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姿势是人体丰富多彩的表情。人的一生中，坐、立、卧、跪、拜、二郎腿、倒卧等多种动作交织变换，折射了一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

人体的每一种姿势，都和骨头关联，没有一种动作可以游离于骨头之外。姿势有难易之别，有卑微和高尚之分，但所有的分别，并不是永恒不朽的石头，在时间、场景和对象的变换中，沸腾的热血，展示了一根骨头的硬度。

有的人，精神伟岸，但他的骨头，却从最卑微的下跪开始。

一 下跪

在人前下跪，我一直以为是奴才的姿势，是软骨的病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庄严的法律形式正式废除延续了千年的跪拜礼，和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宣示，都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刘节，从小被父亲灌输了站立做人的理念。家传的庭训，在这个读书人心中种下了拒绝屈膝的种子。但是，1927年6月清华园中的一幕，却重新塑造了他的膝盖。

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的投湖自尽，犹如在平静的颐和园里投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刘节随同导师陈寅恪等人赶到那个悲伤的地方。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因果。

刘节在王国维的遗容中看到了拒绝生还的决绝表情，遗书中那些平静的文字从此就一直刻进了他的脑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刘节参加了王国维遗体的入殓仪式。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向静安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陈寅恪教授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看见了他那身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陈寅恪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校长、教授、朋友、学生，在陈寅恪头颅叩地的三响声中，突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陳教授身后，跪下，磕头，重重地磕头。

刘节，就是此刻在教授们身后跪倒的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在向他的导师，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告别的时候，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这样的仪式，才能和先生的马褂以及头上那根遗世的发辫融为一体。望着陈寅恪教授远去的背影，刘节想，陈先生用了一种骨头触地的姿势，完成了对王国维先生的永别。陈寅恪教授，不仅仅是王国维先生遗世书籍处理的最好委托之人，更是对死者文化精神和死因的理解之人。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文字，此刻穿透时光提前到达了刘节身边。两年之后才出现在陈寅恪教授笔下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突然在陈寅恪教授下跪的瞬间落地。刘节成了这段碑文的播种之人。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经过时间的打磨，两年之后，屹立在清华园中。在以刘节为首的学生们的请求下，陈寅恪教授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羊毫，用金石般的文字，破译了王国维的殉世之谜，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本质精髓。

陈寅恪教授的一个肢体动作，无意中改变了刘节对“下跪”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并从此以后影响他的终生。陈寅恪教授，把对王国维的纪念，刻在了坚硬的石头上；刘节先生，则把那段文字刻进了柔软的心里。

二 站立

跪拜，是一种庄严的心灵仪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庄重场所都要用这种仪式来表现。站立，就是跪拜这种礼节另一种形式的体现。

清华国学院放了暑假，刘节和一群学生跟着导师陈寅恪去上海，他们要去拜见仰慕已久的同光体诗歌领袖陈三立老人。

陈寅恪教授出生在文化世家，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父亲，这就是民国三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叶兆言先生则反证说：“在中国历史上，诗人注定没什么政治地位，作为诗坛领袖，散原老人（陈三立）更像是一个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物，好在有个争气又充满传奇的儿子，你可能不认识他爹，但你不会不知道陈寅恪。”

叶兆言站在21世纪语境下论述人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20世纪的人绝不会不知道陈三立。这个别称散原老人的人物在民国历史上是可以用“如雷贯耳”这个成语来形容的。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尊为“及时雨宋江”，在一百单八将中名列首位，由此可见三立老人的地位和影响。

刘节是在上海聆听陈三立教诲的学生之一，在陈家那个并不宽敞和简朴客厅里，学生们同晚清诗坛领袖三立老人围坐一圈。学生们以为名人都有架子，不免用拘束和小心来打扮自己。谁知三立老人开朗随和，用带有长沙口音的普通话同晚辈们谈笑风生。学生们对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往事淡薄了，倒是所有人都对1924年诗人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杭州拜访陈三立的故事兴趣盎然。

印度诗人泰戈尔随身带来了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吉檀迦利》，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赠给他心目中最杰出的中国诗人。泰戈尔以为“吏部诗名满海内”的陈三立会将他的《散原精舍诗集》回赠，不料三立老人却用微笑和谦虚婉拒了他的期望。三立先生说：“您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的。而我呢，不敢以中国之诗人代表自居。”

泰戈尔没有得到陈三立的诗集，他知道这是一个中国诗人的谦虚。在徐志摩和杨杏佛的提议下，两位诗坛巨匠在西湖边合影，纪念一个属于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瞬间。

在刘节的记忆中，还有同学提到了陈衍、郑孝胥、陈宝琛、林旭、沈曾植等《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重要诗人。这个时候，细心的刘节发现，他们的导师一直未坐，自始至终站立在父亲身边。

立即有学生起立，要将座位让给陈寅恪，却被制止了。陈寅恪说，我的凳子就在身后。在课堂上，我是老师，但是，在父亲面前，我是儿子。今天，我不能与你们平起平坐了。

所有的学生，都无法接受老师的观点。导师的站立，让他们瞬间感受到了腰肢的酸胀和腿脚的疼痛。大家同时站立起来。刘节用一句话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老师站立，学生岂能安坐？

所有学生的屁股，最后在陈三立老人的劝说下回到了椅凳之上。而陈寅恪教授呢，依然以一种恭敬的姿态，垂手站在父亲身后。诗坛领袖说，安坐与站立，都是规矩，世代可以更替，但伦理不可错乱！

刘节记忆中的那个上午，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整整站立了两个时辰，在父亲与学生愉快的交谈中，陈寅恪教授静静地站成了一座巍峨的大山。

三 跪拜

许多年之后，当刘节教授在岭南大学的校园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跪拜”这两个汉字组合的仪式就这样突然来临了。

在国民党败退逃往台湾的混乱中，陈寅恪拒绝了蒋介石的重金诱惑，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礼聘中来到了温暖潮湿的广州。而他的学生刘节，则早他三年到达广东，在并无约定的时光中等候同老师的再度相逢。

在美丽的康乐园里，学生们知道历史系主任刘节和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似乎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师生关系。但是，每逢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可以看到令他们惊诧的一幕。

节日来到陈寅恪教授家里的系主任，彻底脱去了平日西装革履的装束，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布鞋皂袜，一派民国风度。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刹那，刘节教授便亲切地喊一声先生，撩起长衫，跨前一步，跪拜行礼。

在刘节教授庄重的磕头礼中，学生们终于知道了刘节主任和陈寅恪教授的师生因缘，也知道了这对师生1927年6月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入殓仪式上通过庄重的下跪产生的心灵交集。

学生们从刘节主任的磕头下跪中完成了对旧时代的认识。当握手成为一个时代礼节的唯一标志，当鞠躬的身影都只能在教科书中寻找的现实中，大学生们开始了对长袍、马褂、布鞋的重新打量，他们的目光看到了陈寅恪教授1927年下跪磕头的情景。

刘节教授用跪拜的仪式展示尊敬和感恩的时候，岭南大学的长衫被时代的世风脱下了，康乐园里换上了中山大学的新装。在课堂上，刘节教授将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移到了黑板上。刘节教授眨眼之间，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就像时光从沙漏中间穿过，然后又聚集在他的掌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刘节教授说，骨头虽然坚硬，但一定得用皮肉包裹。深刻的思想精髓，必定在文字的深处。下跪，磕头，站立，鞠躬，已经不再常见，但当它出现的时候，一定比握手高贵。

四 站立

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注定是人体姿势集中展示的舞台，是检验一个人骨头硬度的炉火。

刘节教授在课堂上回忆完陈寅恪在王国维遗体告别仪式下跪磕头和带领学生拜见父亲，在父亲身后垂手站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肢体动作之后，考验就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对刘节的检验是从他的老师身上开始的。1958年的夏天，历史系的学生用大字报引燃了焚燒陈寅恪的烈火，“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让刘节不仅感受到了烈焰的温度，而且还看到了火焰如同毒蛇一般迅速朝他蔓延过来。

几天之后，刘节得到了一个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他就可以过关。然而，刘节却没有过关的意图。在批判会上，他不仅没有批判自己的老师，反而为陈寅恪作了许多辩护。

引火上身。这绝对不是刘节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的兵法，这只是一个骨头如铁的读书人的真实性情。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有一段话，对刘节的引火上身作了准确的评价：“敢于在批判台上将1958年的政治运动比喻为清代的文字狱，未知刘节可否称为神州学界第一人？至于公开为陈寅恪鸣不平，刘节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对于一身硬骨的刘节来说，用语言为他的老师辩护，根本算不了什么。真正让世人震惊和敬佩的，则是他日后的行为姿势。

与“大跃进”时期的语言批判相比，“文化大革命”中的武力批斗可以用残忍来形容了。1967年的陈寅恪，生命的火堆只剩下了余烬。当他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红卫兵竟然欲用箩筐把他抬到会场批斗。陈夫人唐筼女士以身相阻，竟被红卫兵推倒在地。刘节教授出现在了这个无人胆敢阻止的场合，他说，请你们放过这个生命垂危的老人，我愿意代替陈寅恪教授接受批斗。刘节用站立的姿势，挺身在批斗台上。红卫兵强令他跪下，他昂起头，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下跪的场所，在这里我只能站立！那些本该落在陈寅恪身上的拳脚，毫不留情地落在了他身上。

刘节不肯跪下，宁可更多更重的拳脚让他肉体受伤，心灵疼痛。我猜想，那一刻，打手们一定百思不解，一个在节日里长袍端庄，用最庄严的下跪磕头向老师致敬的人，为何打死也不在批斗会上弯腰？宁肯打倒，也不跪下，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支撑他的脊梁？

无计可施的红卫兵，只好用反问来羞辱他。谈到他的批斗感想，刘节说，能代替老师接受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刘节教授在陈寅恪即将被失去了人性的红卫兵强行用箩筐抬去批斗的时候出现，我不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还是陈寅恪和刘节生命中必然的巧合，我唯一能够推断的是，气息奄奄的陈寅恪，一旦进入了批斗会场，无所不能的上帝，也无法拯救他的生命了。

病床上的陈寅恪教授，无法看到会场上刘节的鼻青脸肿，但他在朦胧中看到了刘节笔挺站立的姿势。站立，有时比下跪更疼痛，而下跪呢，往往比安坐更高大！

刘节，字子植，号青松，浙江温州人。“节”，气节，节操。刘节的父亲刘景晨，亦是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之人。无论跪拜还是站立，刘节的姿势，都无愧于“气节”“青松”这些不朽的汉字。

五 下跪

献身学术，终生教书的陈寅恪，桃李遍天下。中山大学偌大的校园里，他教过的学生，远远不止刘节一人。

1940年香港大学的校园里，金应熙是陈寅恪教授最优秀的门生。1949年之后的中山大学，金应熙已为人师表，以讲师的身份跟随陈寅恪教授钻研学问。

无法统计陈寅恪先生一生教过多少学生，我想，如果有一份学生名单，那个名单的长度大约可以打破人类撑竿跳高的纪录吧。周一良、王永兴、汪篯、蒋天枢、季羡林、刘节、姜亮夫、蓝文征、陈哲三、劳干、罗香林、周祖谟、杨联升、邓广铭、石泉、王力、吴晗、卞僧慧、蔡鸿生、陆侃如等等，都是陈先生学生队列中领头的人物。

作为这份名单中一个人物，金应熙被公认为才华横溢。与他的老师相似的是，金应熙记忆惊人，懂多门外语，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在中山大学，金应熙文史知识博古通今，被人称为“金师”。

陈寅恪曾经发过感慨，认为他教过的最好学生，都是共产党员。我猜测，作为共产党员，金应熙的名字当列在老师认为的最好学生名单之中。

然而，就是这样被老师和同事看好的人才，却紧跟政治形势，迎合潮流，见风使舵。在人生关键时刻，违背良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老师。由于对老师的学术、著作和性格太过熟悉，金应熙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有的放矢，犹如一个知己知彼的高手，洞穿了对手的命门。金应熙的那些批判文章，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利刃，扎在老师的心上。对于一个洞穿了历史人性的智者，这样的伤害招招致命。

在被学生出卖背叛的痛苦中，陈寅恪愤怒地表示，“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政治运动的风头终于过了，金应熙想到了负荆请罪。但是，他知道，一把插在心尖上的利刃，是不容易轻易拔得出来的，即使，匕首拔出来了，伤口如何止血？要多长的时光愈合？金应熙搬出了同陈寅恪私交甚好的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他希望陈序经是一剂万应灵丹，能够让一个伤痕累累的人瞬间康复。

见到陈寅恪的瞬间，金应熙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老师，然后双膝下跪，磕了重重一串响头。金应熙抬起头来，将请求宽恕，还做老师的学生之类事先构思好的话小心地叙述了一遍。

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无法看到这个曾经的弟子跪地的姿势和面部表情，但是他听见了金应熙双膝触地和头颅撞击的声响。陈寅恪教授面无表情，他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陈寅恪在金应熙面前关上了那扇沉重的家门，他兑现了“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的诺言。关上家门的那一刻，陈寅恪突然想起了1927年他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前的一跪，想起了之后他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

“跪”，从“足”，从汉代前的“席地而坐”演变而来，表示人类的一种肢体动作。所有的汉字中，还没有哪一个汉字具有“跪”字丰富的内涵和精神价值。有的时候，受跪之人，也是下跪之人。“跪”，以时间和场所为界，以心灵为门，相同的一个汉字，相同的一个肢体动作，表现了不同的精神与人格。

六 二郎腿

腿是人体的一个重要部位，失去了腿，人类将无法行走。爬行，那不是人类的动作。

二郎腿，是人腿在自由状态下的一种姿势，这种姿势的本质是为了让人体舒服。然而，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二郎腿却派生出了多种意义，甚至，在特定的场合下，面对不同对象，还暗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心态。这个时候，腿的姿势成了一种无声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情。

二郎腿第一次通过我的肢体展示的时候，我还是个无知的少年。父母严厉地呵斥了我，他们让我明白了，在长辈和客人面前架着二郎腿，是失礼和缺乏教养的表现。从那以后，当我需要用二郎腿松弛神经舒展身体的时候，绝对是我独处的场合。当我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捧书入读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里，绝对不会对他人带来轻视、睥睨和冒犯。此时的二郎腿，真正回到了本质意义出发的地方。

其实，二郎腿也并非同尊敬、平等、友好等美好的词汇绝缘。当你同一个身份、地位、财富相当，心灵相通的朋友一起会心交谈开心大笑的时候，身体的任何姿势都不会冒犯朋友的尊严，更不会成为心灵的障碍。

当一个地位显赫，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接见别人的时候，二郎腿往往成了这种不平等场合的主角。一条腿用不平等条约强制另一条腿，用一只骄傲的脚尖作内心自负的旗帜。在我半百的人生经历中，多次见到过这种仗势欺人的表演。当别人成为受辱的主角时，我往往闭口，内心却张扬起抵抗的旗帜。当受辱者变成自己时，我则用不屑的神情和敷衍的态度还击，然后迅速撤离战场。

用二郎腿张扬狂妄、自大的人必须先安抚好自己的屁股，当屁股有了安全的支撑之后，才能让轻薄的脚尖摇头摆脑呈现得意之色。这种人往往不是皇帝，他们在地位、官职、财富不如自己的人面前风光无限，而在另一些人面前却头颅低垂，腰肢无骨，如同贾桂复活，从《法门寺》的唱腔里穿越而来，低低地叫一声，奴才站惯了。

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冯雪峰，有一次在家里接待一个高官。由于级别相当，话题投机，聊天中冯雪峰不知不觉跷起了二郎腿，对方也不在意，一直满脸笑容。客人告别之时两人紧紧握手，冯雪峰一直将他送到门口。当高官的专用小汽车缓缓开来，停在身边时，客人依然站立不动，并不去拉开车门。这个人人都能伸手完成的开门动作，轻而易举，然而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局。司机打开驾驶室的车门，从车头前面绕过来，躬下腰，替官员拉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护着他坐进车中，然后轻轻关上车门，再经过车头，回到驾驶座位上。

這个动作瞬间点燃了冯雪峰胸中的怒火，他没有想到，有的人，一旦晋升了职务，当了高官，就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下雨让人打伞，出入让人开关车门。出行前呼后拥，有人拿公文包，有人捧保温杯。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车，冯雪峰狠狠地摔了自家的大门，大声骂道：架子大过了皇帝，却是一副小人嘴脸，从此决不让他再进家门！

冯雪峰大发雷霆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万岁的皇帝早已绝迹了。但是，看着那个远去了的高官，他突然想到的却是固定在龙椅上的那个名词。一种推翻了的制度，化作幽灵，附在了后人的身上。

七 安坐

安坐是屁股的仪式，由于腿的功能退居幕后，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隐蔽。客观来说，人的屁股在严密的纺织品包裹之中，不露声色，所以，屁股的真实嘴脸，有时便曲折婉转地借助语言和手、脚来表现。

其实，有史以来，屁股始终是不平等的。龙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皇帝安坐在威严的龙椅上的时候，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只能肃立或者下跪。

在一张1958年的旧照片上，我看到了两张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两个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和胡适，以并肩而坐的姿势，穿越辽阔的海峡和五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眼前。

蒋介石的神情气度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和威仪，符合一个领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饰严整，身姿端正。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胡适却二郎腿高跷，神情轻松，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片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瞬间的记录。胡适的二郎腿和领袖的正襟危坐构成了巨大的疑问，它让我一直思考，在威严如日中天，人人见而敬畏的蒋介石面前，胡适用高傲的二郎腿，难道是为了展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处，终于寻觅到了胡适和他那条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蒋介石合影之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胡适对会上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終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论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干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胡适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当头棒喝让毫无防备的领袖眼冒金花。在蒋介石的极度错愕中，胡适又毫不客气地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愤怒的引信瞬间点燃了，他勃然变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张群、陈诚等人拉住，他肯定会踢翻座椅，扬长而去。

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我相信，蒋介石在同胡适的会后合影中，他愤怒的潮汐依然没有消退，惊涛裂岸的声音依然让随从们胆战心惊。

二郎腿，是安坐之后的后续和延伸动作。安坐，很多时候是二郎腿的前奏。胡适同蒋介石合影中的二郎腿，被他的学生傅斯年看在眼里，而蒋介石胸中愤怒的潮汐，也在傅斯年的胸中撞响。

从精神的姿态来说，傅斯年是老师衣钵的传人。这个“五四”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1919年5月4日上午，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直冲进赵家楼。徐百柯先生说：“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绝从政，一生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这个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忠心耿耿的读书人，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抗战时期，他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劝其不要惹火烧身。

为了保护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专门置设筵席，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虽然跷起了二郎腿，但却没有半点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蒋介石颜面难堪，一众陪客大惊失色。

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此刻的蒋介石，满脸轻松，笑容亲切。“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间就明白了蒋委员长设宴的目的，也明确无误地断定，领袖话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孔祥熙之后的另一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更是施展权力，利用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各种手段积聚巨额财富。傅斯年愤怒至极，连续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战斗力极强的檄文，在《世纪评论》和《观察》发表。傅斯年一针见血地直指腐败根源：“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中华民国历史上两任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因为傅斯年揭发弹劾而下台。而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则是蒋介石的妻舅。所以，他的老师，敢于在蒋介石面前架着二郎腿的胡适，也为他担心，劝他小心行事。

新闻照片，不仅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也是人物心灵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仅在领袖面前骄傲地展示，在作为国宾的洋人面前，他也没有刻意地掩饰和收敛。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一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蒋介石率领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第二天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中，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贵宾室就座，五院院长等政要们垂手恭候，三军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安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口衔烟斗，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潇洒自若。新闻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这个让人惊叹的场景，引出了别人的评价，那是《后汉书》中范晔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的借用：“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说：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有的时候，安坐着跷起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种姿势。

八 跪拜

陈寅恪、刘节、金应熙、蒋天枢、冯雪峰、胡适、蒋介石、傅斯年，这些先后出场的人物，用他们不同的人体姿势和故事情節，引领我走过了跪拜、站立、安坐的漫长演变。这些动作姿势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漫长，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同时也是肉体姿势的演变过程。

由于发明了作揖、鞠躬、握手等简化了的礼节，跪拜这种古老、复杂而又具有一定难度的仪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婚丧嫁娶的重大场合和中秋、端午、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中，我们也无法轻易窥视到它们的隆重身影，我们只能从古籍和影视的旧时光中去寻找它们久远的踪迹。

我没有想到跪拜消失多年之后，突然以一种集体行为复活在公共媒体上，它们借助了学校这个特殊的场所，将一种古老庄严的礼节，通过表演的形式展示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日渐淡薄了的商业时代。多家报纸报道，北京一家书院的开学典礼导演了一个学员集体跪拜老师的场合，一群身穿灰布长衫的学生，排成队列，双膝跪地，而他们磕头的对象老师，则安坐在舒适的藤椅上，神情庄严，俨然两千多年前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另有报道说，上海嘉定区民办斌心学校举办“孝敬文化节”，800多名学生齐刷刷地在父母面前下跪磕头，场面声势浩大，仿如影视大片。

这些出现在教书育人场所中的表演，让我想起每年的某个时间，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总能看到一群身穿汉服的青年，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幌子，其招摇过市的行状，让行人恍惚 ，不知今夕何年，以为穿越到了汉武帝时代的宫廷。

这些在校方精心策划下的尊师孝长表演，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感动，更无法让我与陈寅恪、刘节的跪拜产生一丝一毫的联想，我只觉得一股霉味，直冲脑门。陈寅恪在王国维灵前的跪拜和刘节在陈寅恪面前的跪拜，是尊师的崇高礼节，是一个人灵魂的安妥，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跪拜，无论对象是谁，都是精神的强制和奴性的培植。

膝盖，是用皮肤掩护的骨头，它不仅用来站立，也用来下跪；屁股，是用纺织品遮盖的赘肉，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安坐；二郎腿，则是屁股和膝盖共同配合的连贯动作。在人的肢体中，这些名词密切关联，它们共同组合为一个整体，它们的最高指挥官是灵魂。

跪拜这个姿势，在20世纪50年代刘节那里结束；站立，也在蒋天枢那里终止；只有二郎腿，被胡适、傅斯年带去了台湾。我们如今只用握手来展示心灵。有些姿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其实，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所有的动作，都是心灵的姿势，都需要一根骨头支撑。没有了骨头，卧床的身体，也只是一具皮囊。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