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

摘   要：胥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级行政衙门中的具体办事人员，是官民交接的枢纽，须臾不可或缺。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政府、国家。因此胥吏之优劣，办事之行为、效率，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可是，由于顶层制度设计的缺憾，造成胥吏操纵行政事务的“吏治”大坏，损害了政府形象。背后的缘由则是人性理论的缺失。

关键词：胥徒;吏员;师爷;低俸;顶层制度设计;人性理论

胥吏之称与构成

对历史上的那些政府衙门中的公务人员，人们统称之为官吏，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以前，一直是这么叫的。这并不奇怪，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在《礼记·王制》的注释中说：“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是干什么的？孔颖达说：“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官是从事管理的，掌握着权力，管事也管人（管老百姓、管比他职务低、权力小的官）。总之，官是“与人主共理天下者”。[1]既然有管事的，就得有做事的。做事的衙门中人是什么人呢？做具体事的，肯定不如动嘴不动手的地位高，《辞海》将这些做具体事的衙门中人定义为“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不过直到汉代，对官与吏，人们还是将其联系在一起，统称官吏。如汉代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的高官被称之为长吏，百石以下的官员则被称之为少吏。如司马迁的《史记》有《酷吏列传》《循吏列传》，新旧《唐书》亦有《酷吏列传》《良吏列传》，而上述“酷吏”“循吏”“良吏”的“吏”指的都是官，而非“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那个时期，政府各部门除主官外，大家都要具体办事的，都可以目之为吏。汉朝时的很多官员都是从政权底层的吏一路打拼上来的，直至丞相。如著名酷吏宁成原“为人小吏”，受到另一酷吏郅都的欣赏，汉景帝时调任首都长安中尉（首都警察局局长），汉武帝时升任内史（首都市长）。[2]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将两汉时期的官与吏区分出来，界别的标准就是俸禄。《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这百石以下的少吏就是“各署曹掾史”[3]。这里说的“署曹掾史”就是吏。这些人在地方衙门就被称之为令史、主吏、书佐，幹（门幹、门下幹）、小史，虽称小吏，其中有的实则乃后世所说的胥徒，地位卑贱。这里的“小史”即是。再如，史籍所记的有秩啬夫与无秩啬夫，前者是官，后者是吏。

官与吏的分途经魏晋唐宋尤其是宋朝的演变，到明清时已是泾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语了。官与吏有了区分以后，一般說来，官就是专指各级政府、各部门中有品级的长官，有决策权与管理权的;吏是专指各级政府、各部门中无品级，既无决策权也无管理权，在官的指挥下专事各种具体事务的办事人员。《大清会典》卷一十二说：“设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而且宋时已开始将吏称之为胥吏，宋人程大昌《演繁露续集》说：“案牍、法令、书判，行移悉仗胥吏。” 元人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说：“夫吏，古之胥也，史也，上应天文，曰土公之星，下书史牒，曰刀笔之吏。” 按此说，胥就是吏，吏就是胥。所以世人往往合称之胥吏或吏胥。但实际上，并不尽然，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吏主要是从事案牍文字工作，如令史、典史、知印、司吏、功曹、宣使、奏差、书吏、狱掾、仓吏。《水浒》中的宋江上梁山前是押司，是书吏中的一种，负责办理案牍文书。那么在案牍文字等工作以外还有从事杂役的，这批人称之为差役、衙役，如捕快、牢头、看守、皂隶、门子、听差、仵作，他们“任奔走服役”。[4]这批人不需要什么文化，略识些字甚至不识字就能充任，称之为“胥徒”。[5]胥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在政府中跑腿听差。因此，胥吏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事案牍类的吏员，一是从事杂役的胥徒;前者有文化的要求，后者无文化方面的特别要求，甚至文盲也可充任。至于将胥吏称为“刀笔吏”则更早。秦国—秦朝自商鞅变法后，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是必须懂法，会用法处理事务。只有符合这一要求的人才有资格做官。由于法又称“文”“文法”，于是这些懂法的做官的人就被称之为“文法之吏”“文吏”;又由于“文法之吏”必须制作文书（公文与法律文书），那时还没有纸张，是在竹木简上用笔写或用刀去刻写修改，因为经常捉刀弄笔于竹木简，故称之“刀笔吏”。这不同于后世理解的讼师。其实，这时期的“刀笔吏”既有官也有专事文书的吏。所以，汉代有“秦尊法吏”、“秦任刀笔小吏”、[6]“专任狱吏”[7]之说。不过，这一时期的“吏”地位并不轻贱，因为秦朝的政治制度是按照法家的那套理论建立的。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就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8]，即从基层干起的。因此，法吏、刀笔小吏、狱吏是受到朝廷器重的。懂法的吏在当时被目之为“良吏”，不懂法的被目之为“恶吏”。[9]更何况这支“吏”的队伍中有许多本就是中高级官员。

胥吏是衙门中的最底层，自从有了国家，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主要是胥吏，而不是官。清人梁章钜说：“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10]国家形象是通过胥吏的办事行为反映到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因为在老百姓眼中，在政府衙门中做事的不论是吏员衙役，总之都是公家人，是官，是官家人。因此，胥吏形象就是国家、政府的形象，只不过胥吏们并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也不认同这一点。至少古代社会的胥吏们无一不是如此的认知水准。

宋及之前的胥吏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特别是西周时代，政府官职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基本是DNA说了算。这种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遭受到有力冲击，这是由于兼并过程中要解决人才问题。秦在这一过程中对在DNA基础上构建的世卿世禄制的否定最有成效，使得它终于得以统一全国，使郡县制随后在全国确立。秦汉时期，因职务不同，工作内容、方式有不同，但官与吏没有什么区分。虽然汉以后，士人进入政府会被称之为官，庶人进入政府被称之为吏（所谓“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可是因吏而入官者并不在少数。如前所述，汉代的许多官员都是从政权底层的吏一路打拼上来的;更不用说汉朝的开创者刘邦乃是秦朝根本不入流的小小“亭长”，既不是官，而且连吏都不是，属于胥徒，不过却管着两个地位更低的胥徒：亭父、求盗。[11]至于追随刘邦的这批人，未战死者皆成为开国元勋的大多或吏或胥出身，如萧何是沛县主吏，司马迁说“（萧）何于秦时为刀笔之吏” ，[12]曹参是狱掾，夏侯婴是厩驺（管一县之车马）等等，无一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故有“布衣将相”之说。如前所述，汉与秦一样官与吏仍旧相通。然而，在政府做事，不论是官也好，吏也好，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没文化当然不可能做官，无文化也承担不了大量的案牍文字工作。只不过比较起来，对吏的文化程度相对要求低一些。秦朝“以吏为师”说明官与吏是合一的，同时也都是有文化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盛行，入仕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3]，到东晋时完全固化。做官尚且分上品下品，就愈加不屑为吏。这种情况下，吏的地位更加低下，官与吏的区分明显了。在官的眼中，吏役属于同类，受到轻视。但由于吏与役的分工明确，“服役吏”（衙役）地位日益低贱，与从事文牍之吏的距离也随之迅速拉开了。

隋唐时期，官与吏开始分途。区分二者之间的一条界线就是“流”。流就是品类、等级，所谓“不入流”“三教九流”就是此意。有流内之说当然也就有流外之说。“流外”之说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但在当时还未形成与有品级的流内官相对应的完善体系。隋炀帝推行科举取士，九品中正制逐渐退出选官舞台，唐朝继承了科举取士，并加以完善制度化。这使得在官制上形成了流内与流外官的区分。这是秦汉以来第一次在官吏制度上明确官员与吏员的区分。由于科举的盛行，使得吏的社会地位为士子所轻视。唐代明文规定，“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14]。

官吏虽逐渐分途，但吏通过积累年资，总有不在少数的吏能入“官”，成为低品（八品九品，少数七品甚至更高品级）官员。更由于唐代贞观遗韵，重视选用能官干吏，一批胥吏出身的人才得以进入政府，有的渐成为高官。

宋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未出现过梁唐晋汉周这样的局面，这是宋朝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结果。宋太祖、宋太宗为了消除有枪杆子就有地盘的五代割据，强干弱枝，同时不惜从中央到地方广设官职，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官员之间相互监视，相互牵制，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官冗官滥。有官则有吏，吏又往往是官的多倍。据学者研究，唐代中央政府有吏3000——4000人上下，地方政府有吏近10万人。宋代中央政府有吏在5000人上下，地方衙门有胥吏约22万。[15]

宋朝胥吏，包括中央机构如省、曹、寺、监和地方行政机构诸路监司、州县的各类僚属，名称繁多。《云麓漫钞》卷一：“下至胥吏，则有通行官、专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则有散从官;流外有梓官、阴阳官;军校有辇官、天武官之号。”常见的还有曹司、令史、书吏、掌库、典库、吏人、役人、公人、录事、守当官，等等。宋代胥吏最初无俸，遂靠索贿为生，办事必先行贿，“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16]此后，朝廷不得不更弦易张，给吏俸禄，而且与官员俸禄一样优厚有加，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在朝为官的右司谏王岩叟说：“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管卒，郊礼沾赐赉，又许引有服亲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异。”[17]可惜的是这种优厚待遇并没有“尽禄天下吏人”，而是将天下胥吏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取俸禄的，称“重禄公人”;一类仍是没有俸禄的，称“无禄公人”。唯有中央各部门胥吏享受到最优厚待遇。“无禄公人”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索贿，不给钱不办事。

宋朝科举受重视。宋朝科举共进行118次，取进士42577人，平均每次约361人。[18]倘若加上落榜士子，这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自从有了科举取士制度后，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科举出身者。其次则是恩荫制的推行，中高级官员子弟纷纷得以进入官场。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进入政府机构的这两类人，原先只习经书、诗赋，基本不熟悉典章刑律，不谙行政事务。但法律、条例又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基本遵循，恰恰这是吏的强项，于是官员们不得不依靠胥吏，形成宋朝特有的官弱吏强的行政局面。顾炎武评论说：“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19]

与宋并存的金朝，因有史料记载，使我们得知，金代吏员是有俸禄的。中央各部门的吏员皆有俸给，最高的可以支正六品俸，每月计有“钱粟二十五贯石，麦五石，绢各十七匹，绵七十两”[20];最低的是胥徒，如驼马牛羊群子、挤酪人，仅有钱粟三贯石而已。中央吏员出差另有补贴，而且规定的比较详细，便于执行。

元明时期的胥吏

胥吏左右公事，控制衙门，最典型的是元朝。元朝号称“以吏治国”，就是指由吏出身的官来治理管理国家。元世祖忽必烈时，全国官员总数26000余人。[21]据当时人的记载，由吏出身的官员在元朝占到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22]“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23]。地方胥徒中的吏员有10万人之众，中央政府有正式吏员3000人。[24]实际数字当过此。

元朝主要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知印、宣史、司吏、书吏、奏差、狱典等。元朝对胥吏实行俸给制，“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禄。”[25]其俸禄由俸钞与禄米构成，标准是每月“每一两与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支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与米一升”[26]。俸禄最高者是行省的令史、译史、通事、知印，月俸鈔35两，米1石;最低者狱典中的司狱史、县衙门司吏、巡检司的司吏、录事司司吏，月俸钞6两，米6斗。元代通行纸币，可元代的通货膨胀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严重的一个，纸币不断贬值。

元代虽然没废科举，但科举选官制度不受重视，几被统治者束之高阁。元朝统治全国89年，共举行16次科举考试，取士1139名，平均每年仅12.8人。[27]在一个有着若干万官员的国家，一年却仅有不到13名的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政府，这真令人不可思议。在这种尴尬背景下，吏便自然地成为元政府各级衙门官员的主要来源。

这就构成元代官制的一大特点，即政府官员不由科举取士而主要是由吏员升职构成——“官由吏得”。当时，吏员脱离吏职出任官职，专称“出职”。这是唐宋以来的独有的一种任官制度。其原因一是如上所述，不重视科举，士子很难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到官员队伍中。二是官员不熟悉典章制度，官员的不足恰恰又是吏员的长项。吏员熟悉旧律，无人能取代他们。元代法制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差的。蒙古贵族入侵中原后，一直没有颁布过正式法律。官吏审案断案，有的沿用金代的“泰和律”，有的援用“蒙古祖宗家法”。忽必烈禁用“泰和律”，几次要制定新律代替它，都未能实现。于是将建国以来历来先后颁布的“敕旨条令，杂采类编”，编成《至元新格》一书。继忽必烈之后的几代皇帝先后颁行的《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都是将“敕旨条令”加以汇编。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遇事有难决，则捡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在旋行议拟”。[28]旧例就是宋、金旧律和“蒙古祖宗家法”，熟悉这些的只有吏员。由吏迁官，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