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豪骞，孟晓俊（教授）

一、引言

并购是企业发展的方式之一，较之于内生性增长和战略联盟两种方式，具有耗时较短、能够快速进入市场以及管理层控制权不会分散等优点。商誉是并购的经济产物，企业合并产生商誉，期末有商誉资产则表明企业一定进行了并购，两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商誉资产与企业的并购行为及其经济后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为商誉的后续计量（减值）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并且已经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商誉减值使得投资者和分析师对未来的预期有所下调，预示着未来盈利的下降[1]，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2]，进而带来股价和股票收益下降[3]。同时，商誉减值过程中需要对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存在人为操纵的可能，这就给商誉减值留下了利润平滑和“洗大澡”的盈余管理空间[4][5]。

然而，关注商誉初始计量（是否存在商誉）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如前所述，企业合并产生商誉，商誉资产的变动与并购的经济后果存在一定联系。债权人和投资者是企业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于并购经济后果最关注的是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徐经长等[6]研究发现，并购商誉与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债权人对企业并购持乐观态度，但是鲜有学者研究并购商誉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企业存在显著的股权融资偏好[7][8]，与Myers[9]以及Myers和Majluf[10]提出的融资优序理论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