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溪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攫取”财富，获得物质基础。现实主义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反映现实，它将作品中的政治谎言、道德谎言、维护阶级权贵的谎言、愚民谎言去尽之后，剩下的就是人对金钱赤裸裸的欲望。人对金钱的追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阶段，而物化是人性发展的必然阶段。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金钱刺激下人性的变化是一个重要且贯穿始终的主题，本文将结合相关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分析在金钱刺激之下人性的变异现象。

关键词：金钱；物化；人性；圣母情结

一、金钱观念的形成

1830年法国爆发的“七月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1832年英国实行了议会改革，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

当我们阅读浪漫派作家的作品时，觉得眼花缭乱的天空中到处飘扬着的只是两个同样的字：自由。但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之下，由启蒙运动对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的讴歌赞美，到浪漫主义时代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社会的思想主潮进入了冷静的批判时期，19世纪里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所追求、所渴望、所珍爱或所憎恶的变成了另外两个字：金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1]资产阶级产生后，金钱的作用更显得重要，首先发现这一点的艺术家是17世纪初的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黄金咒”是对资本主义货币本质的最杰出的描绘。这种描绘多少带有漫画式。莫里哀的《悭吝人》、启蒙学者狄德罗写的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都揭示了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理：历史是靠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来推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尤其如此。较之浪漫派对“个体自由”的追求，这种贪欲无疑是一种“卑贱意识”。但正是这种“最卑贱的”力量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最终打败了封建势力，瓦解了神学，并把一切温情脉脉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金钱以魔鬼般的神力创造的社会图画，迫使人们不能不正视它。“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精神成为时代精神，最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作家，一部分人转向内心，一部分人则怀着巨大的痛苦重新考察社会现实，一个意味着追求功利的名词开始被人们接受，这就是“现实主义”。

弗·杰姆逊博士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与金钱的作用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了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以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我希望大家不要把金钱作为文学的某种新的主题，而要把它作为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述形式的来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来源。只有当金钱及其所表示的新的社会关系减弱时，现实主义才能逐渐减弱。”[3]现实主义文学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一任情感流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他们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是因为中了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作品的毒，为追求那种幽秘的爱情而跌入泥坑，死于债台高筑。

现实主义文学在一个中心点上与浪漫派一脉相承：那就是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和谐。“他们像外科医生解剖人体那样，科学而细致地考察和剖析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环境、种族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關系；个性、气质乃至深层意识的运行规律；像人体解剖图那样描绘出完整而多样的内心世界体系。”[4]由于作家个人主体性的影响，每个人所描绘出的体系各有千秋，表现手法也迥然有异。统观起来，则是一幅极其广阔、丰富、深邃的内心图画——金钱时代人类心灵的全景式、流动式的展开。

二、历史以榨干情感为代价换取进步

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19世纪写作的《红与黑》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作品中的于连·索黑尔已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在金钱的刺激之下，于连从一个小小的锯木厂厂长的儿子一路攀升，差点成为侯爵女婿，成为一个拥有军衔、土地的“成功者”。在当时，像于连这样渴望通过自身奋斗实现抱负，获得金钱与功名的“野心家”并不少，《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就是另外一个典型。他们或成功或失败，在那样一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对于没有贵族出身的平民青年，获得财富似乎只有两种途径：成为资本家或直接偷、抢。前者早已被垄断，他们没有物质基础就无法成为资本家，而后者则需要丢掉人性中最宝贵的道德来换取。

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称于连为“同整个社会奋战的不幸的人”，“他（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个赋有才华的平民，却被复辟时代的精神压得抬不起头来，感到自己为无孔不入的穿金戴银的平庸之辈挤得黯然失色，追求冒险和刺激的饥渴弄得他形容枯槁；当他变得无能为力只有怀恨在心时，他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自己超出原来的社会地位之上，但那怕暂时获得成功，他依然同他周围环境奋战，而且得不到满足。”[5]他还认为于连是个“虚伪者”，“在伪善这门艺术上，这两位青年（于连和法布里斯）逐渐发展到相当得心应手。于连和法布里斯都天生是骑兵军官的料子；然而这两个人都成了神职人员；一个毕业于天主教的神学院，另一个青云直上升为助教。司汤达的小说被人称做伪善欺世手册，不是没有道理的。倾注在这两部作品中的基本思想，就是伪善得意洋洋的景象在作者心中所激起的深刻的厌恶和愤慨。……司汤达的主要人物的基本特色，是他们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道德标准，虽然按照流行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都没有良心，没有道德可言。……于连虽因图谋杀害一个不能自卫的女性而被判死刑，他在临死时刻却想到自己的一生并非寂寞的一生，因而能够有所自慰。”而对于连的批评更为尖锐的是将其称为“虚荣人”，“玛蒂尔德冷落于连以后，于连受到的是虚荣的折磨，而且他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强烈的痛苦。于连所有的强烈欲望都是由他人产生的欲望。他的野心是一种三角情感，靠着对相关人的仇恨来维持。当他把脚踩上梯子时，头脑深处想的是丈夫、父亲、未婚夫，就是说，他的竞争者，而不是在阳台上翘首企盼他的女人。……在这个人物身上，虚荣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癫狂。”[6]

的确，在《红与黑》里，于连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利用市长夫人、侯爵小姐，将人人视为自己的晋升之阶，他每一步都走得谨小慎微，步步为营。他与德·雷·纳尔夫人牵手是为了履行“义务”，完成“使命”，跟侯爵小姐从相识到结婚，自始至终是一个钩心斗角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猜疑、恐惧、憎恨的过程。而他俩的相处更像是两个机器人的博弈，是两颗对立的虚荣心之间展开的无情战争。于连摆出一副冷面孔，这就在玛蒂尔德身上拧紧了他自己身上也有的那根发条，而发条的钥匙攥在玛蒂尔德手里。两个情人，谁撒谎撒得煞有介事，谁就稳操胜券。暴露自己的欲望，是不可原谅的错误，特别是因为只要一旦对方暴露了自己的欲望，此方就不会再有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恋爱中的真诚、热情在他们的相处中全变为算计，金钱腐蚀下的恋爱已丧失了最初的温情。但于连最终没有成功，他的精打细算仍然输给了自己感情。正如前苏联文学评论家爱伦堡所说，“可是于连并不是冷酷无情的名利之徒。他是被疯狂控制住了。他再也不能推理，他好像是一个梦游病者。他自以为在向瑞那夫人进行报复，只是在清醒过来以后，在监狱里，他才看出他是爱她的……于连的两段情史始于理智的估计和虚荣心，也起因于他希望那对他闭门不纳的社会中的妇女对他钟情；他像下棋一样玩弄着爱情；但是在两次恋爱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他都被感情俘虏了去，从下棋者变成了棋子。”[7]

《鲁滨孙漂流记》里已经揭示出，资产阶级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到了最低限度，感情没有任何价值。而巴尔扎克却赤裸裸地揭示了它的悲剧实质：善良的渴望感情满足的欧也妮在查理的背叛行为打击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女儿，又无家庭”[8]。父亲和情人留给她的只是“受苦与死亡”。这是一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的悲剧”[9]。历史正是以榨干人们的感情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的。谁最先完成感情的物化，谁就成为时代的英雄。与司汤达直接关注人性不同，巴尔扎克关注的是社会，《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的成功则生动地体现了社会是如何把天真青年改造成英雄的，讲述了人如何变成狼的过程，拉斯蒂涅的成功恰好证明了社会的失败。拉斯蒂涅的“人生三课”，生动地揭示了金钱社会怎样造就自己的英雄。这种英雄的主要品质就是把别人当做“驿马”，用“陷阱”和“鸟笛”去猎取财富；对这些“英雄”来说，最无用的则是温情和眼泪。

三、物化：人性发展的必然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来把人的劳动实践中自我创造的过程、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相统一。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同时，也预见了人的发展的必然过程。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与社会发展形态相同步，人的感性素质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他把这种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马克思认为，从必然走向自由要经过一个“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性”阶段。人类挣脱人身依附的欲望，归根结底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人们“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的竞争”。在摆脱了人身依附后，人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而是得到了一种“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性”。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人的物化就是无可逃遁的。因此，他说：“第二阶段（指对物的依赖阶段）是第三阶段（指自由人阶段）的必要准备。”人类只有通过这条不太干净的巷道才能走向自由、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其实现实主义作家们在写作时是充满着矛盾心态的，他们无法否认物质文明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利，但是精神领域的极度空虚让他们为金钱刺激下人性的变异而感到忧虑。这样的矛盾心态反映在写作中就会表现为：其一，对贵族社会的鞭挞与眷恋。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大多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对人性的禁锢，但当他们面对物欲横流的、道德脓疮溃烂的资本主义现实时，他们对中世纪时期贵族田园诗般的世界的留恋就油然而生。这一点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眷恋。其二，对金钱的双重意识。现实主义作家们痛恨金钱腐蚀下丑陋的社会现实，但是他们自身又深陷金钱的诱惑而无力自拔。例如巴尔扎克，他在创造出无与伦比的揭露金钱罪恶的史诗时，自己却因奢侈的享受而债台高筑，然而又是债台高筑迫使他像牛一般地拼命创作。弗·杰姆逊认为，巴尔扎克的工作状态，就是典型的实业家的工作状态。他的生命是在欲望的燃烧中消耗殆尽的。其三，对被压迫者的圣母情结。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同被剥削的无产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下层人民的苦难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现实主义作家们的视野。圣母情结的特征就是怜悯与拯救，从巴尔扎克的《农民》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到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从普斯金的《上尉的女儿》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都表现出了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心灵。

四、结语

总体来说，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金钱成了或隐或显的主线。从狄更斯笔下的城市到哈代作品中的威塞克斯乡村，都笼罩着仁慈对于邪恶的充满机智与讽刺性的谴责，在对下层穷人的深切同情中浸透着越来越多的对于幸福前景的绝望与感伤；从家庭小说的杰作《傲慢与偏见》到勃朗特的《简·爱》，都在告诉人们追求幸福时，适当的节制是必不可少的，理性是欢乐的伴侣。我们不能忽视金钱与人性发展之间的对立，但也要明白“没有金钱便没有一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09：255

[2]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

[3]（美）杰姆逊讲演 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精校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01.

[4]徐葆耕著.西方文学之旅 插图珍藏本 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08：393

[5]（苏）勃兰兑斯著，李宗杰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5分册 法国的浪漫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1：269

[6]（法）勒内·基拉尔著，罗芃译.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18

[7]（苏）爱伦堡著；北京大學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必要的解释 1948-1959 文艺论文选[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03：154-155

[8]（法）巴尔扎克著，叶正编.欧也妮·葛朗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03

[9]徐葆耕著.西方文学之旅 插图珍藏本 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0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