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佳音

尼泊尔当地时间5月8日凌晨三点，珠峰南坡大本营，海拔5360米。天未亮，一盏照明灯悬在山体。除了猎猎作响的经幡和风声，还有登山杖刺进土石的声响。

夏伯渝要出发了。

夏伯渝在珠峰南坡大本营

他在一家三口的微信群里说了句“准备出发了”，随后就扎进了混沌黑暗里，一路摸索前行，目标是登顶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他走在一行人的中间，两手拿着登山杖，一面小心看着脚下，一面紧跟向导夏尔巴人的脚步。

他的步子扎得很稳，看起来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越往上行，掩在黑暗里的下肢就显露出来：肌肉线条到膝盖戛然而止，其下只剩下细细的两根支架。

夏伯渝今年69岁，双腿截肢，这是他第5次尝试登顶珠峰。

5月14日8点30分左右，在零下30度的雪山里爬了7天的夏伯渝离顶峰只有一步之遥。在所有包得密不透风的登山者中，他无疑是最抢眼的。冰爪深陷进雪里，喘口气，一抬脚扬起一抔雪。

8点31分，他站在顶峰，借着对讲机把这个消息传到大本营：“今天是一九——二零一八年5月14日8点31分，我终于站在了我梦想41年的珠峰8848米的顶峰”。

他是中国年龄最大，也是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夏伯渝很激动，以至于说错了年份和时间，其实他是盼了43年。1974年国家登山队到青海选拔队员，当时的夏伯渝还是足球运动员。因为登山队免费提供一次体检，他就参加了选拔，没想到就被选上了。1975年，中国的登山和乒乓球在全球都是响当当的，为了一口气创造登珠峰人数最多、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等世界纪录，政府组了个好几百人的登山队，训练不过两三个月的夏伯渝就在其中，还是20位突击登山队员之一。

登顶前，他们从4个气象小组听取了天气预报，播报结果各不一样，还得靠经验。他们好几次尝试冲顶都被大风吹下来，被困两天三夜、物资耗尽，不得不下撤。

下撤时一位队友的背包掉落，没有了睡袋。夏伯渝在队里向来有“火神爷”的称号，他把自己的睡袋给了队友，自己在零下35度的环境里睡了一宿。第二天他自己从海拔7600米走到6500米的营地，这才发觉鞋子脱不下来了，双脚没有感觉和温度。接下来，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脚掌变粉、红、紫红，直至完全变黑，不得不截肢。

至暗时刻

6月初，当本刊记者见到夏伯渝时，他还因为下肢发肿，只能坐在轮椅上，脸上冻坏的地方贴着纱布，两根手指冻得发黑。他说：“我现在就想休息，40多年实在太累了，终于结束了。”

夏伯渝第五次冲击珠峰

不过当记者问他：“这次要是还没上去，是不是还有下一次？”夏伯渝没有任何犹豫：“对，这次没上去，那就还有‘最后一次！”

43年里，夏伯渝从没休息。

1975年，是夏伯渝人生的至暗时刻，父亲在他登珠峰时去世，26岁的自己双腿截肢，“我当时觉得这一辈子活得非常悲惨，不知道怎么活下去”。那年5月27日，广播里传来9名中国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夏伯渝躺在病床上，想着“9个人里应该有一个我”。

这时一个来华科普假肢技术的德国专家对夏伯渝进行了会诊，他对夏伯渝说，装上假肢还能正常生活，甚至继续登山。其他人都觉得是骗人的，夏伯渝却正需要这种“谎言”：“我从没听到这样的声音，又很希望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讲。所以管它是真是假，还是安慰的话，对我都是一个鼓舞。”

截去的双脚还能装一副新的，看起来倒霉透顶的日子也有了新盼头。此后夏伯渝要做的就是“等”。

他在积水潭医院的病床上等着装假肢，等了3年，期间也没闲着。他把骨科做牵引用的沙袋绑在腿上，天天躺着练举腿、蹬腿，同时配合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他就这么练散了两张床，护士长打趣着要他赔。3年后，他终于安上了假肢，就是两根铁条带着一圈皮子，底下是个木板，走起路来嘎嘎响。夏伯渝的锻炼效果明显，刚装上假肢，他就能站稳迈步，一下子觉得“可以开始向我的梦想前进了”。尽管医生不准他多动，不利于伤口愈合，他还是天天运动，伤口破了就自己换药。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养成了每天锻炼的习惯。

离开登山队的夏伯渝在中国登山协会负责管理档案。他每天5点起床，负重10公斤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每次10组;引体向上10个一组，做10组;俯卧撑60个一组，练6组;仰卧起坐40个一组，每回练6组。除此之外，每周一三五还要去爬香山。上班路上也能锻炼。从他住的北太平庄到南边的办公室，距离15公里，骑车一个多小时，权当锻炼。

这样的运动量导致夏伯渝的创口经常破损发炎。1993年，他在医生建议下又截去1/3小腿。

在登山前夏伯渝是足球运动员

病魔并没有就此放过他。1996年，他被查出中晚期淋巴癌。那时候，儿子夏登平还在上小学，只记得周末母亲会带自己坐很久的公交车去看父亲。他出生于1984年，从小父母就跟他讲登珠峰的故事，母亲还专门自己写文字、请人画了一组连环画，帮孩子理解自己父亲的经历。在書里，她这样写道：“登登真的很喜欢爸爸的故事，他知道爸爸希望自己做个勇敢的人。”在登山这件事上，夫妻俩不谋而合，他们都觉得这是件危险的事，没有培养儿子对此的兴趣。

情况到了夏伯渝自己头上就不同了。他嫌住在医院身边都是苦大仇深的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索性出院回家，每次照旧骑自行车往返化疗。20多年过去，癌症没有复发，他说：“好多病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期间他还参加各种残疾人运动会，总会有所斩获。

止步于距离顶峰94米的地方

1975年，夏伯渝首次挑战珠峰

2006年，新西兰人马克·英格里斯登上珠峰，成为世界首位双腿截肢的珠峰登顶者。夏伯渝专门写信给他，列了一堆问题，诸如穿假肢的注意事项、怎么改进装备、登山要领等。结果“那个人也没什么经验给我学”。对方也没遮掩，坦白自己当时多亏了好几个人一起把他拉下来的，否则根本下不了山，下山后，他的腿又截了一部分。

没能从前人那儿获得建议，夏伯渝只能自己实地考察。2008年，他作为奥运圣火传递的志愿者，重回珠峰大本营，此时距离他上次来已有33年。夏伯渝并不单纯是来做志愿者的，他想找到“穿假肢登山的感觉”。经过那次体验，他还向假肢厂提出了改进建议，比如把假肢踝关节设计成可以手动调节角度的，这样就能适应上下山的不同状况。

也是在这一年，夏伯渝明确跟家人说，自己要再攀珠峰。他为此到青海玉珠峰、新疆慕士塔格峰都转了一圈，就当作是积累经验。2014年，他等的时机到了。身体还扛得住，假肢技术也发展成熟，他开始了自己的珠峰征途。在夏登平看来，父亲“去珠峰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该去了”。

但这座世界最高峰对于夏伯渝来说却总像个触不可及的女神。

截肢后，依然每天坚持锻炼

2014年，因为南坡雪崩，16位夏尔巴向导遇难，尼泊尔政府取消当年所有攀登珠峰的活动，夏伯渝被迫返回。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一支22人的登山队在地震引发的雪崩中全部丧生，当时夏伯渝就驻扎在南坡大本营，“如果我的账篷再搭得往前一点，我也回不来了”。

2016年是夏伯渝距离顶峰最近的一次——只有94米了，“想着再有一个多小时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没想到风雪突至。夏伯渝自认为体力尚可，正想咬着牙硬上，“不管能不能下来，先上去再说”。可一回头，就看到他的5个夏尔巴向导——他们都才20岁出头，“在这种情况下，冒险会连累他们，我不能因为我的理想而枉顾他人的生命”。他做了“这一生中最难的选择”：下撤。

打定了主意，夏伯渝像个泄了气的气球，一下子瘪了。体力透支的感觉扑来，走路很难保持平衡，双手也使不上力，“一摔倒就不想起来，只想躺着”。靠着身边的向导强行支撑，他才在能见度不足一米的暴风雪中走下山。

将近24小时后，他回到营地。灯光闪烁，很多人以为夏伯渝已成功登顶。他却迷迷糊糊以为自己走错了方向，只记得那天“山坡上的雪吹起来打在脸上，很疼”。后来他才知道，就在距离顶峰不足百米的地方，有6个人死于那场暴风雪。

2016年这次失败的登顶还让夏伯渝得了血栓，医生告诫他半年内不能登山。

截肢、癌癥，都没能让夏伯渝停下攀登珠峰的脚步

也就在这时，柯庆峰听说了夏伯渝登珠峰的经历，想把这个故事拍成一部纪录片。此前，他们曾在一幢办公楼里工作，但“没什么印象，就是经过的一个老头”。

夏伯渝还是放不下登珠峰的心愿，所以当柯庆峰主动找到他时，他一口就答应了。登珠峰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普通人需要大概30万人民币，而像夏伯渝这样的，则要“贵一点”。前几次攀登，夏伯渝的朋友和登山爱好者在物资经费上帮了不少忙，他自己也拿出了30多万的养老钱。这回，柯庆峰要他“你就专注准备爬山就好了，其他不用管”，他开始统筹安排夏伯渝的珠峰登顶计划。现在聊起这事，柯庆峰强调自己并非全为商业利益，“就是完成他的心愿，因为跟他接触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想帮他达成”。

但夏伯渝通往顶峰的路还是差点儿被堵死。

2017年，尼泊尔政府发出禁令，不准单人攀登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高峰，所有在尼泊尔的外国登山者必须配备向导，同时盲人和双腿截肢的残疾人有可能被完全禁止登山。为此，柯庆峰联合其他因这个条例而受限的攀登者，通过人权组织打官司。次年3月，尼泊尔最高法院暂停了禁令。在夏登平的印象中，之前几次父亲如果打算5月份登珠峰，通常过完春节就开始准备了。今年，直到3月份，登山证才姗姗而来，出发时间也因此延后了。

“这确实是很仓促的一次，但也是准备最好的一次。”夏登平说，“往年我爸上山都是很孤独的。”从尼泊尔登珠峰，向导都是夏尔巴人，他们被称为“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绝大多数以带领全球登山者登顶珠峰或是往珠峰运送物资谋生。在当地，差不多每一个夏尔巴家庭里都有人因登山而罹难。夏伯渝英语不好，夏尔巴人又不会讲中文，哪怕是吃饭想换个口味都很难实现。

1月3日，夏伯渝在一次攀冰比赛后，展示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