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惊人的活力，既有技术的活力，也有社会的活力，我认为它有能力应对技术加速的挑战。”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管鹍鹏

除了所能使用的技术人类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贝尔纳·斯蒂格勒生于1952年，经历堪称传奇——在动荡的196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78年因抢银行被捕。在狱中的五年间，斯蒂格勒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研读现象学著作，并发现“技术”问题的重要性。出狱后，他得到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指导，并写出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由于把“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引起巨大关注，斯蒂格勒借此确立了自己在哲学领域的地位。

近几年，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斯蒂格勒频繁出入中国，授课、参加研讨，极为活跃。对斯蒂格勒来说，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将中国看成对抗资本主义总体技术和“人类熵”的应许之地。

斯蒂格勒有着鲜明的理论性格，屡发惊人之论。在人们既兴奋又疑惧地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斯蒂格勒向我们揭示了“人工愚蠢”这一严峻的现实。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斯蒂格勒提出了“无产阶级化”的新解释。这个词不再是一个表示社会阶级的概念，而是指一种更普遍的人类处境。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在最近的两百多年中，经历了三次“无产阶级化”，每一次都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能力——19世纪的工业技术大发展让人们失去了手工制作的知识；20世纪消费文化的崛起剥夺了人们的生活知识；而我们正在经历的21世纪，数码技术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理论知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