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荀

医术高、随叫随到、能赊账，乡村医生郑太红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13年间，郑太红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除了工作，他还要学习。最终，他贫穷、劳碌的人生在43岁时戛然而止……

从小立志当医生给穷苦人治病，长大后如愿成为村民眼中的“救命医生”

柳双村，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省级贫困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地理位置偏僻，平均海拔千米以上，不少村民是贫困户。

郑太红是该村的一名村医，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赤脚医生”。1985年，原卫生部统一改称为“乡村医生”，行医者经考试合格后，持乡村医生证上岗。

郑太红不仅考了乡村医生证，还考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但他“不像那些聪明人，去县城开赚钱多的私人诊所”。他在家乡的半山腰租了几间房子，开了一家村卫生室，每年租金3000元，需要自付。

郑太红青梅竹马的妻子袁云华回忆，丈夫“从小就想当医生，给那些贫困的人、可怜的人治病”。

郑太红12岁那年，他的母亲腹中长了两个瘤子，疼得要命。“妈妈都这样了，你怎么不带她去看病。”郑太红问父亲。“我又不是医生，我也没钱带她去看病。”父亲如此回答。

郑太红的三弟郑太平说，“后来是大哥（郑太红）从外婆家借到钱，送母亲去镇卫生院做了手术”，母亲终于得救。这段经历，让年少的郑太红认识到医生的重要性和没钱治病的痛楚。

郑太红15岁时，中考考了全镇第一，却因为家贫不得不辍学。之后，他当过3年中医学徒，但为了供两个弟弟上学，又不得不南下打工。直到2001年，27岁的郑太红才考上湖南娄底市卫生学校。他在妻子和三弟的资助下完成学业，成为柳双村的村医。

“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有没有钱，只要叫他，他都会来！”这句话在村民中口口相传，几乎成为郑太红的“广告语”。大家喊他“红医生”，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会慕名向他求医问药。

“红医生是我们家3个人的救命恩人！”79岁的罗淑媛回忆，10年前，她在割猪草时不慎把脖子摔骨折了，一直昏迷。家人把她送去医院救治，但“医生检查了一个晚上后，让家人接我回家，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打针了”。后来，是“红医生一直给我打针、治疗，我才慢慢好了”。

几年前，罗淑媛的老伴跌倒，头部受伤严重，耳朵、眼睛、鼻子都出血了。医院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但郑太红没有放弃，硬生生把老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再后来，罗淑媛的孙子病了，高烧不退，“红医生说他得了脑膜炎，不要耽误，直接送长沙的大医院治疗”。两位留守老人开始并不相信，眼看孩子的病情不断恶化，罗淑媛喊回在外打工的儿子，把孙子送去大医院医治，孩子终于得救了。“果然是这个病，多亏了红医生！”罗淑媛感激地说。

至今，罗淑媛家中的破旧门板上，还用粉笔写着红医生的手机号码。她说：“红医生是个好人，一直尽心尽力地给我们治病，不管我们有钱没钱，只要给他打电话，早晨、晚上，甚至是半夜，他都会来。他是我们的救命医生！”

距离柳双村20多公里的荆竹村村主任杨如和，将郑太红比作“救命稻草”。多年前的一个大雪天，已经是夜晚12点多了，杨如和的孙女发高烧到40多度，他联系了较近的两名村医，但对方都不愿出诊。最后，他联系了郑太红，郑太红没有推辞，立刻骑上摩托车出发了。凌晨4点多，全身是雪的郑太红赶到杨如和家，当即给孩子诊治。“他一直守到吊针打完，天亮了才走。我当时就被红医生的医德所感动。”

劳累过度猝死在工作岗位，下葬时上千村民洒泪送行

医术高、随叫随到、能赊账，郑太红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乡村医生哪有休息日？全年都在工作，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袁云华说，丈夫每天上午坐诊，下午和晚上出诊五六次，多时甚至十几次。“山里的路不好走，有时能骑摩托，有时只能步行，一来一回常常要走几十公里。”

这几年，郑太红跑坏了4辆摩托车，每年摔坏四五个医药箱，还多次在出诊途中发生意外。有一次，他在出诊的盘山路上被货车撞倒险些丧命；有一次，山里下雨发洪水，他为抄近路救治邻村的一位老人，冒险骑摩托车冲过一条河，结果被湍急的河水冲倒，多亏抓住摩托车才得救……

袁云华眼见丈夫睡觉的时间，从晚上10点多慢慢变成凌晨一两点，半夜出急诊更是家常便饭。“我劝过他很多次，夜里睡觉关掉手机，别太累了。他却说，那些半夜打电话的病人，都是难受得坚持不住了，必须得去。”袁云华说，丈夫还时常反过来安慰她：“我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得住！”

“我每天在无休止地工作着。这就是我当初想要追求的目标。可我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多么劳累，多么无趣，可我还得努力地坚持下去。”2007年3月，郑太红在日记中写道。

行医13年，郑太红不知道救治了多少病人，但是长年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发出了危险信号。2017年5月20日，郑太红给三弟打电话时说，“最近半月瘦了十几斤”。经过家人劝说，他答应端午节后去医院检查身体。

可是，端午节那天凌晨4点59分，郑太红突然给下山置办东西的妻子袁云华打电话：“我不行了，你快回来。”很快，他的电话挂断了。袁云华打过去，手机无人接听。几分钟后，住在隔壁的房东陈青云，接到袁云华的求救电话后匆忙赶来。她看见郑太紅穿戴整齐地坐在村卫生室的塑料椅子上，脸色发青，嘴巴和眼睛闭得很紧，两只胳膊垂到椅子下面，双手紧紧攥着。“我叫他，他没有反应。我把他的手打开，他也没有反应”。 陈青云发现，他身旁的桌子上，一瓶全新的速效救心丸还没来得及打开。

几名半夜在路边打牌的村民看到，郑太红出事前几个小时——夜里12点多，还骑着摩托车出诊。

“红医生是累死的。”不少人这么议论。

在家人面前，郑太红从不言累；在病人面前，郑太红乐善好施；但是，在同行面前，他除了“好学、上进”以外，“总是抱怨自己太忙了”。他出事前两天，曾跟另一位村医说：“我快累死了。”

2017年6月3日，郑太红出殡，柳双村几乎全村出动，一些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赶了回来，上千人冒雨送他最后一程，“把上山的路都堵了，所有人都在哭”。

罗淑媛老人最初听到有人说“红医生去世了”，还生气地骂对方“胡说八道”，等到确定这是真的以后，她的胸口揪着疼，几天吃不下饭，“红医生走了，以后谁来给我们看病？”

行医13年家中依旧贫穷，125位村民看病赊账共12万多元

在整理郑太红遗物时，袁云华与家人找到20多本不同年代的笔记本，有日记、学习笔记、病历和账本，“罗青荣17元，郑能初733.5元，罗福艳11490元……”笔记本上，郑太红用黑色、蓝色的笔，记满名字和金额，少则十几元，多则1万余元。这是他多年来给村民看病时，对方所欠的医药费。名字被划掉的，是已经还过的。没有划掉的，袁云华与家人统计了好几天，发现共有125名村民赊账1799笔，累计127869元。

“金额较大的，都是他平时借钱给村民去大医院看病用的。”袁云华说，前几年，丈夫每年会交给她七八千元作为家用，多的时候过万元，“但今年一共只给我2000元，我问他，诊所生意那么好，钱都去哪了？他只说，我赚钱了，都记在本子上了。”这些赚到的钱，因为郑太红的突然离世，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良心债”。账单里没有当事人签名，连欠条都算不上。

由于家中只有5000余元积蓄，袁云华为了给丈夫办丧事，不得不与家人挨家挨户上门要账，但只要回一小部分。“大多数村民认账，但是没能力还钱，欠债的大多是附近的贫困户”。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袁云华搬回山上的老房子与公婆同住，这是她与丈夫唯一的房产。每当家里有人来悼念，郑母都要大哭一场。袁云华也忍不住流泪，像祥林嫂一样喃喃道：“他说过一定会让我幸福的，怎么突然就走了！”

郑太红和袁云华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在长沙读技校，女儿刚读小学三年级。郑太红去世后，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他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哀伤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