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智 杨碧琴 段华友

一、引言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出访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期间，分别在向两国进行的讲话当中，着重进行了关于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的发展战略的倡议。如今，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出口遭遇疲软、实体经济有待转型。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对于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对外出口档次、改善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竞争能力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以共同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思想的共同理念，为我国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平台，在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良好发展的同时，促进国际协作，实现互利共赢。

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贸易总额也在逐年增加，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一。但在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以及产品等级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较小，出口商品结构极不合理。“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做为战略目标，其中的“设施联通”被做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推进目标。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产生显著影响，从而改变我国贸易结构？在众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放在哪些方面才会对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最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基础设施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了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同种类基础设施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

二、基础设施水平评价指标的设定与处理

（一）基础设施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础设施”也被称作“基础结构”。1943年，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社会总资产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Private Capital（私人资产）”，另一方面是“Social Overhead Capital（社会分摊资产）”，其中的“Social Overhead Capital”便是指基础设施。接下来，在H.Chenery和Moises Syrquin的研究中，社会资产被分为可交易和不可交易两个部分，其中基础设施属于不可交易部分。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电和煤气业、水、运输业、通讯业和建筑业等主要行业以及各个相关的附属领域。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基础设施通常涉及范围极广，不同的分类标准下，其详细定义也具有一定的差别，但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大体相同。基础设施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对进出口贸易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近期主要推动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如何呢？Bougheas的研究指出，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Nordas和Piermartini指出，对两国进出口贸易影响最大的基础设施是港口类基础设施。Cai 和Hu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出口贸易。梁琦等的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促进运输成本的降低，从而对贸易活动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是怎样的呢？ZHENG 等的研究表明，经济型基础设施对于服务贸易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晋指出，交通类和信息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此外，经济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促进服务贸易水平的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本文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对基础设施的详细分类及“一带一路”战略的特点，将基础设施分为3个大类（一级指标）和14个小类（二级指标），详见表1。

表1中一级指标包括通讯类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类基础设施。其中，通讯类基础设施主要为移动、固定电话机互联网相关业务；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海洋、陆地和航空相关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类基础设施主要指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及产出相关指标。各二级指标具体释义如下：

1. 通讯类基础设施

（1）移动蜂窝电话订阅数量。移动蜂窝电话订阅是对使用蜂窝技术提供对PSTN的访问的公共移动电话服务的订阅，指标包括后付费订阅账户数量和主动预付账户数量。

（2）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用户是指在过去3个月中通过计算机、移动电话、掌上电脑、游戏机、数字电视等设备使用互联网的个人。

（3）固定宽带用户数。固定宽带用户是指固定订阅公共互联网高速接入（一种TCP/IP连接），且下行速度等于或大于256 kbit/s。包括电缆调制解调器、DSL、光纤到户/建筑物、其他固定（有线）-宽带连接，宽带卫星和地面固定无线宽带。

（4）固定电话用户数。固定电话用户包括模拟固定电话线路活跃用户、IP语音订阅用户、WLL用户、ISDN用户和固定公共电话用户。

（5）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网络交易中使用加密技术的服务器数量。

2. 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

（1）海关手续负担：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海关手续效率的指标。打分范围为1 至 7，分数越高表示效率越高。

（2）港口基础设施质量：通过企业高管对其所在国港口基础设施的直观感受来衡量，打分范围为1 至 7，分数越高表示基础设施越发达。

（3）航空基础设施质量：通过企业高管对其所在国航空基础设施的直观感受来衡量，打分范围为1 至 7，分数越高表示基础设施越发达。

（4）铁路密度：指以每一百平方公里内的铁路里程数，用于衡量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5）公路密度：用每100平方千米或每一万人所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来衡量。

3. 科学技术类

（1）商标申请合计：向国家或区域知识产权办公室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

（2）居民专利申请数：指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3）研究和开发支出占GDP比例：科研投入费用/国内生产总值x100%。

表1 基础设施水平指标体系

表2 国家基础设施水平评价表

表3 解释变量含义及预期符号

（4）研究和开发人员数量：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以每百万人中研究和开发人员数量来衡量。

（二）基础设施水平评价指标的数值处理

由于各二级指标意义和性质的差异，各指标数据的量纲也不同，不存在相互比较的意义，因此，需要在最初对文中所提供的各个不同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消除数据当中的纲量。通常采用的方法为：各指标原始数据除以该指标最大值，公式如下：

其中，为所获取的各原始数据，为相应指标中所有数值中的最大值，为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二级指标数据。

在对基础设施原始指标数据作无量纲处理后，便可得到基础设施二级指标，然后对得到的各个二级指标数值计算其算数平均数，便可得到基础设施水平一级指标，即：

通讯类基础设施F1=（移动蜂窝电话订阅数量CF1+互联网用户数CF2+固定宽带用户数CF3+固定电话用户数CF4+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CF5）/5

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F2=（海关手续负担TF1+港口基础设施质量TF2+航空基础设施质量TF3+铁路密度TF4+公路密度TF5）/5

科学技术类F3=（商标申请合计ST1+居民专利申请数ST2+研究和开发支出占GDP比例ST3+研究和开发人员数量ST4）/4

最后对一级指标计算算数平均数，便可得到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综合评价值V，即：

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综合评价值V=（通讯类基础设施F1+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F2+科学技术类F3）/4

本文从世界银行数据库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7-2016年的基础设施评价相关二级指标数据对各国基础设施水平进行评价。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共涉及65个国家或地区，其中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二级指标数据不够完整或无法获取，因此本文选取其中的50个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水平评价，各国基础设施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

结合计算结果及实际情况，根据基础设施综合评价值对各国基础设施水平进行分级，共分为4个等级：（0，0.300），（0.30，0.45），（0.45，0.60），（0.60，0.90），各等级数值代表的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一次为较低水平、一般水平、较高水平和领先水平，如表2所示。

表4 模型综合回归结果

图1 各国基础设施水平

通过对各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所通过的5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当中，处于领先水平的有3个，分别是新加坡、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而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只有6个，包括捷克、匈牙利和立陶宛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4个，约占到总数的一半。其次是国家基础设施处于一般水平的国家，共有17个，占34%。从分析结果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整体较低，发展落后国家比例较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较大而且水平整体偏低，各国基础设施均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总体来说，各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一带一路”的实施应该将改善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放在重要的位置，从通讯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水平等各个方面逐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引力模型是基于Isaac Newton的万有引力定律提出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它们的质量正相关，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负相关。Tinbergen和Poyhonen两位学者分别在1962和1963年最先使用引力模型研究了国际贸易。他们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研究成果：对进出口贸易规模具有促进作用的因素为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却对进出口贸易规模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通常，贸易引力模型的表示形式为：

其中，表示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和分别为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距离，为其他影响因素。

表5 分指标回归结果

最初，贸易引力模型涉及的解释变量只有两国之间的距离和双边国民生产总值（GDP）。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和学者对引力模型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扩展，众多变量被引入引力模型，如人口、收入、文化等。目前，标准的引力模型中解释变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用于表明进出口国市场规模的相关解释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人口规模等；第二类为表现双边距离的变量，如双边地理距离等；第三类主要为虚拟变量，如是否加入相同的经济组织、是否存在贸易互惠衡策、双边语言文化等因素。国内学者也通过将不同的解释变量引入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进行了研究。

金哲松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国家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距离以及政治因素等解释变量，对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出口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一个国家出口贸易量与该国的经济总量正相关，而与我国和该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负相关。谷克鉴认为，构造贸易引力模型时应考虑各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引力模型在应用于我国时应考虑过渡经济的影响。骆许蓓则针对距离因素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两国之间的实际距离（陆地运输距离或航海运输距离）才能真正反映两国之间的“互斥力”，并且通过实际数据对这一结论进行了验证。盛斌和廖明中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规模的最主要因素是对方国家的经济规模，而地理距离和贸易政策则不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林玲和王炎的研究也表明国民生产总值、两国之间的距离以及国家的面积都会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考虑了国家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双边距离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引力模型，具体如下：

模型中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 为相关系数，模型中各个变量的详细解释和推测的相关系数符号如表3所示。

（二）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为了避免数据的“伪回归”，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首先对面板数据做了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在平稳性检验后，本文通过Stata14.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对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中大部分变量对我国贸易服务出口规模均存在显著影响。

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328，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人口规模越大，中国对其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则越小，即人口数量每增加1%，中国对该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就减少0.32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使其国内服务人员数量增加，意味着国内分工的深化，从而减少了服务贸易需求。

根据回归结果，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与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成正比，回归系数为1.633，且在10%水平下显著，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每增加1%，则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将增加1.633%。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两国距离的增加导致两国之间货物运输成本显著增加，从而对发展服务贸易交易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为1.362，且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则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将增加1.362%。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在的贸易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对服务贸易的需求也越高。

从公共边界情况 、WTO加入情况 和sco和加入情况 三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只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为WTO成员国对我国贸易服务出口规模具有显著地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与我国接壤以及是否加入SCO对我国贸易服务出口规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回归结果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加入WTO，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对其贸易服务出口额有所增加。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的回归系数高达2.651，在所有回归系数中绝对值最大，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则中国对其服务出口规模将增加2.651%。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而且作用最为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与我国的地理距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是否加入WTO都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我国的地理距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是否加入WTO都与我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显著正相关，而其人口规模则与我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显著负相关。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国内生产总值、与我国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以及人口规模的缩小等因素。因此，我国应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扶助与支持战略来增加我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实现合作共赢，促进我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基于模型（3）分别引入了三个基础设施水平评价一级指标，即通讯类基础设施F1、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F2和科学技术类F3，建立模型（4）-（6），具体如下：

对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对样本数据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分指标的回归可以看出，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国内生产总值、WTO加入情况等的回归结果与对样本数据的综合回归结果完全一致。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种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都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讯类基础设施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1.425，显著水平为1%。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讯类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将增加1.42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运输类基础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为1.173，在5%水平下显著，即运输类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每提高1%，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将增加1.425%。

而从回归结果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回归系数为-1.056，小于0，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每提高1%，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将下降1.056%。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身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根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但并不是所有类别的基础设施水平对我国服务贸易水平都有促进作用。具体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讯类以及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通讯类作用最为明显。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则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我国在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应当根据自身战略发展需求制定重点建设对象。

四、结论与启示

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中处于重要的位置。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据此，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其近十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总体较低，且存在巨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能够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通讯和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而科学技术类基础设施建设却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因此，以基础设施建设做为参考进行分析，“一带一路”的建设应当采用新的思路进行发展：①对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我国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帮助，譬如对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或者给予相应的技术支持或人力、物力支持等等。目前，由于其整体水平较低的基础设施存在巨大的建设需求，我国应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立体化组网，建立一个具有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的基础设施网络，从而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效互联和互通，为“一带一路”的快速发展和长远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②在对沿线国家进行相关项目的投资或者技术支持时，应当进行详细的规划和考察，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投资或者帮助。同时，也要重视当地的民情，与合作国家一起加强宣传工作，使得当地民众能够对“一带一路”建设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可，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此外还需要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最高。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讯和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能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显著正相关，而科学技术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则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显著负相关。因此，我国应将这两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作为重中之重，而对科学技术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则需要有计划地进行，从而在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1.姜安印.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发展经验的互鉴性——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中国流通经济. 2015 (12)

2.李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与应对策略. 中国流通经济.2016(2)

3.Bougheas S, Demetriades P O, Morgenroth E L W.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costs and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7(1): 169-189.

4.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aff Working Paper[R]. ERSD-2004-04, 2004.

5.Cai Qingchun, Hu Tianyu. The Study on Trade Effect of China′s Outward FDI based on Investment Difference between ASEAN and EU[J]. World Economy Study, 2012.

6.金哲松. 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7.谷克鉴. 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功能评价与战略选择——基于经济与管理学视角的实证描述.财贸经济.2005(3)

8.骆许蓓. 论双边贸易研究中重力模型的距离因素.世界经济文汇.2003(2)

9.盛斌, 廖明中. 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 引力模型的研究.世界经济. 2004(2)

10.林玲, 王炎. 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和政策含义.世界经济研究.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