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杰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1999年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根据教育部2017年7月11日发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按照国际通行的马丁·特罗教授的划分标准[1]，我国高等教育整体上已处于较高水平的大众化阶段。作为一项受众面十分广泛的公共政策，扩招对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少有哪个公共政策会像扩招那样受到社会如此大的关注，且肯定的声音和否定的声音都是如此巨大。有人说它拉动了内需，满足了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极大发展了高等教育事业，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力资源条件，其正面意义十分重大；也有人说，扩招政策造成了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高校办学条件“惨不忍睹”，高校拼命贷款搞“大跃进”，“浮夸风”盛行，严重摧残了大学精神，高额学杂费与就业困难并存，使经济困难家庭“雪上加霜”，因而是一项给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深远负面影响的公共政策。

毋庸讳言，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上述成就和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上述评论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任何公共政策的社会效应都是多层多维的，不同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和经验材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要想对扩招政策做出科学的绩效评价，必须选取某一特定视角，并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将经验材料和研究方法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