长。标本青杠村H22：1[26]（图五，8）。

L型：敛口近直，弧肩稍鼓，肩部形态与BaⅡ式相似。标本中海国际G1：17[27]（图五，9）。

M型：敛口近直，鼓肩。依据肩部形态差异，分为二个亚型。

Ma型：肩部形态与DaⅠ式相似。标本富通光缆H6：5（图五，10）。

Mb型：肩部形态与DbⅡ式相似。标本中海国际T5⑤：17（图五，11）。

N型：敛口近直，耸肩，腹部内收缓慢，整体造型高。可分为二式。

Ⅰ式：标本富通光缆H6：16（图五，12）。

Ⅱ式：标本蓝光绿饮H2：9[28]（图五，13）。

演变趋势：同J型。

图五 J、K、L、M、N小平底罐

二、分期与年代

依据小平底罐的型式种类及其形制演变规律，可将小平底罐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表一）。

第一段：主要有AaⅠ、AaⅡ、AbⅠ、AbⅡ式小平底罐。此段小平底罐造型较高，皆侈口，弧肩很长，素面为主，有的饰篮纹或贝纹。含此段小平底罐的有三星堆DaT2③层、AaT14③层及86Ⅲ⑫、⑪层等单位。有学者将其归为三星堆文化一期[29]，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30]。此段与小平底罐共存的有花边口深腹罐、敞口平底器、圈足盘、鸟头把勺、平顶器盖、三足炊器、觚、豆盘平折的高柄豆、腹部笔直的瓶和器身瘦高的盉等器物。

第二段：在前段基础上发展出AaⅢ、AaⅣ、AbⅢ式小平底罐，新出现Ca、Ea型、EbⅠ、IⅠ式小平底罐。此段小平底罐的造型开始变矮，肩部也开始变短，除弧肩外，还出现鼓肩、折肩、耸肩等形制，皆素面。含此段小平底罐的有三星堆CaT1②层、DbT2②层及86Ⅲ⑨层等单位。有学者将其归入三星堆文化二期[31]，此段与小平底罐共存的有喇叭口高领罐、凸肩小平底壶、带耳壶、圈钮器盖、中部弧鼓的竹节状豆柄、底部下垂尤甚的圈足盘、器身瘦高程度稍弱的盉以及数量变得更多、形制发生改变的瓶和觚等器物。

表一 成都平原小平底罐分期表

第三段：Aa、Ca、Ea型小平底罐已基本不见，发展演变出AbⅣ、EbⅡ、EbⅢ、IⅡ式，新出现Cb型小平底罐。此段小平底罐的突出特征是造型比较扁矮，肩部比前段更短，但是上抬程度都有所增加，基本素面。含此段小平底罐的有三星堆86Ⅲ⑧B、⑧A、⑦层及H36③层等单位。上述单位被归入三星堆文化三期[32]，此段与小平底罐共存的有竹节状豆柄、近底处外凸的觚、器身稍胖的盉、颈部变长的带耳壶和纹饰比较精致的鸟头把勺等器物。

第四段：前段流行的AbⅣ式、Cb型、EbⅡ、EbⅢ、IⅡ式小平底罐已经基本不见，新出现BaⅠ、BaⅡ、BbⅠ～Ⅲ、DaⅠ～Ⅲ、DbⅠ～Ⅲ、DcⅠ～Ⅲ、DdⅠ～Ⅲ、FaⅠ、FbⅠ、FbⅡ、GⅠ、HⅠ、JⅠ、JⅡ、KaⅠ式、L、M型、NⅠ、NⅡ式小平底罐。此段小平底罐形制变得丰富起来，其中B、D型小平底罐尤为发达，数量很多，型式丰富。大部分小平底罐的特征都比较明显，即整体造型较前段高，侈口，口沿较短，基本为方唇，肩部外鼓较甚，可以平置；也存在少量造型较矮（如G型）、敛口（如L、M、N型）或者溜肩（如K型）的小平底罐。此段极少量小平底罐饰绳纹，余皆素面。含此段小平底罐的遗存较多，比较典型的有富通光缆⑥、⑤层及⑤层下的遗迹单位，网络技术学院④层及其下的遗迹单位[33]，精品房⑦、⑥层及⑥层下的遗迹单位，兰苑H142、H318、M61，中海国际⑤层及G1，中海国际2号H25、H26，柳岸村⑤层及其下H2、H3、H4，正因村H69，朱王村⑥层及其下灰坑，金海岸⑤层下H1、H2、H5、H9、H12、H18等部分遗迹单位，以及三星堆K1、K2[34]等。此段与小平底罐共存的波浪口沿罐、绳纹侈口罐、绳纹敛口罐、折领瓮、绳纹盆、高领罐、高柄豆和器盖等器物，与十二桥遗址⑬、⑫层[35]的器物群比较接近。目前学界对此段遗存的认识还不太一致，有学者认为其与十二桥文化一期早段以十二桥遗址⑬、⑫层为代表的遗存年代相当[36]，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比十二桥文化一期早段稍早[37]，还有学者认为其应当归入三星堆文化三期[38]。本文采用第二种观点，认为此段小平底罐的年代应较三星堆文化三期晚，稍早于此前学界认定的十二桥文化一期早段，相当于我们划分的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39]。

第五段：前段少量的L、M型小平底罐已经不见，BbⅢ、Da～DdⅢ、NⅡ式延续下来，但数量大大减少；发展演变出BaⅢ、BaⅣ、BbⅣ、DaⅣ、DaⅤ、DbⅣ、DcⅣ、DcⅤ、DdⅣ、FaⅡ、FaⅢ、FbⅢ、GⅡ、GⅢ、HⅡ、JⅢ、KaⅡ、KaⅢ式小平底罐。此段绝大部分小平底罐皆侈口，口沿开始变长，唇部已经变尖，肩部的外鼓程度不如前段，底部也开始变小，有的底部外凸，甚至接近尖底。纹饰上基本素面，有一例饰类似眼睛的纹样[40]。含此段小平底罐的遗存较多，比较典型的有万安药业⑥层，李家院子⑤层及其下灰坑，新华村⑥层及其下遗迹单位，米筛泉H5，正因村H19，正因小区⑤层及H3，强毅汽车⑧、⑦层及H4、G1，兰苑H202，以及金海岸⑤层及其下 H3、H4、H7、H8、H11、H13、H17等 部分遗迹单位。此段与小平底罐共存的器物与前段也有一些区别。如波浪口沿罐、折领瓮、绳纹盆等器物已经少见或不见；绳纹侈口罐、绳纹敛口罐、高柄豆、高领罐等器物延续下来；盆和高领罐已经多饰弦纹；出现少量素面侈口罐和敛口罐，以及一定数量的尖底杯、尖底盏和尖底罐，但是尖底器仅在部分遗存中出现，未遍及所有遗址。这与十二桥遗址⑬、⑫出土的部分器物较为接近，相当于我们划分的十二桥文化“李家院子”阶段[41]。

第六段：前段数量不多的DdⅣ、FbⅢ、HⅡ、JⅢ、NⅡ式小平底罐已基本不见，DbⅣ、DcⅤ式延续下来；发展演变出BaⅤ、BaⅥ、BbⅤ～Ⅶ、DaⅥ、DaⅦ、DbⅤ、DbⅥ、DcⅥ、FaⅣ、GⅣ、GⅤ、KaⅣ式、Kb型小平底罐。此段仍以B、D型小平底罐为主，前段很少的G型小平底罐在此段有一定的发展。此段已无敛口形制的小平底罐，均侈口尖唇，口沿变得很长，肩部外鼓程度较前段更弱，有的口径甚至大于肩径，使此段大部分小平底罐（除G型外）的造型比例上显得较前段更瘦高，皆素面。此外，此段小平底罐基本不能平置，底部外凸近尖底者更多。含此段小平底罐的遗存明显不如前两段多，比较典型的有青杠村⑤层及④层下灰坑，天台村⑥层[42]，兰苑H305，万博⑥层下遗迹单位，供应站⑥、⑤层及⑤层下的遗迹单位，以及龙嘴B延线H2[43]等。此段与小平底罐共存的器物群与前段也有一些区别。前段数量较多的绳纹侈口罐和绳纹敛口罐数量明显减少，而素面侈口罐和素面敛口罐的数量有所上升；前段数量不多的尖底杯、尖底盏变得更多，种类也丰富起来，基本遍及此段所有含小平底罐的遗存。这表明此段年代比前段晚。此时尚未出现重菱纹敛口广肩罐，且有一定数量的高柄豆、瓶、壶、绳纹侈口罐、绳纹敛口罐等，表明其下限应比江章华等先生所说的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44]的偏晚阶段要早，大体相当于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偏早，可以参照万博地点发掘简报的意见，将该段年代大体推断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

总体看，成都平原的小平底罐经历了从二里头文化三期至西周早期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前三段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不同型别的小平底罐也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如整体造型逐渐变矮，肩部逐渐上抬。到了第四段，这些形制的小平底罐基本不见，出现了大量新形制的小平底罐，与第五、六段体现出很强的连续性和相当统一的演变趋势，如口沿逐渐变长，唇部逐渐变尖，肩部逐渐变短，且外鼓程度逐渐减弱等，与前三段的演变趋势不同，在肩部的演变趋势上甚至相反。故第三、四段间区别较大，本文将前三段合并为早期，后三段合并为晚期。

早期中，第一段与第二段的差异相对明显。第一段的小平底罐形制比较单一，整体造型较高；第二段不仅在前段的形制上延续发展，还出现了更多新形制的小平底罐，且整体造型变矮，与第三段接近。故本文将第一段作为早期早段，将第二、三段作为早期晚段。

晚期中，第四段与第五段的差异相对明显。第四段的小平底罐基本为侈口，短沿，方唇，肩部外鼓程度较甚，可以平置，还存在少量敛口的小平底罐（如L、M、N型）。从第五段开始，敛口的小平底罐就极少了（只见N型），侈口者沿部也开始变长，基本为尖唇，肩部外鼓程度较前段也更弱，底部也更小，有的无法平置，更有底部外凸近尖底者。这些特点在第六段进一步发展，即沿部更长，肩部外鼓程度更弱，无法平置或近尖底者更多，敛口者也已经消失。据此，本文将第四段作为晚期早段，将第五、六段合并作为晚期晚段。

三、发展与衰落

有学者指出鱼凫村遗址[45]第三期遗存中的有领罐残片（图六）应为小平底罐[46]，其时代明显早于三星堆文化一期的小平底罐[47]。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有领罐的口沿及肩部的确与早期小平底罐相似，但是罐类器物本就存在某些部位相似的可能性，且底部形制是小平底罐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在未见该类有领罐完整器之前，三星堆文化小平底罐的准确来源还无法确指。

依据成都平原小平底罐的出土情况（表二），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理清其发展进程。

早期早段，小平底罐仅5件，确认含此段小平底罐的遗址仅2处，分布范围局限于偏北部的广汉市境内。在考古工作开展得较好的成都平原中部地区也未发现含此段小平底罐的遗存，虽然三星堆遗址公布的材料还不丰富，但这些信息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段小平底罐在分布范围和数量上可能的确很有限。此外，此段仅包含A型小平底罐，形制单一。综合考虑，此段应为小平底罐的肇始阶段。

图六 鱼凫村遗址出土有领罐

早期晚段，遗址数量、分布范围及小平底罐数量没有大的改变，但型式种类却明显增加。除了A型外，新出现C、E、I型小平底罐，Eb、I与A型的演变趋势相同，各型小平底罐在造型上比前段扁矮的风格也基本一致。这与三星堆文化一至三期连续发展的文化背景是十分吻合的。此段应为小平底罐的初步发展阶段。

晚期早段的遗址数量增至25处，分布范围扩大到偏北部的什邡市、彭州市境内，并进一步向南扩大到中部的郫县、新都区、青白江区、金堂县、成都市区和温江区。此时小平底罐的数量也猛增至296件，早期流行的A、C、E、I型基本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B、D、F、G、H、J、K、L、M、N型小平底罐。此段小平底罐的变化体现出破旧立新的强劲势头，其发展态势是以三星堆文化衰落和十二桥文化兴起为背景的。这一文化变迁的关键时期，小平底罐的发展也体现出新的特点，非常值得关注。此段为小平底罐发展的转型阶段。

晚期晚段中，第五段遗址点的数量和分布范围未明显减少，第六段遗址点的数量便减至11个，成都平原中部偏东北的青白江区、金堂县和偏西南的温江区至此时似已不见小平底罐出土。同时，小平底罐数量上的减少也十分明显，第五段只有159件，第六段更减至79件。形制上，晚期早段Dd、Fb、H、J、L、M、N型小平底罐在此段虽逐渐消失不见，但是其它各型延续发展，这又体现出比较稳定的状态，不像早期晚段向晚期早段转变时那么激烈。此段属于小平底罐的逐步衰落阶段。

小平底罐在此段表现出衰落态势，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少量晚期早段型别的小平底罐逐渐消失，大量型别逐渐发展到最晚的式别，这本身符合一种器物自然衰落的规律；第二，小平底罐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尖底器却悄然发展壮大。在含早期小平底罐的遗存中，基本没有尖底器；晚期早段，只在极少的遗址点发现极少小平底作风的尖底杯和敞口尖底盏；晚期第五段，尖底器开始在部分遗址中（如李家院子⑤层及其下灰坑、万安药业⑥层等）少量出现，杯出现尖底者，盏也出现敛口者；晚期第六段，几乎含小平底罐的所有地层或遗迹单位（如兰苑H305、万博⑥层下遗迹单位、供应站⑤层下的遗迹单位等）均有尖底器，型式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多。反观小平底罐，早期皆可平置，晚期底部逐渐变小，甚至近尖底已无法平置。这种近尖底的小平底罐在第五段仅有少量发现，至第六段数量已有明显增加。经过对比，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尖底器极少的晚期早段，小平底罐数量最多，均可平置；到了尖底器数量稍有增长的晚期第五段，小平底罐数量减少了近一半，开始出现近尖底不能平置者；到了尖底器进一步发展、占据一定数量的晚期第六段，小平底罐的数量又减少了近一半，近尖底的小平底罐却占据了一定数量，此时已近小平底罐发展进程的尾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平底罐的数量及底部的演变趋势与尖底器的发展进程存在持续的关联性。仅此就断定小平底罐的衰落是由尖底器的增多所造成，肯定是不够的，但这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者间的微妙关系。作为本地文化传统的小平底罐与作为峡江地区文化因素的尖底器之间的这一此消彼长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

表二 小平底罐各期段出土情况及数量统计表

四、小平底罐的功用

三星堆遗址出土小平底罐均为夹砂陶，有的下部留有烟炱，据此有人指出三星堆文化小平底罐可能属于炊器系统的组成部分，并认为兰苑部分遗迹单位出现泥质陶小平底罐，或许说明该类器物的功能发生了分化和转变[48]。这样的分析无疑是合理的，但上面的分析仅针对个别遗址点，时间跨度也没有囊括小平底罐发展的全过程，对晚期小平底罐用途的研究就不甚完备了。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小平底罐用途的相关问题再做探讨。

如果说夹砂陶质对判定小平底罐属于炊器系统有重要指示意义，泥质陶的出现则指示着部分小平底罐已不再适合作为炊煮用具。笔者对各期段泥质陶小平底罐数量进行了统计（表二）：早期无泥质陶小平底罐；晚期早段仅4件，约占总数的1%；晚期第五段，增至19件，约占12%；晚期第六段进一步增至36件，约占46%。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小平底罐从早期均为夹砂陶至晚期早段出现极少量泥质陶后呈逐渐增多之势，第六段泥质陶已近半数。显示出此时泥质小平底罐已成为陶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途已经明显不适合作为炊煮用器。特别是晚期晚段小平底罐容积不大，底径很小，有的不能平置，作为盛储器的可能性不大；但口径接近甚至大于肩径，便于盛食进食，推测其可能作为饮食器，单独或与器座配合使用。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与晚期小平底罐共存的容器中，几乎没有一种器类大部分为泥质陶——除了尖底杯。尖底杯在晚期早段（如正因村H69、中海国际2号H6等）数量不多，上腹较短，小平底明显；晚期晚段，尖底杯得以发展，上腹变长，小平底不甚明显，特别到第六段数量明显增多，在供应站、兰苑、万博等地点的灰坑或墓葬中，与尖底杯共存的小平底罐也大多为泥质陶。很明显，随着尖底杯的发展，泥质陶及小平底不甚明显的小平底罐逐渐增多，且二者有共存关系。这样的关联显然还不能证明泥质小平底罐的增多是受到尖底杯发展的影响，但至少为思考小平底罐陶质和功能转变的问题提供了蛛丝马迹。

小平底罐的出土环境主要有六种，即地层、灰坑、灰沟、窑址、祭祀坑和墓葬。笔者统计了各种出土环境中的小平底罐数量（表二），显示只有墓葬一项与晚期其他类别单位出土小平底罐皆大幅减少的趋势不符。晚期早段，墓葬中出土小平底罐3件，约占小平底罐总数的1%，灰坑及地层单位出土小平底罐263件，占89%；晚期第五段，墓葬中出土小平底罐1件，约占总数的1%，灰坑及地层单位出土小平底罐151件，占95%；第六段，墓葬中出土小平底罐增至27件，占总数的34%，灰坑及地层单位出土小平底罐52件，占66%。很明显，晚期早段和晚段第五段，以灰坑及地层单位为代表的生活类遗存中出土小平底罐占极大比重，至第六段，其比例明显下降，而墓葬中出土小平底罐的比重激增。第六段生活用小平底罐骤减与随葬用小平底罐剧增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或许反映出先民在小平底罐没落阶段的某种“怀旧”情结，这是丧葬制度中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五、相关问题试析

（一）十二桥遗址出土小平底罐分析

十二桥是十二桥文化得以命名的典型遗址，也是学界对十二桥文化进行分期研究的典型遗址。但我们发现该遗址出土小平底罐存在早晚形制共存于同一地层中的现象，故本文未将其纳入表二统计数据中。依据《成都十二桥》，发表线图的小平底罐以⑬最多，⑫层有3件，⑪层仅有1件。下文对十二桥遗址出土小平底罐的分组研究以⑬层所出为代表，可分为三组（图七）。

第一组 以ⅠT7⑬：90、ⅠT22⑬：10、ⅡT3⑬：9、ⅡT40⑬：28、ⅠT6⑬：18等 为代表。该组小平底罐方唇居多，肩部外鼓程度强，具体形制与前文划分DaⅢ、FbⅠ、DcⅡ、DaⅡ、FaⅠ式等一致，属于小平底罐晚期第四段。

第二组以ⅡT49⑬：18、ⅡT50⑬：27、ⅠT6⑬：10等为代表。该组小平底罐基本为尖唇，肩部外鼓程度明显较第一组弱，具体形制与前文划分DcⅣ、DbⅣ、FaⅢ式等一致，属于晚期第五段。

第三组 以ⅠT8⑬：12、ⅡT49⑬：22、ⅡT49⑬：14等为代表。该组小平底罐皆尖唇，肩部外鼓程度进一步减弱，出现肩径等于甚至小于口径者，口沿变长，具体形制与前文划分DaⅥ、KaⅣ、FaⅣ式等一致，属于晚期第六段。

另 外， ⑫ 层 所 出 的 Ⅱ T39⑫：26、ⅠT16⑫：35分别类似前文划分的DcⅡ和DcⅣ式小平底罐；⑪层所出的ⅡT54⑪：28类似前文划分的DbⅤ式小平底罐。

目前学界以十二桥遗址⑬、⑫层作为十二桥文化一期早段的典型单位，但前文分组研究却显示出这两层出土的小平底罐年代大致相当于晚期四、五、六段，共时性不强。这三段小平底罐的形制有明显变化，与之共存的器物群也发生了改变。很明显，十二桥遗址⑬、⑫层不适合作为十二桥文化分期的典型单位，十二桥文化的分期研究还需结合新近出土资料重新做深入探讨。

图七 十二桥遗址小平底罐分组图

（二）峡江地区出土小平底罐分析

峡江地区也出土了一定量的小平底罐。虽然该区域包含小平底罐的遗存面貌有一定差异，文化归属不如成都平原统一性强，但是基本可以与成都平原小平底罐的型式进行比较。兹将其分为六组(图八)。

第一组以何光嘴⑩层[49]、中堡岛1979年T3③B层及中区⑥层[50]等单位出土的部分小平底罐为代表（图八，1）。该组小平底罐数量很少，形制单一，主要特征是弧肩较长，可归入成都平原AbⅡ式小平底罐（图一，6）。

第二组以何光嘴⑨层、BH40及中堡岛中区⑥层等单位出土的部分小平底罐为代表（图八，2～4）。该组小平底罐器身变矮，出现折肩形制，可依次归入成都平原AaⅢ式、Ea型、AbⅢ式。

第三组以何光嘴⑧层、中堡岛⑤层及朝天嘴⑥层[51]等单位出土的部分小平底罐为代表（图八，5、6）。该组小平底罐器身更矮，可依次归入成都平原EbⅡ、EbⅢ式。

第四组以中坝子第一次M7[52]、第三次T0608⑤层、H142、H144[53]、涪陵蔺市⑦、⑥层[54]、江东嘴⑤、④层[55]、陈家坪⑦层[56]、何光嘴⑧层以及朝天嘴B区⑥层等单位出土的部分小平底罐为代表（图八，7～15）。该组小平底罐整体造型上明显较上一组高，基本以方唇为主，肩部外鼓程度较强，可依次归入成都平原DcⅡ、FbⅠ、FbⅡ、JⅠ、JⅡ、BaⅡ、DcⅢ、DaⅡ、DcⅠ式。

第五组以哨棚嘴1997年⑫层[57]、1999年⑩、⑨层、1999ZGSM3[58]、2001年⑫、⑩、⑨、⑥层[59]、中坝Ⅱ区⑨层[60]、涪溪口⑥层[61]、苏和坪⑤、④、③层、H3、F1[62]以及何光嘴⑦层等单位出土的部分小平底罐为代表（图八，16～22）。该组小平底罐基本为尖唇，肩部外鼓程度比上一组弱，肩径仍明显大于口径，可依次归入成都平原DaⅣ、DcⅢ、FaⅢ、HⅡ、DaⅢ、FaⅡ、FbⅢ式。

第六组以李家坝⑥层[63]、镇安⑥层、H8[64]、中坝 1999年层[65]以及石沱2001年⑥层[66]等单位出土的小平底罐为代表（图八，23～26）。该组小平底罐口沿明显变长，肩部外鼓程度更弱，口径等于甚至大于肩径，可依次归入成都平原BaⅤ、FaⅣ、BbⅦ、KaⅣ式。

综上，峡江地区第一至六组小平底罐基本可以纳入成都平原小平底罐型式划分的序列中，年代上也与成都平原小平底罐分期的六段依次对应。

在讨论峡江地区和成都平原两地出土小平底罐间关系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峡江地区各个阶段小平底罐的形制基本上可以纳入成都平原的序列中，但是，A型最早出现于成都平原，发展序列完整。而峡江地区目前尚未发现AaⅠ或AbⅠ式小平底罐，所以仅从目前的材料看，成都平原出现小平底罐可能比峡江地区略早。第二，总体上看，成都平原的小平底罐数量多，型式丰富，序列完整，基本囊括了峡江地区小平底罐的大部分形制；峡江地区小平底罐的数量及型式种类均不及成都平原，也未构成自身发展的完整序列。结合上文可知，成都平原应是小平底罐类器分布的核心区域，在早晚两期与峡江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

图八 峡江地区小平底罐分组图

六、余论

前文对成都平原小平底罐的相关问题做了细致分析，两期六段的划分使得这类器物的发展脉络逐渐变得清晰。需要注意的是，前后两期小平底罐演变规律上体现出较大差异，以及从晚期开始出现的小平底罐功能的分化，都是需要结合考古学文化背景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的讨论还仅是初步的。

本文研究有两个较大的限制因素：其一，已发表的三星堆文化时期资料数量明显少于十二桥文化时期，这为前后两大期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判断增加了难度。作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类，小平底罐的数量当远远超出本文的统计数据。不过，根据已发表的简报及相关分期研究成果，本文中对于三星堆文化小平底罐演变规律的分析当不会有大的问题；其二，已发表的十二桥文化资料虽已非常丰富，但却没有一个较好的可以通用的分期研究体系。所以前文中小平底罐各个阶段虽可明确划分，但也仅能对其存在年代给以大致框架，还无法将每一阶段的年代都准确判定。可见，十二桥文化的分期研究是目前急需推进的重要课题。从十二桥文化已发表资料中小平底罐的完整器和复原器数量众多，形制演变规律明显等特点来看，小平底罐一定是十二桥文化分期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器物。相信随着资料的陆续发表和四川盆地先秦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小平底罐在四川盆地夏商西周时期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会不断引起学界的重视。

附表 成都平原小平底罐统计表

续附表

续附表

续附表

本文插图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桂梅老师重新清绘，在此表示感谢！

[1]此处采用江章华等的分期概念，详见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J].考古学报，2002(1).

[2]如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C]// 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49-67.

[3]如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J].文物，2010(2).

[4]如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总装后勤部供应站地点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5]如于孟洲等.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变迁的相关问题——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谈起[C]// 南方民族考古(7).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6]如a.江章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分期研究[C]//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b.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C]//南方民族考古(2).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c.黄尚明.蜀文化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2.

[7]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J].考古学报，1987(2).

[8]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C]// 南方民族考古(2).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高新西区富通光缆通信有限公司地点古遗址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堂县金海岸二期A区商代遗址发掘报告[C]// 成都考古发现（200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郫县广福村李家院子古遗址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万博地点考古勘探与发掘收获[C]// 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4]同[4].

[1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中海国际社区2号地点商周遗址发掘报告[C]// 成都考古发现（2010）.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强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地点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新都区朱王村遗址发掘报告[C]// 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白江区新华村商周遗址发掘报告[C]// 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高新西区四川方源中科地点古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温江区柳岸村遗址先秦遗存试掘报告[C]//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彭州市米筛泉商周遗址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西区“万安药业包装厂”商周遗址试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新都区正因村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收获[C]// 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新都区正因小区工地考古勘探发掘收获[C]// 成都考古发现（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郫县青杠村遗址先秦时期文化遗存试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海国际社区商周遗址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5）.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郫县“蓝光绿色饮品二期”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9]同[1].

[30]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04-106.

[31]同[1].

[32]同[1].

[3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郫县西华大学网络技术学院商周遗址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5）.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成都十二桥[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36]同[3].

[37]同[5].

[38]同[6]C.

[39]详见于孟洲，吴超明.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遗存初论[J].待刊.

[40]同[25].

[41]同[39].

[4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天台村遗址先秦文化遗存试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10）.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4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龙嘴B延线”地点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4]同[1].

[4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省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J].文物，1998(12).

[46]李明斌.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J].华夏考古，2011(1).

[47]学界对该遗存的文化属性尚有争议，但基本将其年代推定在三星堆文化之前，宝墩文化三期之后。参见a.同[1].b.同[46].

[48]同[5].

[49]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著.秭归何光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0]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51]同[50].

[52]西北大学考古队等.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3]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中坝子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4]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涪陵蔺市遗址发掘简报[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5]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巫山江东嘴遗址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等.奉节陈家坪遗址发掘简报[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㽏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发掘简报[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8]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忠县哨棚嘴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Ⅱ区发掘简报[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1]福建省考古队等.万州涪溪口遗址第三期发掘报告[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2]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万州苏和坪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等.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涪陵石沱遗址2001年度发掘报告[C]//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