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伟

1958年全国文物统计之时，北京这座古都尚有2666座寺庙，几十年过后，连残墙颓瓦都成了稀有之物——“所以，尽管地名还是这么叫着，也无非是个‘色空而已。”

一次经过北京海淀区定慧桥时，北京人陆波偶然发现了定慧寺的遗迹，心中一惊，有点不敢相信：“现实中定慧寺还真的存在吗？”历史上，康熙曾在此处落脚过，将这座明代遗存的“云惠寺”改作“定慧寺”，还留下手书匾额“慈云广覆”四字。

北京叫某某寺的地名很多，但寺庙大多已不复存在。1958年全国文物统计之时，这座古都尚有2666座寺庙，几十年过后，连残墙颓瓦都成了稀有之物——“所以，尽管地名还是这么叫着，也无非是个‘色空而已。”

事实上，就在定慧寺桥的东南角，定慧寺还勉强留有了一块小小的遗址，尚存三进殿宇，大殿、东西配殿及耳殿俱存，大殿所在的院落保存得最完整。

庆寿寺双塔，1900年代

这里现在属于空军某部干休所。陆波翻开历史发现这座寺院是由明清几代太监募款修建的，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大太监魏珠，他得宠于康熙，见恨于雍正，但宽宥于乾隆。这背后也是错综复杂的宫廷争斗。全盛时，定慧寺殿宇数十间，僧人千余，那些在宫中操劳一生的太监来这里养老归终。现在三座殿宇之外，寺里还有五块明清敕谕碑，除此之外，就没剩下什么了。

“我就要把这个当年的历史情况给挖掘出来，因为如果不是一代人一代人的记录，再过几百年，这些东西后来人就不了解了。”陆波原本是个律师，2015年退休后，她一边走访北京这些或热闹或寂静的地方，一边在书桌前打捞那些历史深处的人与事，写成了《北京的隐秘角落》一书。

发现身边的历史

陆波住在海淀区的万柳。这个地名只有十来年的历史，不过这里也是北京如今著名的新兴社区，配套完善，房价高企，人声鼎沸。走在这片富有现代感的社区的马路上，她常常会发出这世界如此崭新的感慨。直到有一天，她被一女子问路“请问圣化寺在哪里？”陆波才注意到路标写着的“圣化寺路”，“据我所知，万柳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寺庙”。

好奇心驱使陆波开始查找资料。她发现万柳一带这两百年的历史演变竟是如此剧烈，甚至可以说是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元朝时，万柳曾是一片低洼沼泽，排水不畅。经过长期的水利治理，万柳逐渐变成了风光旖旎的湖塘水乡，流经的万泉河水系周边泉眼密布，溪流奔腾，宛如一幅沟壑纵横、水渠密布的绿意画卷。

到了清代，海淀形成了“小三山五园”，为皇家临时游幸休憩之处。其中的两园圣化寺与宗泉庙就在现在的万柳。圣化寺深受乾隆喜爱，多次来此游玩，或舟行或轿行，他也留下了很多诗篇：“泉宗圣化寺，相去不三里”，“万泉十里水云乡，兰若闲训趁晓凉”等。《日下旧闻考》也记载了乾隆当年游历此地的情景。

法海寺大雄宝殿内壁画，西侧部分

不过，嘉庆以后，清朝皇帝却疏离此地。1860年，圣化寺连同圆明园、畅春园等一并毁于英法联军的战火。“一座漂亮的园林寺院大约亭亭玉立过百年，然后化归于巴沟的泥土大地，像无声消隐的一场梦，在无数个昼夜轮转间，来过一次，又终归于无。”陆波感慨世间的人事不过是白驹过隙，沧海一 粟。

十多年前，陆波三四十岁时，还是个驴友，把北京西边的山都跑遍了。那时，她还能经常见到诸如古庙、古墓等一些古迹。有心的陆波拍了一些照片，后又查资料研究它们。

很多普普通通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些好玩的历史，比如石景山区的福寿岭。这个名字源于明朝时山上法海寺的住持、高僧福寿法师，他过世后葬于此山，因此得名“福寿岭”。1913年，美国人创建的同仁医院在这座山上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疗养院，男男女女来来往往。在那个尚未开化的年代，老百姓看不惯西方的生活方式，就给这里起名“骚妇岭”。不过，因为这个名字实在不太雅观，这座山最后还是被正式命名为“福寿岭”。

被遗忘的城市角落

离陆波家不远有北京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世纪金源购物中心，从它的高层往下看，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商业区，车水马龙间有一座保存基本完整的清朝关帝庙。它坐北朝南，是三进三路院，彼此相连。

2015年夏日的一天，陆波来到这座关帝庙门前，正殿那绿色琉璃瓦硬山顶，上有残缺瓦兽，廊壁砌有琉璃花砖，颓墙残余的琉璃历经百年，色彩依旧艳丽。

这座寺庙曾免费接收孤苦无依的离宫太监，有600亩土地供他们维持生计。而在太监们离开关帝庙后，这里一度被征为学校，后又变成盲人五金工厂宿舍，现在简直就成了大杂院。

关帝庙大门口立着海淀区政府2001年竖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然而十幾年过去了，除了这一方石碑，没有任何保护的踪影。大约是觉得院落的破败荒凉有碍市容，它被一圈漂亮的漫画和标语围挡起来，只露出三扇青砖带檐小门，像被挖开的窟窿。

这是陆波见过的在北京最大的关帝庙。“它历经百年风云，在没有受到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特别青睐或者呵护的情况下，还能留存于闹市之中，并且没有被改得面目全非，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只是陆波对它的命运怀有一份担忧，这座被人遗忘的关帝庙的残破之躯将何去何从。

作为古都，很多历史古迹就在身边，不经意间就能撞见。每年夏天樱桃成熟之际，北京人喜欢去往门头沟的樱桃沟采摘。在一片新农村建设的村子里，有一排破旧的民居无人关注——这里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别墅。这位爱丁堡人当年在此消暑度夏，大概料想不到百年后这屋子的铅华只剩风骨，一副破败飘摇状。“如果他五更天骑驴出山，天黑前能赶到西直门吗？”陆波有点疑惑。

寂寞的还有京西五环外藏有明代壁画的法海寺。法海寺壁画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等一起名列国家第三批国宝级文物，2016年12月，经过整修后法海寺重新开放。“我不知如何形容我们的幸运，至少，我们比乾隆皇帝幸运。”陆波在书中写道，“乾隆对艺术珍品的痴迷是以实际据为己有著称的。但在其长达八十九年的人生里，他并不知道一处有着绚丽明朝壁画的地方，幽幽地遥视京城。”

如今，法海寺依然是京城的“隐士”，陆波发现来参观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平常日子不过二三十人，周末也就四五十人。她静静地欣赏着这“中国古代三大壁画艺术瑰宝之一”，又去寻找它的前世今生。

法海寺最初的修建者是历经明代四朝的太监李童。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来修建这座寺庙，这里的壁画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李童在大殿的十八罗汉群里加上了自己，可惜世事难料，六百年后这十八尊雕塑在文革中被毁于一旦，而壁画却依然散发着艺术的光芒。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们来势汹汹，想要冲进法海寺“砸烂一切封资修”。那时的看殿人是“吴大爷”，吴效鲁。他早年在荣宝斋当过学徒，见识过不少书画艺术名品，有一定的艺术鉴赏水平，因此容不得壁画被破坏。据学校的老员工回忆：“吴大爷急眼了，他拎了一把大斧子挡在大殿门口，要玩命。”红卫兵也仗着人多，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这时，吴效鲁决定放弃硬碰硬，选择智斗。“他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手颤抖着打开大殿门锁，第一个冲进去，二话不说就砸佛像、砸罗汉。”红卫兵们看这老头原来跟他们是一伙的，也跟着稀里哗啦乱砸，砸完就开心地散了，完全没伤那墙上的壁画一丝一毫。“佛像砸了可以再造，画毁了就很难恢复了。”吴效鲁就这样让壁画渡过了一劫。

吴效鲁死后，让家人把他葬在了法海寺附近，与李童一样。法海寺大殿的钥匙交给了另外一位老人，曾做过张自忠秘书的邱松岩。早年的风云岁月让邱松岩走南闯北阅历丰富，同时他还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底蕴深厚。“法海寺壁画总是在适当的时候等来一些特别的人，他们懂它们，珍惜它们，保护它们。”陆波开玩笑道，“如果李童知道会有今天这么个奇怪的结局，他会想办法把自己也绘到壁画上的，哪怕躲在一个角落。”

为边缘人留名

在书中，陆波在两方面着力，一方面她挖掘已不存在的“过去的北京”，为未来留下一点记录，另一方面，她考察北京隐秘角落的文物遗存，寻找这些遗址背后的人与事，可能是帝王将相，也可能是平民百姓。她时常想象另一个时空里的生命的感受与思索，“那样会抵消我们今人狭隘的优越感，让我们理解他们与我们契合的某种精神”。

譬如明清两代，北京寺庙林立，它们很多都是太监出资修建的。在当时，这是一个太监权势和成功的标志。他们为什么着迷于此呢？陆波分析这实际上是他们精神追求的具体化表现，“太监是今生无可依托之人，他们的来世思想、转世希冀非常强烈”，因此他们要寄托于宗教。

对于普通太监， 有点钱时他们就捐给这些庙，“就像是交养老金一样，老了后这些庙就收留他们，死后他们就葬在这里。那些庙一般都带些土地，可以出租，够这些太监生活了”。走进关帝庙，陆波想象太监们在这里蹉跎晚年：“这简直是令人感动到要落泪的房子，是一些曾来过人间但连性别都被扭曲的可怜太监的养老场所。”

历史的踪迹可以灰飞烟灭，地理的变迁也可以日新月异，然而千百年来，人类的情感却是大同小异的。陆波说：“我们现在要好好地活着，古代人也是一样，想好好地生存下去。他们的喜怒哀乐，情感跟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

在另一处樱桃沟的往事里，陆波遇见了明末清初，被“钉在历史耻辱柱”的贰臣孙承泽。事实上，他是“三臣”——仕明、投李、降清，所以，他百年之后，还是在乾隆时期被写进了《贰臣传》，视为“大节有亏”。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景山自缢，许多官员纷纷效仿，孙承泽也尝试了上吊、服毒、自杀这些自尽方式，却都一一失败。在陆波看来，他实不想死，也不必死：“孙承泽选择向生是对君权至上及奴化思想的背弃，并无耻辱可言。”

孫承泽后来避居香山樱桃沟，潜心做学问，著作等身，仅《四库全书》系列就收录了他将近20种著作，但《四库全书》依然对他评价不高。“虽说他是龟缩起来自觉名声有污之人，但并未枉费天生的好学与勤奋。”陆波在书里为孙承泽正名。

这本《北京的隐秘角落》是写历史地理，更是写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为此，学者解玺璋写了一篇书评《别开生面的人物志》：“在作者笔下，更多的还是身份、地位更加卑微的群体，譬如宫女、太监、和尚、道士之流，这些人几乎没有进入历史叙事的机会，尽管他们也曾在同一片蓝天下饮食呼吸，歌哭畅想。然而，当他们幸运地与该书作者相遇之后，他们的人生故事就像底片在显影液中浸泡过一样渐渐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