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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敬”到“肆意”

2018-06-06王春乐

江苏教育 2018年29期
关键词:陆先生法度唐人

/王春乐

(作者系江苏教育书法协会会员,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系硕士研究生)

汉末蔡邕《笔论》一文有言:“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段话突出强调了一个词“如对至尊”。所谓“如对至尊”,就是要求学书者写字的时候心无杂念、认真对待。

对于这一点明末董其昌也有认识,他说:“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吾乡陆俨山先生作书,虽率尔应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写字时,须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未有精神不在传远而倖能不朽者也。”

董其昌在这段话中提到了他的同乡前辈陆深,说陆先生作字,即便是赠予朋友的应酬作品,在写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从不作笔墨游戏,并且强调他很佩服陆先生的作风。陆先生认为,只有像他那样一丝不苟作的字,才是真正的作字,强调必须时时用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写字。董其昌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对待写字,自己没有陆先生那么严肃,作书常常有所分别,对于“闲窗游戏”一类的作品他还是能认真对待的,唯独在写“应酬”一类的作品时就不能认真对待了,常常“率意苟完”。在陆先生眼里“率意苟完”不是真正的作字,如果站在陆先生的角度看,董其昌这一类“率意苟完”的应酬之作肯定是不耐看的,所以董其昌在文中反思“此最是病”。病在何处,病在不能以敬心作字。董其昌在后文表示,以后要是再写书法,便要想到作字之人对待书法应当肃穆庄重,再也不会应付了事了。董其昌说的“须用敬也”与蔡邕的“如对至尊”意思相近,都是在强调作字要恭敬、郑重,不能信手涂抹。

在这段话伊始,董其昌说,平时要注意多多搜集晋唐人的字,并一一摘录出来,在自己书写的时候以资参考,多去体会古人结字的高妙处,并说“此最关要”。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米芾“集古字”的独特学书方法,可见在董其昌的观念里,“如对至尊”的作字态度又是和“集古字”的习字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有像米芾那样踏踏实实,用集古字这样的笨办法去好好学习古人书迹,才是真正的“如对至尊”,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字练好。

但是,诚如董其昌所言,练字要有“用敬”的态度,却又不能一味用敬,用敬的过程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到后面若要有所创新,还需要一个“肆意”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入古出新”。比如在《画禅室随笔》中,董其昌就记载了和他之前“用敬”完全相反的言论,从这些言论里就可以看到他肆意的全过程。

董其昌写道:“余性好书,而嬾矜庄,鲜写至成篇者。然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语耳。偶以册置案头,遂时为作各体,且多录古人雅致语,觉向来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书名,故书中虽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书不苟且,亦不免为名使耳。”意思是说,我内心是十分喜欢书法的,但就是不喜欢“如对至尊”般写字,所以没什么完整的作品,虽然每天都写字,但都是随便写写,没有什么作品意识。偶尔会写点册页,随兴书写各种书体,大多写一些古人的雅语,感觉这是一种很随意的练字方式,并非“如对至尊”的方式。然而我并不想做什么书法家,所以我的字里面有一种“淡”的味道,我很清楚这和我随意书写的习惯有关。其实前人“如对至尊”般辛苦作字,或多或少是被书名劳役了。

在这里,他强调自己这样虽然在法度上可能会有所欠缺,但是他淡泊名利,不想为了一个虚“名”而强迫自己一味矜持、板板正正地写字,所以他的书法里面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淡”的感觉。

说自己不好书名,纯属口是心非。董其昌在书法上是很有追求的,他说:“吾书无所不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意思是说,我学书很广博,最得意的是自己的小楷书,但平时懒得写,只是以行草书示人,而且都不是我在“如对至尊”的状态下写的,大多是些应酬之作。若论我的那些得心应手的称意之作,即使没有学到晋宋人书法的风流态,与唐人相比一点也不差。

但是,在董其昌的观念里,“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跷,而尽态极妍矣。”意思是说晋宋人书法好就好在风流自在,不是说他们的书法不讲求法度,但他们书法的妙处不是法。到唐代,大家都去学习晋人的法度,只是求得了晋宋人法度的妍美,而无风流的态度可言。他认为,“赵吴兴大近唐人,苏长公天骨俊逸,是晋宋间规格也。学书者能辩此,方可执笔临摹。否则纸成堆、笔成塚,终落狐禅耳”。赵孟頫比较重视法度,其书法整体也显得比较妍美,跟唐人的路数比较接近;苏东坡的书法天骨俊逸,才是晋宋风流一路的书法。学习书法的人必须先明确这一点,然后才能去执笔临摹。否则,即便下尽苦功,最后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终究是野路子。

由此可见,董其昌一直在给自己的书法找出路,始终在书法史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想探索出一种能够超出古人法度、在精神层面与古人相通的新面貌,最终探索到的就是“淡”,就是他书写的“肆意”。

众所周知,入古出新是书画等传统艺术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即艺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如何才能入古出新呢?董其昌的书学路径,从早期的“用敬”到晚期的“肆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后世评价董其昌书法大都以为“淡”是其主要特色,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他“肆意”的功夫做得好,但其实也是由于他前期“用敬”的功夫做得好。一味“用敬”可能会成为“书奴”,而一味“肆意”只能是“野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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