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晚清哀伤史，痛彻警世人。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急于挽救中国危亡的清德宗（光绪）皇帝发出了《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了戊戌变法，可惜这个“百日维新”却是速兴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场变法为何最终失败？它给中国带来什么？120年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意义和启示？

短命的“口水变法”

前些天，笔者又进入清西陵光绪的地宫内，站在那个为无数后人所叹息的皇帝灵柩前，不禁思绪万千。联想到十年前“光绪死因报告会”发布的结论，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已证实，光绪帝确属砒霜毒杀，这说明不仅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献出头颅，连支持他们的皇帝都付出了生命代价。自古变法之难，总伴喋血之灾！

作为一场由封建皇帝下诏书自上而下推动的“变法”，为什么最后会落到如此结局？从今天来看，一方面大多数人在执行“变法”中的政策时并非真心拥护，而只是敷衍了事；另一方面推行变法的人只追求“改变”，忽略了更多人能从改变中得到什么。

在那个戊戌年的夏天，面对列强要瓜分中华的危境，不甘心当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倚重刚进入官场、品级较低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幻想进行一场几年内就能强国的变法。据《戊戌变法史》统计，在这103天内，光绪帝让那几个书生起草并自己审定发出的变法诏令，居然超过110道，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此间各衙门、各省、各州天天奉诏，可谓历史上下达中央政府文件最密集的时期。不过，除湖南有些动作外，京官和各处督抚们对落实新法至多停留在口头上，所以事实上只形成一场短命的“口水变法”。

雪片般的“变法”诏令飞来，官员几乎都是观望、延宕，其关键在于提出的新政未让多少人马上受益，废除旧制立即得罪的人却遍及朝野。诏令中，“兴办工商、倡新学、建新军”的内容看似美好却毕竟还是画饼，尤其是广大民众都感到与己无关。裁撤大量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考试，裁撤驿站设立邮局等诏令，却马上会让大批官员、文人丢掉饭碗和晋身之阶。全国几十万绿营官兵听到裁汰令就面临失业，多数军营中已是群情汹汹。

此前清廷同意李鸿章等人办“洋务”时，行新政却不废旧衙门和旧军，顽固派虽有反对之声却还能勉强容忍。戊戌变法时抛出如此激进的裁汰命令，光绪帝和草拟诏书的康梁等人却没有提出相应的安置办法，必然引发一片哗然。

被低估的“反改革”力量

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来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会损害一些守旧者的利益。如果推动变法的人低估了“反改革”势力的能量和意志，那么变法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高。要使“变法”取得成功，关键是革新的一派有更强的力量，同时也要采取妥当的措施。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从时称“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到“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直至朝鲜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压迫下为自强而进行过变法维新的尝试。其中，只有日本获得成功。

明治维新能够较顺利进行，是由于天皇掌握了实权，“尊王”的长州藩等武士集团又拥有压倒德川幕府的军力，同时对旧势力还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牵制沙俄，所以又给予了帮助。

相比之下，戊戌年只有28岁的光绪虽在名义上“新政”，决定权却仍由慈禧太后在背后操控，皇帝本人缺乏理政经验。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康有为等人，更是既不知兵也不谙官场之道的文人学士，只能得到国内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情。那些手握兵权、财权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不同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对那几个一步登天的维新派文人更为不满，关键时刻都不会支持变法。

历史悲剧的启示

此外，有青春热血和书生意气者若突然掌握了权力，往往会急于推进改革，冒进的结果必然欲速则不达。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变法”，改革的“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必须贯穿到细微之处。改革从来都不只是从纸面理论到现实中复制那么简单。

因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榜样，康有为等人竟想让光绪帝聘请在东京刚换届卸任的伊藤博文任“客卿”，以指导中国改革。伊藤到北京受过光绪接见后，却向李鸿章说，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会把国家大厦搞垮。可见，对维新派充满了轻蔑。

颁发那么多急躁的变法诏令后，光绪在朝廷变成了“孤家寡人”，慈禧太后却成了众望所归。面对皇帝之位岌岌可危的形势，手无寸铁的康有为等人只好铤而走险，求助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告密，也最终导致戊戌变法的全面失败。

变法在旦夕间轻易被扼杀而毫无抵抗之力，说明维新派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无军队和上层实权者支持，如此岂能不败？

戊戌变法被轻易扑灭，是当年立志改革强国者的历史悲剧。此事反映出当时中国顽固守旧势力的根深蒂固，想以变法撼动他们全无可能，只有靠革命将其打倒。随后也有了孙中山等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把上至官僚军阀买办、下至土豪劣绅帮会的黑恶势力全部铲除，迎来了神州“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间巨变。

历史证明，没有理想和激情就不会有变法和革命，缺乏务实精神又无法成就变法和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往往会刺激人出现冒进情绪，20世纪的革命中也出现了不少“幼稚病”和盲目求速胜的急性病。后来得以成功的斗争，恰恰都是注重政策和策略，将创新计划与稳妥落实相结合的成果。

当然，后人不能苛求前人，回首推进戊戌变法的失败者，可称其事可哀，其情可感。谭嗣同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仍长久地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创新者。而百年来，居安思危、永怀进取，已经印在中国人的思想里。▲

（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