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梦 施旦旦

一、问题提出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就其宏观背景而言，体现了我国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就其微观意义而言，则是政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落地的积极举措。

围绕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模式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概括出了多种模式。陈小强（2008）根据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试点情况，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形式性购买；二是非竞争性购买，即公办私营；三是竞争性购买。韩俊魁（2009）把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国际实践划分成两种基本类型：发达国家的自我推动型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NGO等外力推动型，认为我国当前实践可分为三种类型：竞争性购买模式、体制内吸附模式、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王浦劬等（2010）认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模式基本上有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独立关系非竞争性模式、依赖关系非竞争性模式三种形式。赵一红（2012）以此为基础，并从政府购买程序的角度将之概括为竞争性购买模式、非竞争性购买模式、依赖性购买模式。卫小将（2014）认为，上海和深圳分别代表了“非竞争性购买服务”和“竞争性购买服务”两种类型。郭春甫、吴世坤（2017）从“效率—合法性”的视角，区分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竞争性购买、混合性购买、合法性购买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