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华

摘   要：苏轼在“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中最负盛名，这不仅因为他在仕途、文学、美学、书法、绘画、烹饪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完全是大师级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任何岗位上，他的心中都装有老百姓，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

关键词：苏轼;仕途多舛;坚持说真话;做利民之事;自强不息;拒贿反贪

苏轼，四川眉山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文学家的身份为中国人民所熟识，而他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身份——政治家。他的父亲为他取名“轼”，是企望他像“轼”（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 ，可确保安稳）那样处世圆通。然而，苏东坡做不了这样的人。他太有棱角，是非分明，因而不容于污浊的封建官场。虽然他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逐，但是，他的心中装有老百姓，在任何位置上，他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

一、苏轼一生都坚持说真话

苏轼从政为官40年，曾历过三次大的贬谪，但一直坚持为官以民为本，坚持做人以廉为首，理政以廉为上。他的一生都坚持说真话。

据《宋史·苏轼列传》，苏轼刚做官时，朝廷为了庆祝宋军在北方边疆取得的胜利，由宋仁宗下诏，宫中要多悬红灯。宫中红灯不够，负责去民间买灯的官吏强行要求老百姓减价卖灯，弄得京城内外怨声载道。苏轼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在朝堂上当面批评仁宗，说：“战争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庆祝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果像现在这种搞法，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失去民心。请陛下收回成命，减少悬挂红灯的数目，给老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苏轼的话虽然很尖锐，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但仁宗仔细想过后，认为说得有道理，就下令禁止低价从民间购买红灯，在小范围内搞个庆祝就行了。

宋神宗在位时期，特别宠信王安石，准备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王安石也为遇到这样一位明主而高兴，言谈之间难免流露出赞扬神宗独断专任的话。苏轼听到后，马上予以反击，说：“晋武帝因独断而统一了全国，而苻坚因独断攻晋却败亡，齐桓公任管仲而称霸，而燕哙专任子之却丧身。”王安石一听点到了自己的痛处，就再也不提这些话了。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就向神宗表示反对让王安石主持大政，认为：“王安石就像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等人一样，是急功近利之人，他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拿国家大事进行赌博。希望陛下能聚合文武官员的人心，注重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保持固定的政治体系。否则的话陛下就会失去人心。”但是，神宗没有听进苏轼的话，坚持任用王安石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进行全面改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官员的反对。朝廷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神宗皇帝支持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被调出京城，贬到地方上去做官。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就不满意，这会儿又看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对者都排挤出了朝廷，不满的情绪更为强烈。同时，他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政策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又有恶吏因缘为奸，利民之法变成扰民之法。苏轼遂提出批评，议论激烈，为此他被外贬。宋神宗死，王安石闲居，守旧派废止新法，要将免役法重新改为差役。而苏轼深知，差役“法久多弊”，且官吏恣虐，百姓因差役而多破产。已回朝任中书舍人的他，站起来坚决反对，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复”。于是，守旧派又把他贬逐出朝。

二、苏轼一生坚持做利民之事

苏轼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却始终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利民之事。即使是在被贬后，仍然专注于为民办实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引洪入黄;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办医院，赈济灾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灾，常山祈雨，收养弃儿，检敛饿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和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先后两次来杭，分任杭州通判（监州）和知州，可谓与杭州有不解之缘。杭州气候湿润，河流密布，由于贫困和医药匮乏，古代瘟疫频发。元祐五年（1090年）春季，就突发一次疫情，适逢苏东坡任知州。他吩咐多做些稠粥和药剂，并派出官员和医生，在多处为病人医治，被救活的人不计其数。但此时杭州贫病之人实在太多，他于是筹集公款白银2000两，又将自己50两黄金捐出，以供城中病坊运转。这所名为安乐坊的免费医院，明显带有民助性质。

离任杭州后，苏轼因高升回京，一位挚友送来黄金5两、白银150两作为礼物。盛情难却，勤政廉洁的苏轼就将这笔礼金转赠安乐坊。而此时的安乐坊，每年以千斛租米作为基金，运转正常，故而苏轼用礼金购买田地，获利后再添助安乐坊。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引起朝廷的极大关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不久，安乐坊也被朝廷赐名安济，遂为官办。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出任密州（治今山东诸城）知州。第二年春天，密州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受灾百姓纷纷外出逃荒，有些人甚至把婴儿抛弃在道旁。面对如此慘烈的灾情，苏轼一面积极组织灭蝗救灾，一面上书朝廷要求免去密州百姓的赋税。发现弃婴现象后，他又千方百计从府库中调拨粮食，救助这些弃婴，总共救活了几千人。在苏轼的领导下，密州百姓终于战胜了蝗灾，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后仅3个月，就遇到一场巨大的水患。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堤，洪水八月二十一日到达徐州城下，在一个月内就先后淹了45个县，毁坏粮田农舍无数。这期间徐州城的富人开始外逃躲避水灾，苏轼获知后认为：“富民一出，民心动摇，城也难守了！”于是亲自带衙役守城门，将富人强行劝回城中，稳定了民心。当洪水到达徐州城时，因被南面的大山挡住，水位迅速升高，水面已高于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眼看徐州城危在旦夕。苏轼“遇险不乱”，冷静理智，除立即安排官吏衙役想法堵好城门外，又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到武卫营动员士兵。他诚挚深情地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听后也感动地对部下讲：“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士兵们同样义不容辞地上城墙护守。而苏轼本人更是以身作责，一直坚守城墙上。他与军民一起在东南一带城墙上风餐露宿，吃住都在城墙上的小棚内，太困了就闭眼养一会神。他到处查看，不分昼夜地指挥加高加厚城墙的工程，拼死护城，终于将继续上涨的洪水挡在了城外。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十月十五日，洪水最终回归黄河故道，徐州城保住了！全城官兵百姓欣喜欲狂，张灯结彩共庆抗洪胜利，更一致赞颂爱民抗洪的好太守。但苏轼并未满足现状，而是考虑今后如何更好抗洪保城的事。他及时写好奏章上报朝廷，请求拨款修建防洪外墙。次年二月，皇帝不仅下旨表彰他抗洪保城的大功劳，还拨款3万贯、1800石粮食和7200名民工，批准在城东南修建防洪外墙。

苏轼在徐州除了治水抗旱、劝农耕桑等成就外，还首次成功地开发煤田。徐州蕴藏丰富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任后，为了解决冶铸用煤问题，派人四处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50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田。为此，苏轼特作《石炭》诗歌颂徐州人民自力更生、开发煤矿的壮举。他在是诗引言中写道：“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三、苏轼一生自强不息

苏轼一生，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所以他虽在多地为官，却每到一地，留下清廉、勤政、爱民的美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他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无论是在升官，还是遭降职贬官期间，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尤其是在降职贬官时，也能做到乐观随和，自强不息。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城东弄到一片坡地。苏轼便开荒种田，以解决吃饭问题。由于经常辛勤耕作，时间一长，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寄情于劳作和诗词的苏轼，便像他景仰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东坡种花二首》等诗多次唱咏他种花栽树的忠州城外的东坡）那样，将自己耕种的这块地也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因此又被后人敬称为“苏东坡”。

在黄州，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在困境、逆境中，苏轼就这样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渡过难关。

生活虽然艰苦，但苏轼却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寄托和乐趣。他在黄州先后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80多首流传千古的诗词散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这样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苏轼看来，天下万物，如果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

元祐六年（1092年），苏轼被贬到惠阳（今广东惠州市）以后，家里没了收入，衣食不继，仍采用老办法，自己动手种山芋，住茅屋。居无定所是他当时最大的麻烦。他有一阵子借住在官府的一处房子里，叫合江楼，在江边上，风景较好;后来不许住了，他又搬出去住在半山腰的一个亭子里，这个亭子叫松风亭。当时朝廷形势危险，返朝无望，自己年纪又大了，要是一般人都忧愁得睡不着觉，可苏东坡却太能睡了。他在松风亭里写了一首关于睡觉的诗，后面两句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就是说，告诉你们啊，东坡先生正睡得好，道人打钟的时候轻点打，不要吵醒了他。

苏轼从广东北回后，选择住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当地一位崇拜他的读书人邵民瞻陪他去看一套房子。苏轼用完了身上所有的钱刚能买下，后来挑了个吉日住入新家。他与邵民瞻在月下散步时，听到有个妇人哭得很伤心，便推门进去。妇人向苏轼说：“我有一套房子传了百年，而我的儿子不成材，卖给了别人，住了百年的旧房子永远没了，我只能住这样的小屋了，怎能不痛心？”问她房子在哪兒，原来就是苏轼刚买的那套。苏轼再三安慰她说：“你的房子是我买的，不用悲伤，今天把房子还给你。”说完，他从身上掏出房契，就着油灯点燃，房契顿时化为灰烬。第二天，苏轼叫来妇人的儿子，接他母亲回到原来住所，竟然不索回他买房子的钱。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苏轼却把儋州当成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兴学风。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开国后的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中过举。但苏轼北归不久，他的学生姜唐佐就举乡贡。此前苏轼曾赠诗给他：“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唐佐果然没有辜负先生的殷切希望。海南人民一直把苏轼看作是海南文化的一位开拓者、播种人。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正因为苏轼心中装有人民，所以能够勉力为人民办实事，同时亦不畏奸佞，执法严明。在杭州，富豪颜巽及其子颜章、颜益共为奸凶，枉法贪赃，还集众惊扰一方。苏轼依法逮捕颜氏父子，刺配牢城，为当地除了一害。在定州，他对吏治严加整饬，将贪污不法者刺配远恶之地，赌博成性者处于杖笞，并加强纪律，训练士兵，使北部边防得以巩固。

四、苏轼一生坚持拒贿反贪

苏轼在京城做官时，一次，他的老乡带着厚礼想求他或他的弟弟苏辙帮忙谋个官职。同乡之情不便明伤，苏轼就讲了个寓言，说是有个很穷的人，去掘伯夷的墓。心里想：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墓里一定有很多金银财宝，去掘这墓定能发个大财。未成想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又岂能如你所愿？”盗墓人就说：“那我就去挖你弟弟叔齐的墓。”伯夷接着说道：“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叔齐就更帮不上忙了！”那个穷人听后很失望，于是悻悻地回去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都无法徇私帮您啊！老乡听后便知趣地告辞了。苏轼善用寓言既保全了老乡的面子，又巧妙地回绝了老乡的请求，一时传为佳话。

北宋都城开封，房地产业也很发达。当时开封是世界特大城市之一，人员往来密集，居住问题突出。一些达官贵人为了促成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在开封买地建房广置产业，除了自家居住外，多余部分还用来出租。《资治通鉴》披露，不少皇亲国戚兼营房产开发，连权高位重的三朝元老夏竦也投资建造商铺，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古代的房地产开发与今日不同之处在于一般只出租，不出售。但朝廷专属的建设机构除外。他们在修建宫殿、城墙之后，就转型为中央财政“搞创收”，由朝廷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盖住宅建商铺，盖好后卖给或赁给市民。当然，由于“僧多粥少”的缘故，寸土寸金的开封房价自然贵得出奇，不但普通人望而却步，连一些名人雅士都难以承受得起，只好当起“房奴”。

苏轼在都城算得上是当了多年的高官，应该不差钱，可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更甭说有花园别墅式的“豪宅”了。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时，他也没钱为其购置新房，最后还是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轼是廉洁自律的“清官”。苏轼胞弟苏辙，同样是从政多年的“官员作家”，也买不起房，有他的自嘲诗为证：“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

苏轼始终坚持“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操守，对贪污非常痛恨。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他在杭州做客时，朋友做寿请他吃饭，当地知府杨贵和县令王笔也是座上客。宴席上，有人提议，谁作诗作得好，谁就是首席上宾。 县令王笔抢先吟诗一首：“一个朋字两个月，一样颜色霜和雪。不知哪个月下霜，不知哪个月下雪。”王笔吟诗以后，沾沾自喜，等待赞扬。 这时，有位宾客也赋诗一首：“一个出字两重山，一样颜色煤和炭。不知哪座山出煤，不知哪座山出炭。”知府杨贵夸两首诗作得好，然后也吟诗一首：“一个吕字两个口，一样颜色茶和酒。不知哪张口喝茶，不知哪张口喝酒。”知府的诗，当然赢得了几个人的赞赏之声。

苏轼早就听说杨贵和王笔都是行贿买官、贪赃枉法、见利忘义、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貪官 ，便想借此机会痛骂他们一顿，于是吟诗一首：“一个二字两个一，一样颜色龟和鳖。不知哪一个是龟，不知哪一个是鳖。”苏轼吟诗完毕，引起众宾客齐声喝彩。县令王笔在羡慕之后，仔细一想，觉得不是滋味——这“龟”和“贵”，“鳖”和“笔”都是谐音，这分明是骂他和杨贵！他气急败坏地斥责苏轼：“大胆狂徒！竟敢辱骂知府大人和本县令！”

苏轼不慌不忙地回答：“王县令何出此言，要说骂么，你们的诗才是骂！因为霜雪怕见阳光，煤炭可烧成灰，茶酒进肚排出来的是尿。至于我的诗嘛，这龟和鳖乃是象征长寿之物，我是为祝寿而作的，何见得是骂呢？”对方听完这番话，顿时哑口无言。

苏轼之所以生前受到百姓爱戴，死后受到人民纪念，究其原因在于他为官清廉、吏治风清，在于他心怀百姓、务实为民。他怀有强国富民的宏伟抱负，关心民间疾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福利、办实事。他不计荣辱得失，不顾困难压力，不作空论清谈。正直、干练、为民造福的苏轼，正是以其实干家卓有建树的政绩，以其两袖清风的廉洁，赢得了当时民众的衷心拥戴，也赢得千百年后人民对他的敬重和热爱。

作者：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