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松

[摘 要] 叶圣陶是编辑出版家，又是文学家、教育家和语言艺术家。正因为多重身份集于一身，叶圣陶强调“编辑一定要严把语言文字关”，说到底就是要有一种工匠精神。这是叶圣陶编辑出版理念与实践的最大亮点，也是区别于其他名家的重要标识。具体包括三方面：要注意“表现意思是否正确”；要注意“认真锤炼语言”；要注意“语言的规矩”。叶圣陶不忘初心、身体力行，为所有使用汉语的人尤其是编辑出版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

[关键词] 叶圣陶 编辑出版 语言文字 工匠精神 文化立場 责任担当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3-0032-05

Ye Shengtao Editing Idea of Strict Examina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His Craftsman Spirit

Lin Rongsong

（Chinese Department，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352100）

[Abstract] Ye Shengtao is an editor and publisher， as well as a writer， educator and language artist. Because of the multiple identity sets， Ye Shengtao stressed that“editors must be strict with language”， in the final analysis is to have a craftsman spirit. This is not only the biggest bright spot of Ye Shengtao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but also the important logo distinguished him from other experts. This idea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o pay attention to“performance meaning is correc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eriously temper languag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language rules”. Ye Shengtao never forgot his mind and practiced himself， and set a shining example for all the people who used Chinese， especially the editors and publishers.

[Key words] Ye Shengtao Editing and publishing Language Craftsman spirit Cultural position Responsibility

叶圣陶强调“编辑一定要严把语言文字关”[1]，说到底就是要有一种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是指对自己的产品（作品）精雕细琢、追求完美的精神；内涵主要包括严谨专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有了工匠精神，这个世界除了利益的追逐之外，多了一份单纯的诉求。毋庸讳言，当前出版业出版人失之浮躁，亟待弘扬和提振工匠精神。“严把语言文字关”集中体现了叶圣陶的工匠精神，是叶圣陶编辑出版理念与实践的最大亮点，也是叶圣陶区别于其他名家的重要标识，为应对“浮躁”危机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

工匠精神，古已有之。我国编辑出版历史上不乏工匠精神的美谈。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以一字千金的高价悬赏纠错；西汉刘向等人编辑古籍时，创造出“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的校雠方法。编辑是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常有编辑自谦为编书匠，其实做一名具有工匠精神的编书匠很不简单，首先要有敬畏语言的精神和把控文字的能力。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叶圣陶指出：“思想的活动必须依傍语言，思想的定型必得拿出语言，思想的交流必然依靠语言。”[2]语言与每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没有语言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叶圣陶集编辑出版家、文学家、教育家和语言艺术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亲历和见证了从文言到现代白话、从现代白话到汉语规范化的发展历程，对语言的感受和认识自然远比缺乏如此经历者来得丰富剀切。他从最初提倡“有所为而为”，发展到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坚守“救人之心”“服务社会”“唤醒民众”的文化立场，自觉践行“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决不肯辜负读者”的编辑出版宗旨。他认为编辑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编辑对出版物负有重大责任，“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3]，务必采取审慎态度，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他指出：“语言是作者可能使用的唯一的工具，成败利钝全在乎此。”[4]对编辑出版工作者而言，不把语言学好就等于砍柴的没有把刀磨好。“编书、写文章有差错，使读者受害，即便是小错，也成了大事”，“应该把自己负责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拿到天平上衡量一下他的轻重”，“对书刊中的每一个词句，每幅画片，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5]。这是确保出版物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也是服务于时代和社会、取信于作者和读者的前提。叶圣陶主持和参与了一系列汉语建设和出版规范的工作，大力提倡使用白话文，力主规范现代汉语（包含规范的语法、修辞、词汇、标点），推广简化字和去除异体字，主张整理和统一印刷字体，推行书刊难字注音等。1951年8月27日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他发表《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讲话，针对出版物“辗转传抄、潦草塞责、牵强附会等毛病”，批评了粗制滥造的出版现象。1955年11月在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座谈会上，他提出铸造简化字铜模和全盘整理所有铜模，使出版界所用铅字完全划一等倡议。在长达70多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叶圣陶不忘初心、身体力行，为推进汉语和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叶圣陶“严把语言文字关”的具体意见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要注意“表现意思是否正确”。语言的使用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和对事物的认知度，坏的语言习惯会牵累内容、因辞害意。他在《一些简单的意见》中说，“不能抛开了意思谈语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内容专谈语言”，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又说，“讲究的内容惟有装在讲究的语言里头，才见得讲究”，“讲究的语言是讲究的内容的具体表现”。二是要“认真锤炼语言”。他在《同编辑记者同志谈心》中专门谈到“认真锤炼语言”的問题，在《端正文风》中进一步阐释为“尽可能写得准确、鲜明、生动，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在《谈谈语法修辞》中提出基本要求：“用词要精”，“造句要工”，“要简洁明快”，“要明晰畅达”。说得通俗些，就是用最少的语言尽可能表达丰富的内容，就是要找到表达意思最适合的语言，就是要“做到再不能更动一个字”。三是要注意“语言的规矩”。所谓“规矩”就是语法，就是“通行的说法”，就是规范化的要求，就是“要促使每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在语言使用上有示范作用的人，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6]。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诚如他在《关于使用语言》中所言，“这些不是清规戒律，全部为了语言的一致”。讲“道理”是内容上的要求，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写作的目的；讲“锤炼”是表达上的要求，是为了准确妥帖、鲜明生动；讲“规矩”是形式上的要求，是为了文从字顺、合乎规范。语言现象是复杂的，这三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集。

至于如何具备这样的能力，最大限度减少认识的偏差和表达的疏漏， 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叶圣陶的经验是人品比技术更重要，要有广博学识和职业素养，还要有对语言文字的敬畏之心，“语文修养不嫌其多，要从各方面去钻研，去吸收，使化为自己的东西，就是我常说的变成自己的血肉，才能左右逢源，运用自如”[7]。总之，要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贵于恒，认认真真地把每一本图书、每一期报刊做到极致。

二

叶圣陶对语言的本质、功用和规范化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深知作品内容再好，没有相应完美的语言也难以吸引人，更别说开卷有益了。倘若语言文字上有差错，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叶圣陶从1909年编辑油印的学生刊物《学艺日刊》，到1984年编校最后一部书稿《周恩来论统战工作文集》及其注释稿，始终对语言文字有着分外严格的要求，直到耄耋之年还在为报刊书籍中不合语法及错别字不少的现象忧心忡忡，而对旧时出版物标注“校勘者”名字以示郑重的做法颇为推崇。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和校对，商务版的知识读物和教科书都不容许有错别字，从此养成了“严把语言文字关”的习惯。他编辑工具书《十三经索引》，在凡例、编排、断句、注释等方面，颇费时费力，却不敢稍有懈怠。“第言注释，一语弗悉其源，则摊书寻检，目光驰骤于纸面，如牧人之侦亡畜，久乃得之，甚矣其惫”[8]。该书因此成为叶至善眼里叶圣陶“编辑过的最别致的书”，使无数人获益。他审阅田世英编撰的《开明新编本国地理》，50多万字的初稿逐字逐句推敲修改，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田世英对此感触很深：“他不仅亲笔修改，修改后还不厌其烦地向我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改动。这种培养编辑者水平，提高出版物质量，向读者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9]他主编《中学生》杂志，每期都有《编辑后记》，内容无非文章导读或栏目说明，其中不少谈及语言问题；应读者要求增设《文章病院》专栏，修改润色语言，分析常见语病，成为该刊一个招牌栏目。他担心文稿字迹不清会增加排字工人的负担，增加出错率，遇到比较潦草的稿子总要用红笔代描端正，必要时还会自己动手用工整楷书誊抄一遍。作家秦牧回忆：“我写字素来比较了草（笔者注：根据新的汉字使用规范“了”今应为“潦”），抗战期间我在重庆给《中学生》写过一篇稿子，听书店朋友说，那稿子也是叶老亲自处理的，他嫌字迹潦草，竟亲自代誊抄了一遍。我听后又是惭愧，又是铭感，此事对我的教训很大。” [10]语言学家吕叔湘称道：“圣陶先生看稿子真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11]

叶圣陶解放前署名（合署）编制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有十几种数十册，在《开明国语课本·编辑要旨》中，他设定的目标是：“用词力求正确，造句力求精密，务期与标准语相吻合，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开明国语课本》堪称民国经典教材，至今仍备受赞誉。叶圣陶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编辑出版了四套约五百种教学大纲、教科书、参考书，许多书稿的修改加工凝结着他的心血，有日记可资佐证。1953年3月19日日记：“续看心理学稿一章，至此，上册之七章全已改过，下册尚未交来。”6月12日日记：“昨日陈侠交余教育学稿一章，今日看之，于不妥处一一为之眉批，希社中同人仔细参详。”还特意“嘱陈侠保存余粘于稿上之全部纸条，俟心理学排校完毕，据此比照研究，或可找出些东西以飨同人”。叶圣陶还创办了内部刊物《出版情况》和《编辑工作》，亲自撰写《〈课本中的数字使用问题〉的按语》《编辑施工计划》等，为编辑出版人员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园地。叶圣陶深知教材比其他出版物对语言有更高要求，必须做到心中有教学、有老师、有学生，时时处处想着怎样让师生切实获益。他说：“编辑拿出来的是语言，写在课本上的是语言，能否给人好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非注意不可。”[12]入选教材的作品不乏文质兼美的佳作，像传统语文教材《背影》，“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字眼，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13]。对需按教材要求进行加工的入选作品，叶圣陶注重集思广益，绝不强加自己的观点。都德的《最后一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时，他组织各方力量，包括语文编辑室负责人、主要编辑（责任编辑）、熟悉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同志、通晓法文的专家，共同修改把关。据叶圣陶1952年12月2日日记，他觉得有的课本中“缩小几倍”的说法似不妥，先后与多位专家商谈，最终采纳了正确的意见：“不宜死看‘倍字，宜将‘扩大几倍、‘缩小几倍合成一个概念看。‘扩大几倍即乘以几，‘缩小几倍即除以几，只需向学生说明，亦无多妨碍。”

叶圣陶强调：“出版事业首先要抓紧撰著编辑这一环，不惮斟酌再三，不厌屡易其稿，务求做到尽可能完善；同时对排版、印刷、装订、发行等工作也决不放松一丝半毫。”[14]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叶圣陶编辑出版生涯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缺乏工匠精神是难以企及的。

三

叶圣陶对自己的作品更是一丝不苟，他是语言修改最多、最细、最严的中国现代作家，这是其工匠精神的又一生动写照。他从小读文言，又受吴语方言影响，加上五四时期现代白话刚开始创立离成熟还有很大差距，凡此种种难免会在作品中留下印记。对此他有清醒认识，“依照普通话的语法”这些非改不可，但不是简单删除，而是“恰当地取舍”，包括吸收文言、方言中仍有生命力的成分，以及塑造人物刻画性格所必需的成分。叶圣陶自谓有“斟酌字句的癖习”，从词汇、语法到修辞，从实词、虚词到标点，从句式选择到“上口顺耳”，均在“斟酌”的范畴。他说自己“下笔向来是慢的；写了一遍，要重复诵读三四遍，多则十几遍，其实也不过增减几个字或者一两句而已”[15]。一旦自己的作品入选教材，或有结集和再版的机会，他都会对语言进行认真修改。语言是表达的媒介，是文章的根基，叶圣陶深谙其道。在他看来，语言修改“不是枝节的事儿，不是纯技术的事儿”[16]，为使语言达到最恰当最完美的表达效果，他总是精益求精、反复揣摩、改了又改，直到切实满意为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叶圣陶文集》，叶圣陶在“前记”中说：“内容如果改动很大，那就是新作而不是旧作了”，因此修改集中在语言加工上。第一卷“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课卷。改动不在内容方面，只在语言方面”；第二卷“逐篇看过，把字句改过”，“到处是朱笔的涂抹和改字”；第三卷“各篇都做了文字上的修改”。中国少儿出版社1956年出版《叶圣陶童话选》也是如此，“后记”写道：“我选了十篇，每篇都给修改，在语言方面加工。”

来看几个文本的语言修改案例。

“街上一阵大乱。兵士奔来奔去，象圈野马一样，用长枪拦截逃跑的人”。（《皇帝的新衣》）（笔者注：根据新的汉字使用规范“象”今应为“像”，下同）句中“街上一阵大乱”原为“一阵的扰乱”，“扰乱”是动词性的，有“使之乱”的意思，“大乱”是名词性的，突出了乱的程度，改后更达意，同时才能用“街上”“一阵”来修饰；“拦截”原为“拦住”，“逃跑”原为“逃避”，词义有差别，改后更切合具体情境；“象圈野马一样，用长枪拦截逃跑的人”原为“用长枪象拦猪一般拦住逃避的人”，改后褒贬色彩截然不同，暗喻民众渴望自由的情绪，也为结尾民众奋起反抗暴君埋下伏笔，同时调整词序，把较长的句子改为较短的句子，有利于语气的顺畅和意思的传达。

“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他看守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星光射在上面，有点发亮，象顶着一层水珠；有一点儿风，就沙拉沙拉地响”。（《稻草人》）句中“满天星斗”原为“星光灿烂”，改后淡化了赞叹意味，趋向客观写实；“夜里”原为“夜间”，“田地”原为“田畦”，“新出”原为“新结”，虽只是同义词替换，改后表述更妥帖明了；“稻穗一个挨一个”原为“谷实肩挨着肩”，“谷实”有生造之嫌，用“肩挨着肩”来形容失之牵强，改后顺应了通常的习惯，描写也更到位；“有一点儿风，就沙拉沙拉地响”原为“轻风过时，发出瑟瑟的低响”，改后少了文言和书面的气息，多了口语化和生活化的韵味，与新增的“星光……水珠”句相得益彰，既绘声绘色，又通俗易懂。

“一个小学校，一个容纳两百多学生的小学校，将要隶属在一个人的管理之下，孩子们在里头生活着，发展着，这实在不是一项细小的事业”。（《搭班子》）句中“容纳”原为“包容”，“管理”原为“处理”，“一项”原为“一件”，改后表意更准确贴切；“生活着”的前面原无“孩子们在里头”，加上必要的主语句子才完整，上下文语意才贯通。

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还能做到从谏如流，躬身垂范。他的《蚕和蚂蚁》入选教材，因有人提出普通话里只说“蚕”，不说“蚕儿”，就将原题和原文中的“蚕儿”全部改为“蚕”。又如《多收了三五斗》，因有读者提出“乡亲……又从船梢头拿出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应在“咸菜和豆腐汤之类”前面加上“盛有”或“装着”之类，他很快给读者回信表示加上“盛着”即可，又去信人教社中语室希望课本再版时“照此修改”。身为负责教材工作的主要领导和权威专家，叶圣陶的大家风范和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叶圣陶从不满足于“差不多”，为了遣词造句的恰到好处可谓不遗余力。工匠精神乃务本之道，无论什么行业职业，慢工出细活的道理概莫能外。上述几例在叶圣陶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是字斟句酌、“精细打磨”，不会有这样的语言效果。除此之外，叶圣陶作品的语言修改，还涉及动词、形容词的推敲，词的语素次序的调整，名词词尾的取舍，代词、副词、助词、连词、介词的选用，关联词的呼应，音节的变换，以及标点符号的增删调换等，限于篇幅姑且从略。可以说，在他笔下语言的运用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都在發生剧烈变化，互联网时代来临使一切工作都需要提速，对出版业和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语正加快走向世界，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网络用语流行，街头广告语泛滥，“木有”（没有）、“童鞋”（同学），“杯具”（悲剧）、“吃藕”（丑）、“扩列”（扩充好友列表），更有不知所云的“狗带”“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造成对汉语的污染与颠覆。叶圣陶认为，推广普通话，使用统一的语言，“是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出来的”，文化工作者“应该而且也必须担当这个任务”[17]。有了汉字才有了绵延不绝、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汉语传承体现了民族精神的积聚、追求和坚守，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大问题。毋庸置疑，出版业和出版人正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更要有自觉的历史担当。

古往今来，工匠精神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后，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热词，出版业也不例外。叶圣陶“严把语言文字关”是对编辑工匠精神的生动诠释，为所有使用汉语的人尤其是编辑出版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

注 释

[1][5]叶圣陶.叶圣陶出版文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26，40

[2]叶圣陶.语言和语言教育[N].光明日报，1953-10-11

[3]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J].新闻研究资料，1982（4）：154-156

[4][7][17]叶圣陶.关于使用语言[J].人民文学，1956（3）：1-2

[6]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N].人民日报，1955-10-26

[8]叶圣陶.《十三经索引》自序[M]//叶圣陶集第1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309

[9]田世英.饮水思源忆开明[M]//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74

[10]秦牧.赞开明书店[M]//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56

[11]吕叔湘.怀念圣陶先生[J].新文学史料，1988（3）：22-25

[12]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709

[13]叶圣陶.文章例话·朱自清《背影》[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8

[14]叶圣陶.叶圣陶散文乙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4：613

[15]叶圣陶.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M]//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叶圣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0

[16]叶圣陶.一些简单的意见[J].中国语文，1953（1）：4-5

（收稿日期：2017-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