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满菱角秧的河沟，种植着花生、地瓜的沙土地平展得像一疋被风浆洗的丝绸，尽头的树宛若一只只怪异的鸟……辽河岸边的村庄，我是她的野孩子。

夏日一丝不挂在泥淖里捉泥鳅，冬天踩着梯子掰掉杏树上毛虫的幼卵，贴在燃烧的铁炉盖上烫熟，直到今天我再没尝到过那样的美味。把空壳抵在唇下一吹，就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还有马厩，我是多么喜爱马的眼神和谷草的气味……

回到哈尔滨，我上小学，妹妹被送去托儿所。

一栋俄式砖楼有5个门洞。正值“文革”，一大群年龄不同的孩子混杂在一起拉帮结伙。联合、冲突、对峙。时而被莫名其妙地捧为上宾，时而又不知所以地遭受排挤、孤立。仿佛当时成人世界的翻版。

那段日子，快乐很是稀缺，更多的是如同我们居住的十二平米小屋一样的阴郁。

幸好我拥有为数众多的小人书，最让我着迷的是那套高尔基故事连环画——《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甚至特意去煤棚里感受过板皮缝隙透射进来的阳光，我觉得那里与画中的场景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

祖母终于答应从辽宁老家来哈养老，但不习惯睡床，于是我们举家迁往父母单位最远的那片家属区。

洼地里一排排的砖瓦房，三面被农场、公社的水田、旱地围绕，只有一条蜿蜒东去的长路通往父母上班的工厂。

这里成为我的又一个乐园。

我的第一篇作文便成为了老师手中的范文。我想它无非是多了几分声色，声即为乡野的虫鸣鸟唱；色便是田间的姹紫嫣红。

19岁那年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走进父母所在的工厂，与此同时开始写诗，不久加入了由厂里青年诗爱者自发组织的诗社。

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我们为她痴狂。

烟。酒。探讨。激辩。那时我们泥沙俱下写得飞快——写翻开的工作证是一双张开的翅膀，写塔楼和旗的意象诗……分头订阅不同的诗刊、诗报，交流体会。

我至今深深怀念那种氛围。

读得多了，写的速度便逐渐慢下来。随之而生的，是越积越多的敬畏。对经典——我穷尽一生也不能企及的高度；对语言——想叙述一条草鱼的经历，才发觉语言是那么有限。

慢慢地临摹记忆中让我心动的乡土风物，每完成一首诗后，总是反复对自己说，再放放，再想想。如同一只笨拙的蜗牛，仅仅为了留下一道湿润的痕迹。

转眼间，我在这家老军工企业工作了30余年。从前，每到上下班、午休时厂区里便响起嘹亮、悠扬的军号声，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到神舟系列、C919，无不彰显它的存在。但在我的诗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却是“花朵”“鸟鸣”和“屋顶”。有人说，一个经年累月面对金属的人，他的心灵更需要泥土的慰藉和自然景物的滋润，也许不乏此种原因。我倒是覺得两位诗兄的分析更为鞭辟入里——

“他就像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倔强地躲在童年的角落里不肯出来，固执地重复着早已失传的天真游戏……”（马永波《诗歌是一种乡愁——关于赵子桐的风景抒情诗》）

“孩童那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在任何人的记忆里都是梦魂萦绕的，它带着初生者缓缓睁开眼睛的惊奇和幻美。赵子桐的诗也止于孩童之梦魂，不论岁月沧桑，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这样评论的时候或许还是时间不够久长，但他的诗笔确实至今还未涉入他现实的处境。”（李景冰《黑龙江新诗选<导言>》）

李琦说：“一个人来自童年的经验和体味对一生都会深具影响。”

也许我该尝试写出金属的温度。

和驴友爬山，中途坐在岩石上小憩，放眼山下，绿荫掩映的农舍稀疏、错落。乡村公路两侧白杨树的叶子被风吹卷，像光芒闪射的金属片。

映在脑海中的诗句瞬间浮现：我在河岸劳动/白杨树一直响到尽头……

朴实。灵动。意味深长。一路在想作者的名字，却最终未能想起。

一生在河岸劳动，诗歌便是一直响到尽头的白杨树——我们精神的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