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菊

函札是历史文献中较为特别的一类，它不像奏折那样正规堂皇，也不像报刊报道那样公开透明，但它却能从更私密的角度反映某些史实真相。晚清大规模战争时期，督抚与军事统帅之间围绕军情变化、营勇征募、军饷解济等往返函商，彼此交流，所透示的戎情、政情与财情，或为奏章、报刊材料所不及，更与会典则例这类经制规范有重大区别。已刊函札且不具论，未刊函札亦可揭示不为人知、别有洞天的隐秘史实。咸丰四年湘军东征初期，湘军统帅曾国藩与陕西巡抚王庆云最早的两通未刊函札，揭示了非经制军队征战初期军饷获取与搭放中不为常人所知的一面，其中王庆云等人提出的军饷拨解搭放 “三金并用”计策较为别致，值得做深度挖掘和释证。

一

从洪秀全在广西桂平起事到太平军攻陷南京，短短两年多时间，起义军横扫半个中国。长期以来八旗军“任意糜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而绿营兵也长期荒废操练习训，经制之军在战争中不堪一击。各地官绅筹办的地方团练良莠不齐，曾国藩督练的湘勇战绩却深得咸丰帝青睐。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奉旨在籍创办湘勇，镇压省内盗匪卓见成效，声誉鹊起后，又奉旨率军越境东征。但湘军在转战过程中，却面临兵饷供应难题。无论是旧时协饷制度，还是清廷被迫实行的咨商拨解新制，均难以满足东征湘军的军费需求，东征军饷一直处于竭蹶状态。咸丰四年的战事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清军粮饷开支极为浩繁，山西、陕西、四川这几个后方完善省份便成为前线军队军需和饷银的主要供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