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璇

【摘 要】对于建国初期音乐事业的发展，当时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发展建议。由于服务对象不同，所以在音乐作品和风格上都有巨大变化，大众的接受程度也相对之前提高了不少。吕骥先生在评价具体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个人主义色彩。因此在具体音乐生活中能否按政策进行操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这就需要音乐领域的决策者不时地进行批评活动，以便具体的实践与政策合拍。采取与现实情况相统一的方式对当时的音乐环境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关键词】吕骥；批评；音乐政策；传统音乐；音乐观念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3-0065-02

吕骥根据当时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变化写下了《新情况，新问题》这一篇章，内含犀利的理论批评与深入的学术探讨。那笔者便从以下四点展开对“新情况”的说明。

首先，从战争转向和平生产建设过程中，音乐也由之前的为战争服务转变为音乐为祖国建设服务。在音乐上，要求作品的主题内容、思想情感发生巨大转变。这对于音乐创作者而言，突然从之前的以战争为主要题材向以国家建设的题材转变，明显有些难以适应。

其次，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时期的工作对象中增加了生产建设的主力——工人。工人所从事的工作属于新工作，当时很多人根本不熟悉。笔者认为这就是吕骥所说的环境改变了，在工作方式、在城市中也应该有所变化。

再次，反映在创作上。老解放区的多数作者，要由为农民和士兵写一些反映他们生活和斗争的小作品改成写工人和生产建设，这就成为创作中最大的困难。而对青年学生，由于长期的疏离，也变得不熟悉了。而且随着时代的迁移，思想感情也在不定时地发生变化。新解放区的多数作者，由于过去反动统治的限制，对工农兵群众思想感情的了解和创作中某些基本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细致了解。

最后，由于老解放区的大多数干部在音乐专业理论知识方面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四项要求：1.深入体验工人生活；2.极力从事普及工作；3.积极学习基本技术，积极学习西洋古典音乐，积极学习中国民间音乐；4.努力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一、对音乐政策实施的批评

此期间李焕之的《从广播音乐谈到介绍西洋音乐问题》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批评文论，他指出音乐政策问题“介绍西洋音乐问题”是“目前中国音乐活动上的一件大事”。他在这里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厘清古典音乐与人民大众音乐的关系，并且他在评价西洋音乐的概念上比较客观，同时比较辩证地看待了西洋音乐文化的学习与继承。当然也有不足，即仅仅把西方的古典主义音乐作为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对象，当然这也不是他个人的观念，20世纪后在允许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同时，又严格地禁止西方现代音乐的流入与传播。

二、对传统音乐的批评

吕骥先生一直是一位倡导“走向民间”的新音乐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一些旧有的艺术以相当完美的形象表现了旧时代人民生活和他们对于生活的理想。年代虽已过去，但是这些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乐观健康的情绪是可以鼓舞我们生活与工作热情的。比如他赞扬《百鸟朝凤》这样的民间音乐作品，并给了极高的评价。这时期他写了大量倡导继承与学习民间音乐的批评文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后，他写下了针对继承与学习民间音乐文化问题的批评文论《学习和继承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他严厉批评了一些“拒绝接受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的人和事，认为这是导致我们的创作“语言贫乏、节奏单调、缺乏技术、缺乏感染力”的直接原因。之后，他又相對客观地指出了民间音乐遗产中的一些“落后的、反人民的糟粕”。通过阅读，笔者认为当时大多数学者对于民间音乐都持一种观望的态度，换种说法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文中提到了“好意的”修改，“实际上是对于民间艺术的破坏”。他要求“领导上应当注意进行教育”，“这些粗暴的行为必须停止”。吕骥在《新情况，新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有些同志学习民间音乐不是为了发展它，提高它，似乎是为了原封不动地保存它”。现在看来，好的办法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后人将之放在历史当中审视问题显然更妙。在当下，杨荫浏先生也做出了回应，他从“模拟音乐”入手认为可以“丰富”“器乐演奏技术”。引出对“旧曲牌”利用问题的例子，杨先生认为“同一个曲牌”可以“用来描写不同的生活感情”。他好像又是在无形中评价了之前我们讨论的种种音乐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说：“戏曲说唱中曲牌的真正固定的部分，不过是旋律中的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旋律的细致进行是不固定的；而与表达感情最有关系的，却正是这种细致的进行部分。”对于“寺庙音乐”，他也不去注意它的宗教性质，说：“寺庙里保存的古乐，我们不能把它看作与民间音乐无关”，因为“在旧时代封建统治的限制下，庙会是农闲中农民唯一可以齐集演奏，满足他们音乐爱好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表面的关系，而否定这些音乐”。之后，他又分别回应了吕骥的另一些问题。笔者认为他抽离出来的这些东西虽也带有些许个人主观色彩，但是很有道理，包括我们现在的任何文艺，都脱离不了表面关系和情感，而且反而有时候会居于主导地位。

三、对音乐观念的探讨

现实主义的艺术批评观，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确立了的艺术批评标准之一。这种观念到了建国以后，为了更加巩固它毋庸置疑的权威地位，就需要围绕着它深入地展开讨论。李焕之的《我对音乐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一篇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具有指导作用的官方批评文本，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艺术领导阶层对音乐艺术进行批评的观念。在音乐形象与人民认识方面做了一些阐释，要求在真实、历史当中审时度势地解决问题。从创作上来看，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能够指导我们的作品；他还“告诉我们在创作中必须结合着教育人民的任务”。从音乐批评的角度上来看，他说这是符合当前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的要求的”，是“反映我们时代中最优秀的道德品质”，可以帮助解决作家、作品和人民的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帮助音乐家提高作品和演出水平。他的讲话对建国初期的音乐观念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

四、结语

当时吕骥说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思考，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也能了解一二，国家的音乐政策制定是相对容易的，虽说不能附加自己的个人主义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在无形中产生。对于一位相对清晰地把握了传统音乐精髓的学者杨荫浏先生来说，面对音乐政策的现实，他能尽可能地与音乐政策保持一致去审视自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去改变当时的音乐现状，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学术成果，笔者认为这已经是高尚的举动了。这是我国特定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按照文艺政策进行音乐批评的模式直到20世纪末期，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并对现实的音乐生活产生了影响。而现代社会也一样，要想让音乐政策付诸于现实音乐教育当中，就必须把握现实，时刻注意自我批评，研究学者也更应该注重自身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参考文献：

[1]明言.音乐批评学[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2]李焕之.我对音乐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J].人民音乐，1953.

[3]李焕之.从广播音乐谈到介绍西洋音乐问题[J].人民音乐，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