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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2018-06-22吴俊杰张国防

商业经济 2018年4期
关键词:人口红利老龄化

吴俊杰 张国防

[摘 要] 基于对人口结构转变中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口转移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行综述。两者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对预测两者的变化以及应对变化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学理要求。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文献的研究往往只突出单个人口因素的影响,缺乏多因素的合力影响和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人口各因素之间本身就有密切的关联性,如何辨别各因素的影响是可研究的重要方向。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是内生因素,外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因素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加强内生性研究促进人口政策的合理性是必要的。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人口转移;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8)04-0004-04

一、引言

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理历来受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自流通领域,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人口众多则对外贸易发达,人口是国立和财富的重要源泉。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指出,“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经济问题。首先人类劳动作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得到认可,其次特别强调社会分工,即劳动力的专业化,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及探讨了资本增加对劳动需求的影响,认为使用机器可能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

马克思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有着科学的论断。其一,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充分证明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劳动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其二,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明确了不同质量的劳动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其三,提出“两种生产”相互适应即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相适应的问题;其四,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是相对过剩的人口规律。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背景下,促使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汉森从有效需求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研究了人口数量、心理、就业等对投资消费的影响。此后,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口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哈罗德—多马模型突出了人口增长率,只有人口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相等时,才能达到“刀刃”稳定增长;在索洛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是两大生产要素,然而劳动只有量的规定没有质的区别,能反映劳动质量差别的技术变量却被假定为外生;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知识的增长使企业获得垄断利润,而人力资本对知识增长的影响最大,罗默认为企业或国家的研发能力即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教育部门形成的内部人力资本积累,另一类是通过“干中学”形成的溢出效应,此外,卢卡斯区分了体力型的有形人力资本和智力型的无形人力资本,虽然两者不可以完全替代,但毫无疑问两者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经济增长模型突出了人口因素的时间维度,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则从空间维度,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上述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中突出了不同时期人口因素中的不同具体方面,如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政策、人力资本等,或者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近年,无论国际国内,人口因素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环境的变化,促使更多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开拓了更宽阔的视野,如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人口转移,或者更深入的作用机制研究等。我国近些年的人口、经济发展,甚至当下,正在经历着上述多种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合力影响。因此以我国为研究对象,从多种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以及作用机制进行详尽研究。

二、人口转变、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人口结构转变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体来看,学者在研究这二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把二者至于一种固定的逻辑框架中,即人口转变导致人口结构转变,在人口结构的不同阶段进一步探讨人口红利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研究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目的是对我国人口转变的阶段性进行判断,以此为研究背景进一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作用机制。

(一)人口转变的经验性研究

人口轉变理论最初由法国著名学者Landry提出,后经美国学者森Thompson发展,最终由美国学者Notestein完善,人口转变主要经过三个阶段:“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王金营等(2010)基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数据,做出我国人口再生产在20世纪末已经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郭凯明等(2013)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指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已经超过了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判断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孙爱军(2014)指出,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较晚,但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较快的速度凸显出来。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老龄化将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

(二)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分为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人口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行动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就是人口红利。相应地,一旦人口转变越过特定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消失。

1.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最早由D.E.Bloom等(1997)提出:“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并指出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发展的三个机制:劳动力供应、储蓄率和人力资本。

(1)人口红利的劳动力供给效应

蔡昉(2004)认为,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总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持续降低,从而产生了两个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王德文等(2004)基于中国1982-2002年的数据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降低约0.115个百分点。Golley&Tyers;(2006)认为,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充裕劳动力吸引大量资本流入中国,高回报率激发的投资扩张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钟水映等(2010)的實证检验发现中国人口红利的提高了省域经济增长,因此可以通过促进人口红利充分流动、适时延长人口红利的存续时间来利用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孙爱军等(2014)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验证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在1990~2010年这段时间里,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年均经济增长率增加1.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

(2)人口红利的储蓄效应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储蓄行为不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必然导致社会储蓄率的变化。

钟水映等(2009)认为,我国居民储蓄率上升主要是由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引起,与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关系不大,但是,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的研究表明少儿和老人的抚养比都与储蓄率成负相关,并且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大于老人抚养比升髙的幅度导致储蓄率的上升。然而,李杏等(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与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同时发现了与发达经济体生命周期理论截然不同的现象——老龄化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储蓄率的提高。尹银等(2012)与李杏(2012)等有类似的研究结论,这启示了我国开发第二人口红利的可能性,老年产业、老年经济也具有经济增长潜力。

(3)人口红利的人力资本效应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性效应,即资源在教育和数量上的分配。Finlay(2005)和Li等(2008)均认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抚养比的下降使得孩子分配到更多的教育资源,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过这一结论存在争议,一是,刘永平和陆铭(2008)发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资产产出弹性和维持后代生产的必须照顾时间等对替代效应具有双向的影响作用,不一定就会产生替代效应,二是,Rosenzweig和Zhang(2009)认为,即使存在替代效应,也不意味着人口政策会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郭凯明等(2013)认为刘永平和陆铭(2008)忽略了劳动力结构和资本的适应关系,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劳动的替代弹性,并认为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竞争性不断增强,技术工人对非技术工人劳动的替代性逐渐提高,放松人口政策可以通过扩大资本技能比,转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4)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

人口转变是动态的,它所带来的增长贡献不是永久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年龄结构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而“人口机会窗口”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刘元春等(2009)、沈君丽等(2005)、汪小勤等(2007)、詹浩勇等(2010)认为我国户籍制度、城乡公共服务差异、大学生的“知识性失业”、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的错位等都不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实现。王颖等(2010)认为要充分发挥人口红利,需要五大条件:第一,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不然人口优势就会变成就业压力;第二,人口红利需要有效的劳动力配置制度做保障,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重中之重;第三,劳动参与积极性,积极性越高劳动力市场越有活力;第四,人力资本的建设能力提高有效劳动生产率;第五,人口红利还取决于资源禀赋。

2.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相对于人口红利是人口结构转变的下一个阶段,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与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具有辩证含义,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但效应基本是相反的。上述文献对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判断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已经做了概述,在此不做赘述。

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方面,郑伟等(2014)分析认为:第一,“来得早”,在中低等收入阶段迎来老龄化;第二,“来得快”,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只用了25年,远远低于法国的115年,瑞士的85年,德国的66年;第三,城乡倒置,理论上,农村老龄化程度应低于城镇,但实现是农村老龄化程度却超过城镇;第四,地区差异明显,不同省区的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都有差别;第五,性别差异显著,女性的老龄化程度特别是高龄化程度高于男性,老龄化速度快于男性;第六,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伴生。此外,郑伟等(2014)用“人均GDP分解法”分析框架,将人均GDP分解成单位劳动GDP乘以劳动力占总人口的形式,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进行测算,将事实和反事实的人均增长率之差视为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其对2005-2050年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6.08%下降为4.85%,降低1.2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强度负1.23%,并指出要远远髙于世界平均水平负0.09%。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但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多是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对非技术型人口数量的依赖程度低,老龄化冲击较小。有学者基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人口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比,认为我国经济人口关系是“未富先老”,降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务之急。蔡昉(2010)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仍有发掘空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转移,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昉(2009)认为只要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可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延缓退休,保持劳动参与率;第二,完善养老制度,保持老龄化人口储蓄动机;第三,深化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三种制度条件也都是着眼于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此外,蔡昉(2010)指出,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推作用,也就是说人口结构转变具有内生性,舒尔茨(2005)、胡鞍钢等(2012)、郭凯明等(2013)均持相同观点。因此,蔡昉进一步认为,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持续发展来解决,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经济增长新源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三、人口转移与经济增长

我国改革开放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动力被逐步激活,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转移促进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国内学者对人口转移的研究主要围绕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展开,涵盖人口转移动力分析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人口转移的动力分析

在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里,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以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就可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业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不断提高,当两个部门边际生产力相等时,工资水平也就相等,也就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Ranis和Fei(1961)放弃了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把农业部門工资开始上升称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而把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称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岳龙华等(2013)进一步细化了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将二元向一元转变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农业剩余劳动转移之前,剩余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第二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边际生产力提高,但工资水平低于制度工资;第三阶段两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持平,两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将随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模型的本质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边际生产率的差距和工资的决定原则的不同是促使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国内部分学者利用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解释我国农民工工资上涨现象,但李文溥等(2015)从前提和方法上质疑二元经济的解释能力。因为,从方法论上看,刘易斯模型假设工资不变,而通过数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长期供给并非无限,实际工资水平也是不断上升的,其实,也是对刘易斯模型对我国二元经济的实用性的质疑。

(二)人口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Ranis和Fei(1961)指出,欠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现代部门的成长和资本积累,发展进口替代和扩大出口产业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推动二元化向一元化的转变。这一观点基本符合我国二元经济转变历程。汤向俊等(2010)根据经验数据分析表明,剩余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流动推动的二元结构向一元化的转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得以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齐明珠(2014)通过假设手法,估算了1991-2010年包含劳动力转移和不包含劳动力转移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劳动力的转移提升年均总体劳动生产率25%,GDP增长率年均提升1.5个百分点。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区域经济差异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王小鲁等(2004)和蔡昉(2006)均认为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区域间经济收敛。但是,沈坤荣和唐文健(2006)认为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转入地区不会出现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现象,导致劳动转移伴随着资本转移,从而形成“资本追逐劳动”,这不仅不会促进经济收敛,反而导致差距进一步拉大。

四、结语

基于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人口转移和经济社会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的背景,对人口结构、人口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文献梳理。人口结构关系到人口红利的获得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人口转移关系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对经济的影响,两者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对预测两者的变化以及应对变化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学理要求。从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研究往往只突出单个人口因素的影响,缺乏多因素的合力影响和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人口各因素之间本身就有密切的关联性,如何辨别各因素的影响是可研究的重要方向。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是内生因素,外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因素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还是不确定的,因此,加强内生性研究促进人口政策的合理性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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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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