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张平凯

开国将军中，大多数人出身贫苦，受教育程度也较低。说起拿枪杆子冲锋陷阵，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可一旦要他们拿笔杆子写文章，就不免犯怵，视小小笔杆千斤重。不过也有例外，有一位开国将军，就十分喜爱“舞文弄墨”。他因文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也因文两次蒙冤。他就是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开国少将张平凯。

★在枪林弹雨间刻苦自学

张平凯出生于1910年，湖南平江人。因家庭贫穷，他只读了15个月小学，便辍学帮地主放牛，不慎将牛丢失，不敢回家，从此投身革命。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他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历任游击队团支部书记、共青团龙门区委书记、红五军第三纵队分队长。

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张平凯坚持自学文化，练习写文件、布告、宣传材料，成为红军中的“秀才”，因此被调到红五军军部工作。1929年10月，红五军进军江西永新县，他参加了天河、横江渡等战斗。红五军军部在永新县城选举士兵委员会，军党代表滕代远被选为委员长，张平凯被选为副委员长，后又代理委员长。

1930年初，张平凯到红五军教导队学习，与甘渭汉、邱创成等同班。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刻苦学习，政治、军事、文化素养提升很快。

是年7月，红三军团遵照中央的命令攻打长沙。张平凯接替何长工担任红三军团后方留守处主任。他领导后方留守处，成立了3个战时流动后方医院，建立了5个固定性的医疗点，担负起分散救护医治伤病员的任务；组建新兵训练营和俘虏官兵训练营，建立1个修械所，担负起补充兵员、枪械修理的任务；动员平江等地大批群众支援前线，与中共平江县委配合，组织赤卫军12个团及支前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慰劳队等共10万余众支前。这些，为红三军团胜利攻克长沙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受到彭德怀的嘉奖。

在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中，有一支由平江长寿街少先队员组成的队伍，朝气蓬勃地活跃在支前第一线。曾经做过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张平凯感慨系之，赋《随军进长沙》诗一首：

长寿少先队，参战顶呱呱。

宣传支前线，帮助抬担架。

莫看年纪小，不比大人差。

少年作榜样，随军进长沙。

第二次攻打长沙后，红三军团组建山炮连，张平凯担任山炮连政治委员，并兼任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1931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山炮连为基础成立军委炮兵团。这是红军第一个独立建制的炮兵团，辖3个山炮连、1个炮兵教导队、1个运输连、1个步兵警卫连。张平凯任炮兵团政治委员，成为人民军队炮兵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张平凯调任红五军二师五团政治委员。1932年春，红军在湖南汝城热水一带与敌展开激战，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所部处境危险，张平凯率部及时赶到增援，掩护红四师顺利转移，摆脱了困境。

上级为了培养张平凯，调他到瑞金中央团政治委员训练班学习。学习还没有结束，他就被调任福建独立十师政治委员。1933年初，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张平凯奉命率独立十师从福建武平急行军160里，到赣南会昌县的筠门岭与独立三师会合，一起攻打敌人的南檬寨据点。张平凯在《攻占南檬寨》一文中对南檬寨的描述展现了不俗的文采：

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山岭连绵，项山是其中的一座大山，主峰叫甑半岭，高3000多米。阴雨天雾气腾腾，看不见山顶，晴朗的日子，从山北麓的项山村望去，甑半岭直插云霄，与天相接，邻近的峰峦像在对它参拜，南檬寨就在它的半腰。从南檬寨往东有小路通福建，往上走4里多路经仙人岩有捷径通广东平远；南檬寨与项山村相距15里，也有小路相通，有一段要从悬崖和深涧的边上通过，稍一不慎跌下去就会粉身碎骨。所以老乡们又把南檬寨叫“南天门”，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南檬山寨似天高，凡人上去命难饶，仙人岩前虎狼叫，甑半岭上树头摇，玉皇大帝留脚印，王母娘娘丢蟠桃。”敌人就利用这样险要的地势，把南檬寨变成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一个骚扰赣南苏区的前哨。

我粤赣军区决定集中10倍于敌的兵力拔掉这个“钉子”，堵死敌人窥探苏区的“窗口”。独立十师从右侧进攻南檬寨，在进军途中打掉了一个向南檬寨运送物资的武装民团，从挑夫那里了解到去南檬寨侧后还有一条小路。于是，张平凯率部抄小路直扑南檬寨。

独立三师这时已从南檬寨的正面打响。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正面。张平凯的独立十师从天而降，机枪吼叫起来，手榴弹在碉堡上开了花，红军战士杀声震天冲向敌群，敌人四散向山上逃跑，红军胜利地占领了南檬寨。独立十师在此战中俘敌300多人，缴获了200多枪支以及其他物资。他们把部分粮食、油盐分给当地的贫苦百姓，并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解除了敌人对赣南苏区的边缘地带的骚扰。

★上书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蒙冤

1933年夏，独立十师编入红十九军，张平凯先后任红十九军五十六师政委、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然而，“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路线，企图以阵地战的死打硬拼来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导致红军连连失利。

张平凯参加红军这么多年，从战士干到师长，仗从来没有打得这般窝囊过。他觉得照这样打下去，红军的前景堪忧。随着战事的推进，这种想法在他心里疯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写文章表达了对死打硬拼造成损失的强烈不满，甚至直接上书中央最高领导人，措辞激烈地反对“分兵把口”“六面出击”“短促突击”的战法，建议采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打法。但“左”倾领导人不但不采纳张平凯的意见，反而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安排到“上级干部队”任政治协理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张平凯跟着干部团踏上了漫漫征途。长征中，他经常患疟疾，身体极度衰弱，但他拄着木棍，顽强地跟着队伍前进。进入茫茫的草地后，由于断粮，很多同志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张平凯因吃了有毒野菜，腹泻不止，而且伴随着高烧，原本体魄强健的他，腮帮深陷，下巴尖削，体力一天不如一天，最终掉队了。一种不祥之感向他袭来，因为今天掉队，便意味着明天可能失去生命。但他只有一个念头，只要不倒下，就拄着木棍往前挪。

在这异常艰苦的征程中，战友之间的一点相互帮助，就会成为生命的支撑点。就在张平凯绝望之时，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出现在他的身边。看到被疾病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老战友，黄克诚马上派人找来卫生员给他看病，并对他说：“今天你先在我这里休息，明天再追赶队伍。”

黄克诚此时也在备受饥饿的煎熬，但他的干粮袋里还有一块一直舍不得吃、以备不时之需的獾子肉。他把肉拿出来，加上点豆子，让人给张平凯煮了吃。张平凯很过意不去，对黄克诚说：“把你的东西吃了，你该饿肚皮了。”黄克诚一边让人端给他吃，一边和他聊起1932年两人并肩作战时的事情：“我们是革命战友，你忘了在热水时，你还帮了我一个大忙呢！”两人共同回忆起过往的战斗岁月，忘记了饥饿，憧憬着明天。

就这样，张平凯和黄克诚以及战友们相互扶持着，走出了那片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险恶之地。在征途上，张平凯写下了《长征路上》的战斗篇章：

头上敌机嗡嗡叫，地下四周响大炮；红军似铁流，开拓抗日大道。

不怕水深流急，不怕山高陡峭，饥饿疲劳唱支歌，狂风暴雨当洗澡。

白匪军堵截长征路，红小鬼吹起冲锋号，一场恶战又过了，缴获给养枪弹不少。

我们有党领导，跟着毛主席走，红军北上目标，一定胜利达到。

长征到达陕北后，张平凯先后任游击队干部学校主任教员、第一步兵学校主任教员、陕北红军学校政治教员。后来，他的问题得到甄别平反，被任命为庆阳步兵学校（亦称红军教导师）一团政治委员，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两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平凯先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二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奔赴晋察冀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政训大队大队长、直属政治部主任、军区生产民运部部长。

在担任晋察冀军区生产民运部长期间，张平凯负责组织游击队的大生产运动。他将大生产的情况写成文章《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发表在1945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后，于1945年1月31日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该文后以《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为题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以如椽之笔肯定了晋察冀游击区发展生产的成绩，实际上也是对具体抓大生产运动的张平凯的工作的褒扬。

那个时期，在比较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军民大生产运动搞得红红火火，中央打算把生产运动向游击区推进，但许多人认为在游击区内，是不能开展生产运动。现在，有了晋察冀这个在游击区进行生产的典型，毛泽东喜出望外，在社论中写道：

“可是现在有了证据了。根据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一九四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张同志报道中所提到的区域和部队，有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有山西的代县和崞县的部队。那些区域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公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处地转移。’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一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

晋察冀游击区的生产有规模，有成效。写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针对“在游击区进行生产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的说法。毛泽东以反问的口气写道：“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他们共有九种办法：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两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第五，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第六，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第八，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

针对有些人存有的“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的疑虑，毛泽东接着写道：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以第二分区第四区队为例。当春耕开始时，就派有专门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这个小部队从二月至九月初，进行了七十一次战斗，攻下了朱东社、上庄、野庄、凤家寨、崖头等据点，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五名，俘伪军九十一名，缴了三挺轻机枪，一百零一枝长短枪。”

由是，毛泽东作出结论：“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毛泽东的这篇社论的发表，为游击区生产运动的兴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给张平凯以极大的鼓励。接着，张平凯又写了一篇关于大生产的文章《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发表在1945年2月12日《解放日报》“解放区生产运动”这个新栏目里。报社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解放区去年大生产运动的情形，我们曾陆续介绍过一些。今年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即将开始，特辟此一栏，以介绍去年生产运动中的经验和创造，供各地参考。”

张平凯在这篇五六千字的文章中，总结介绍了晋察冀机关部队第一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文章分6个部分：第一，组织起来，合作起来；第二，以农业为主，但要专门化、多样化；第三，坚持执行军民两利的原则；第四，“公私两利”的运动；第五，首长亲自动手；第六，战斗与生产结合。

毛泽东在读了张平凯的第二篇文章后，给《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写信，称赞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

一篇文章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而张平凯的两篇文章都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可谓十分不易，这在开国将军中可谓凤毛麟角。

★“死不悔改”的笔耕者

解放战争时期，张平凯任冀察热辽军区热河纵队政治部主任，军区后勤部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张平凯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50年，张平凯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张平凯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等职。无论在那个岗位上，一有空闲，他就“舞文弄墨”。20世纪50年代，他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诗歌，还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作家黄伊合作了革命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旌旗在望》。

红军时期，张平凯吃过直言上书的亏，但他仗义直言的秉性“死不悔改”。1959年初，张平凯回乡探亲，深入群众调查，掌握大量一手材料。他发现农村严重缺粮，农民因饥饿而患水肿病，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4月，他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农村情况。

他在上报材料中分析了农村缺粮的原因：一是生产歉收，1958年秋收时正值“钢铁元帅升帐”，以致茶子拣一半就丢了，红薯拣大丢小，拣浮面的丢土下的，稻谷不论成熟与否，成片收割；二是靠浮夸虚报夺取丰产红旗，有1亩田用种子210公斤收谷170公斤的例子；三是干部压制群众，不准讲真话。强迫命令风来源于上面的压力大，各级领导机关布置任务层层加码，基层除了搞浮夸、虚报别无出路。他痛心疾首地陈言：如果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基层单位都靠搞浮夸维持其存在，那么我们整个政权的存在便注定成问题了。

张平凯的这份材料，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签发，刊登在《党内通讯》上。在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因张平凯上书早于彭德怀，冠以“比彭德怀还彭德怀”的罪名，他被划成“彭德怀线上的人”，又一次被撤职查办，开除党籍。

在“文革”中，张平凯身陷囹圄10年。在狱中，他笔耕不辍，写下了20多万字的回忆彭德怀的文稿，但均被没收化作灰烬。

1978年，张平凯终于获得平反。1980年，张平凯被确诊为肺癌。离休后，他仍坚持直言敢谏的风格，就全党政治工作以及落实政策等重大问题，3次上书中央书记处。

张平凯一生十分崇敬彭德怀，狱中回忆彭德怀的20万字的手稿被烧后，他决心从头再写。平反后，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他克服身患重病、年老体弱、右臂残疾等重重困难，顽强地写出了20万字的《忆彭大将军》。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发行6万册。

接着，张平凯又酝酿写作《彭德怀率师援朝》书稿。1985年5月30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下一个写作计划胡总书记批后，李聚奎、李志民、洪学智等同志也很支持和相助，力争这部书能完成得像个样。”写作期间，他访问了原志愿军政委王平上将、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等，还查阅了大量抗美援朝资料，历经5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近14万字的书稿。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7月出版。

1990年，张平凯已经80岁高龄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又开始酝酿《庐山——彭总的晚年》书稿的写作，可他仅仅拿出提纲，便不幸于是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