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梓

见 到赵建的时候，他正准备结束周末休息提前回乡镇工作，“把该走访的贫困户走访了”。最近一次乡镇换届中，他从镇党政办主任提拔为党委副书记，成为该镇唯一的80后领导干部。他家在县城，提拔后除了为出行方便、找家里人筹钱买了辆车外，他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特殊：

“都奔四了，就是做书记，也没啥奇怪的。”赵建是1984年出生的，他自称是后进干部，“上次换届后，县乡一级80后官员已经很普遍了。”

对于80后官员，赵建认为，“应该处于整个干部队伍承上启下的位置，既是中間，也是中坚，兵头将尾吧。”至于几年前舆论的争议，他反问，“时至今日，80后难道不应该或者不能够担当起中坚力量的角色？”其所在县目前35—45岁的干部是中坚力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干部成长起来，他们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特点。

年龄优势正逐渐不在

提起几年前备受舆论争议的80后官员，越级或突击上位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人们习惯于用“台阶论”来看待干部升迁，即一个干部要承担一定的职务，就要经过不同层级的历练，因而对于越级或突击上位的80后官员具有很大的错愕感。

“也正因如此，当时的80后官员是零星而扎眼的。”一名研究干部队伍多年的研究人员称，到现在“至少处级的80后官员已经不少了，各地从之前的零星提拔到有计划的补充”。

虽然事隔不到几年，但是现在80后官员已经呈现与之前80后官员一些不一样的特点。比如升迁速度逐渐慢下来。

在四五年前，提拔速度快是当时80后官员的一大特点。一项学术研究称，以80后副县级干部自工作起到副县级的提拔速度来看，平均为6年，有些甚至更短。如山东官员张辉，从科员破格提拔为正科，仅用了1年，从副处到正处，又只用了1年，从正处到副厅也仅仅9个月。

但是十年前的2008年，张辉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后，到目前已当了两个县区的书记，现任济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一直在副厅级岗位锻炼。

不止这些80后“明星官员”升迁慢下来，绝大多数80后处级干部也多是一步一个脚印。1982年出生的邹宁就是如此，毕业后在街道工作了近4年，去了区司法局。2年不到，又回到乡镇做党委委员、副镇长。这样在乡镇和区里来回调整了2次，去年从乡镇镇长提拔为副县长。

都说“年龄是个宝”。在四五年前，年龄是当时80后官员最大的优势之一。“现在1985年前出生的80后官员，年龄优势正逐渐不在。”1982年出生的何军在正科级岗位上任职6年了，最近当地正在优化干部队伍，提出要任用一批年轻干部，“但以1983年为界划了一道杠，我刚好被排除在外。”

他告诉笔者，在当地省直机关以及一些国企，80后干部开始面临着90后的竞争。“80后奔四的同时90后也在奔三，一些能力强的90后，已经成长起来了。”

不过他也承认，1980年代85年之前出生的干部在基层仍有较为明显的年龄优势。“尤其是在县以及乡镇，这里沉积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干部，年龄均偏大。80后虽已不是小字辈，但仍是这些地方年轻力壮的主力军。”

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笔者问赵建，“兵头将尾曾是近十年前，媒体对70后官员特点的概括，现在用在80后官员身上，合适不？”

“以10年为一个阶段，现在的80后官员与十年前的70后官员相比，在工作中都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赵建称，“但部分80后官员成长与十年前的70后官员不能相提并论，处级干部中，80后的比重并不大。”

1984年出生的祝亮，去年从县级部门副职提拔为当地编办主任。年初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提出来之后，县委书记忙着应对，当地早就提出来的另一项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就全部落在他头上了。“方案要求和党政机关改革方案一起出，上面指导性的东西也缺乏，只有先到处去考察，看看其他地方都是怎么搞的。”

周末，他要带队到东部沿海地区去考察。相对现在的繁忙，他估计后面方案的实施，可能也要他具体负责，“那将来会更忙。”

几年前舆论质疑80后官员，质疑得最多的是他们的能力，有些甚至用上了“娃娃官员”这样的称呼。现在“娃娃官员”经过多则15年、少则五六年的工作历练，已逐步成为各自领域的能手，“知道啥是举重若轻，不管工作任务多还是少，都会认真干完”。

80后的张华最初就是典型的“三门干部”，“刚到镇上时，和老百姓打交道、做工作，不是胆怯，就是完全没办法沟通。”

他先做学生，多跑、多看、多想、多问，虚心向乡镇领导、包村工作队老同志、村干和群众学习，从抓基层党建、村干部管理到发动甘蔗生产、抓计生、新农合征收、清洁乡村等各项工作都参与过，慢慢成了当地公认的“处理问题高手”。

党员干部也是人，也生活在社会中，有各种生活压力。相对10年前的70后官员来说，由于工资待遇等“后门关上后前门并未打开”，部分80后官员面对的生活压力更大。

“就我的了解，80后官员由于任职时间、职务级别等原因，除了个别特殊地域、特殊岗位之外，大部分每个月实际到手的收入很难突破6000元。”上述研究人员称，如果没有相对殷实的家境，在来自衣食住行等方面巨大的压力面前，这点收入显得有点单薄。

36岁的李巍前几年通过遴选，从县里调到省直机关。农村娃，上有老、下有小。“还好当初调过来，看没有分房的机会，就贷款买了一套小房子，不然以现在不断上涨的房价，我也只有看着。”

不过即便如此，他每个月要还近5000元的房贷，还完之后，每个月工资所剩无几。为了尽量节约生活开支，他基本一天三顿都在机关食堂吃，“还好，我不是个金钱欲望过强的人。”

兵头将尾遇到“35岁现象”

但并不是每一个80后官员，都能如李巍一样。

“天津市西青公证处主任田健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信银行南昌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姚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仅今年4月份，就有多名80后官员落马。恰是风华正茂、前景光明，却陷入了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淖，令人唏嘘，又催人反思。

前些年，在研究违纪违法人员的年龄段时，有人提出了一个“59岁现象”。近些年情况有了变化，“35岁现象”增多，违纪违法案件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的发展趋势。

据北京、广州等地纪委调查统计，31至45岁年轻干部占腐败干部比例均超过51%。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统计，2008年至2012年间，该院查获“年轻干部”为主体的职务犯罪案件，当事人几乎均为任现职不久或提拔不满5年。

从已查处的年轻官员贪腐案看，他们多为高学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作案更贪婪、更大胆，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也不鲜见。

安徽长丰县医院办公室原主任邵某就是其中的典型。1982年出生的他，在担任县医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4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使用虚假发票、收据等进行报销，骗取单位资金共800多万元，平均每月贪污公款近20万元，其贪腐行为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透过冷冰冰的数字和案例，不難看出，这些青年之所以从天之骄子迅速蜕变为腐败蛀虫，甚至在“起跑线”上被撂倒，其根源在于作风出了大问题。不过，相对移送司法的80后官员，轻微违纪的80后官员更多。

某县级纪检干部最近就遇到一件80后官员违纪的事。“这个80后刚从乡镇提拔到县里农业产业园区做副主任，高中同学就找到他，让他帮忙联系园区内一家休闲农业公司，办一次同学会。高中同学是事业单位干部，已违规组织多次同学会，这次又找上他，虽然说也会给一定的费用，但他找到企业，企业也就是象征性收点钱。”上述纪检干部称，这名80后组织、参与和联系的同学会，办了两天，在当地引起了很多议论。

最终，当地纪委依照相关规定对这两名80后官员都进行了处理。

一边是兵头将尾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边是无法回避的腐败“35岁现象”，80后官员如何健康成长，值得探讨。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走偏。比较典型的是共青团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原书记杨俊峰。他32岁就成为正处级干部，一度风光无限，成为“80后”公务员谈论的热点人物。然而，2012年至2013年，杨俊峰通过虚列培训费、会议费以及将青联委员捐款不入账的方式，套取现金设立“小金库”；在被约谈的时候，表面上信誓旦旦，实则不以为然、心存侥幸。最终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共青团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从正处降为科员。

其实不管是80后官员，还是其他年龄段官员，有一条是共通的：每一次对纪律的漠视、对规矩的践踏，都可能成为打开贪腐之门的“钥匙”；自我约束的“风纪扣”每解开一颗，就意味着对各种诱惑的防备解除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