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兵 黄礼龙

摘要：根据宏观统计数据和调研结果对京津冀生活能源消费变化趋势以及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近年来商品能源消费水平总体呈增长趋势，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量大幅度减少，新能源开发取得一定成效。同时发现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存在着煤炭消费占比过高、高质商品能源占比较少、能源利用效率低以及新能源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因此，优化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应从京津冀三地协同治理燃煤、协同开发利用新能源、建立支持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采取综合手段。

关键词：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能源

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3-0065-0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是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但随着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政府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规制，全球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增长主要来自于家庭能源消费（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0）。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能源消费需求大幅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正在从传统的非商品能源过渡到商品能源。从人均用能上来看，21世纪以来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76kgce增加到2015年258kgce，15年增加了2倍多，而同期城市居民用能从210kgce增加到327kgce，仅增幅55.71%；从结构上来看，农村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从1979年的71%下降到2015年的34%，商品能源消费从17%增加到44%，其中主要是煤炭，而煤炭被认为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京津冀地区是全国区域大气污染的重灾区。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目前年煤炭消费总量为3.3亿吨标煤，占全球陆地面积不到0.3%的京津冀地区却燃烧了全球消费量6%的煤。

近几年来，由于政府对大气污染的高度重视，京津冀地区工业污染和城市燃煤污染得到初步控制，但农村燃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目前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以炊事和采暖为主要用途，能源品种以煤为主。数据显示，2015年京津冀三地农村使用散煤近6 000万吨，其中，劣质散煤占散煤消费量的比重高达90%以上，污染物的排放占到同期二氧化硫总排放量的15%左右、烟尘总排放量的23%左右。近几年来，京津冀地区冬季严重雾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边农村取暖用的散烧燃煤。根据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合研究总体专家组提供的数据，京津冀主要城市在冬季采暖期间的PM2.5增加50%左右。可见，散煤使用量大、煤质差、污染控制措施弱，是造成京津冀大气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改善这种状况，必须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劣质散煤使用，大力推进农村能源的清洁开发利用。

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长波、张力小（2011）等系统核算了中国农村能源消费所引起的碳排放，指出其在全国总排放中所占比重为40%～60%。张力小等（2011）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时空分布特征。周中仁等（2007）以山东省桓台县为例，对北方小康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进行了分析。翟辅东（2003）、王效华等（2000）、梁育填等（2012）、吴燕红等（2008）对于中国典型区域的农村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地域文化和地理特征等都会对农村能源消費结构产生影响。章永洁等（2014）指出京津冀农村地区以煤为主的生活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环境污染甚至危害健康，同时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能源的大量浪费，提出优化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应采取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方式，实现农村燃煤的减量与替代。

以上相关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分析方法，但现有研究大多以全国农村或个别地区农村能源消费为研究对象。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后，三地产业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协同治理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以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特别是有关三地如何协同发展清洁能源，共同推动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问题研究尚不够充分。

二、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京津冀农村能源主要包括商品能源（煤炭、电力、液化气）、传统生物质能源（秸秆、薪柴）和新能源（太阳能、新型生物质能、水电、地热等）。在以下计算各种能源消费量时，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各种能源统一根据我国现行的各种能源折标煤系数的国家标准折算成标准煤。传统生物质能源的折算系数为0.55kgce/kg；煤折算系数为0.7134kgce/kg；液化气折算系数为1.7143kgce/m3；为便于能源价格换算的可比性，这里对电能的折算采用当量系数，即 0.1229kgce/kWh，沼气折标煤系数为0.714kgce/m3①。

（一）京津冀农村主要商品能源消费变化及现状

1. 煤炭消费。煤炭是农村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能源之一。从表1中可以看出，京津冀农村2014年煤炭消费量与2005年相比有所增加，其中河北增量最多，北京和天津增幅较小。以人均煤炭消费量来看，北京农村人均消费量最多，但是北京人均煤炭消费量总体是下降的趋势；河北农村人均消费量增长较多，2014年与2005年相比人均煤炭消费量增长90千克标煤；天津人均消费量最少，总体呈增长趋势。北京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与河北和天津相比要高很多，北京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大体在500千克标准煤左右徘徊，而河北近10年人均最高消费量是2013年的250千克标准煤，天津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最高为170千克标准煤。北京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大约是河北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的两倍，是天津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的3倍左右。

2. 电力消费。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电气化水平逐年提高，京津冀农村地区居民生活用电量也在不断增长。从京津冀三地农村近10年来的用电数据来看，北京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一直较高，并且不断增长，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回落到人均800kw.h左右；天津农村地区用电量与北京农村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但在2012年之后差距逐渐缩小，由2005年人均358kw.h增长到2014年731kw.h，增长了1倍多；河北农村居民的电力消费水平与北京和天津相比是最低的，2005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仅189kw.h，大约是北京农村居民用电量的1/4、天津农村居民用电量的1/2，但是河北农村用电量的增长速度在三地来说是最快的，到2014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与北京、天津相比差距已大大缩小（见表2）。

3. 液化气消费。随着我国石油工业的不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液化气在农村居民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农村居民主要在炊事上使用液化气作燃料。京津冀农村地区的液化气利用比较广泛，特别是京津农村地区，河北农村地区液化气使用量相对较少（见表3）。从总量上来看，近10年来京津冀农村地区的液化气消费量总体趋势是增长的，北京和天津的使用总量一直较高，增长比较平缓，而河北农村地区的消费总量在2013年开始大幅增长。从人均消费量来看，河北与京津的差距特别明显，2014年河北农村居民液化气的人均消费量为6.32kg，与北京农村人均消费量35.24kg和天津农村人均消费28.36kg相比，差距悬殊。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液化气消费量是15.9kg。可见，北京和天津地区农村居民的液化气消费水平已大大高于平均水平，而河北地区农村居民的液化气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二）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及现状

传统生物质的直接燃烧一直是农村生物质能利用的主要方式。2000—2007年，京津冀三地农村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量总体趋于下降，但是地区间差异比较明显，北京地区下降幅度较大，由2000年人均279千克标煤下降到2007年人均84千克标煤；天津传统生物质能源人均消费量起伏较大，2000—2005年人均消费量持续下降，在2005年之后出现增加趋势；河北农村地区传统生物质能源人均消费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中间略有起伏，但是变化幅度不算大（见表4）。

由于2007年之后不再统计农村秸秆薪柴消费量，所以关于2007年之后的农村用能数据，大部分学者是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农村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数据。章永洁（2014）对京津冀农村地区2013年生活用能进行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地区人均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耗量121千克标煤，天津人均102千克标煤，河北人均87千克标煤。张彩庆（2015）对京津冀农村地区2014年生活用能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人均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耗量2.95千克标煤，天津100.44千克标煤，河北人均41.04千克标煤，笔者实地调研2015年北京人均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耗为5.6千克标煤，天津为20.74千克标煤，河北为40.29千克标煤。由于调研地区不同，用能数据可能会有较大偏差，但是，仍然可以很明显看出，自2007年之后京津冀农村地区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耗量大幅度减少。秸秆、薪柴消费量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生活用能质量，更加倾向于使用商品能源；另一方面是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政府在限制秸秆、薪柴直接燃烧的基础上，鼓励农村生物质能的高效利用，推广秸秆薪柴的热学和化学转化。

（三）新能源开发利用状况

1. 风能资源开发利用。京津冀北部高原、太行山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以河北省为例，根据《河北省新能源产业“十二五规划”》提供的数据，河北省风能总储量在7 400万千瓦左右，其中2 100万千瓦可通过技术加以开发利用，陆地上可利用的风能有1 700万千瓦，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的张承地区和太行山区；沿海风能通过技术可开发量400万千瓦，主要分布在沧州、唐山和秦皇岛等沿海地区。根据表5统计数据可知，截至2013年京津冀农村地区已建设了207处小型风力发电站，其中197处集中在河北地区，装机总容量77万千瓦时。

2. 水能资源及小水电建设。京津冀区域内主要有滦河和海河兩大水系，流域面积较广。此外，由于京津冀地区山地、丘陵较多，内部中小河流较多，拥有较丰富的水能资源。水力发电与火力发电相比具有很大优势，不仅清洁环保而且发电成本低于火电。与大型水电站相比，小水电对环境的影响更小。虽然在京津冀区域内不适合建设大的水电站，但是适合发展小型水电，特别是山区农村地区。京津冀农村地区小水电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至2013年，京津冀农村地区已建成319处乡村小水电站，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河北省内，天津最少只有1处，京津冀区域内水电装机容量437 488千瓦，水力发电总量达到5亿多千瓦时（见表5）。

3. 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根据太阳能资源的分类标准，京津冀地区年日照时数超过2 000小时，属于太阳能资源三类区，其中在京津冀北部地区，特别是张家口、承德地区年日照时数超过3 000小时，属于太阳能资源二类区②。袁淑杰（2013）根据河北太阳能观测数据，对太阳辐射经验系数进行了重新拟合，计算出河北大部分地区水平面太阳总辐射年均在5 040MJ/m2。总体而言，京津冀区域内太阳能资源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京津冀农村地区的房屋建筑多为平房，有利于太阳能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利用。现阶段，京津冀农村地区的太阳能应用主要是太阳能热水器的普遍应用，太阳灶、太阳房和光伏发电在农村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根据表6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河北农村太阳能热水器已超过628万平方米，北京已达到77万平方米，天津较少是36万平方米，京津冀农村地区太阳能热水器的安装面积合计741万平方米；太阳灶52 107处，太阳房建设面积244.1万平方米；此外北京和河北农村地区小型光伏发电建设比较快，其中河北16 481处，北京农村地区小型光伏发电站数量是河北的近10倍，装机容量是河北的8倍，可见北京农村地区小型光伏发电应用比较广泛；天津农村地区在太阳能利用方面发展比较滞后，数据也不够完整。

4. 新型生物质能建设及消费状况。生物质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依赖的重要能源，其使用方式主要有直接燃烧、热学转化和生物学转化。生物质能主要来源于绿色植物及动物粪便，具有可再生性和广泛分布性等特点。由于生物质能的直接燃烧会严重污染生态环境，所以新型生物质能主要以推进生物质的热学转化和生物学转化为主。京津冀农村地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发达，每年能产生大量的秸秆、薪柴和动物粪便等生物质能。以河北省为例，河北省农村地区每年能产生3 600多万吨秸秆、林木枝条200多万吨，如果全部实现生物质能的热学转化和生物学转化将能够产生的能量折合标准煤2 000多万吨③。目前京津冀的生物质能大部分停留在直接燃烧的状态，不仅生物质能利用效率低，而且严重污染环境。政府大力推进生物质能热转化和化学转化，积极推广秸秆、薪柴优质化利用方式。根据2014年的数据，秸秆热解气化集中供气在北京地区利用较多，有128处，京津冀合计171处，其中运行62处，为2.88万户供气；秸秆沼气集中供气39处，运行28处，为2.2万户居民供气；秸秆固化239处，产量1 361 093吨；秸秆碳化9处，产量32 580吨。京津冀农村地区已建成大中小型沼气池3 486处，其中大型沼气池334处，中型48处，小型3 092处，总产气量97 085.1万立方米④。

沼气是生物质资源中一种比较广泛的利用方式。沼气作为一种替代能源，得到政府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就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沼气的利用，从表7中可以看出，近10年来京津冀农村沼气消费量总体上是增加的，但是在2014年出现小幅下降。京津冀三地沼气消费差异比较明显，与京津农村相比，河北农村沼气应用比较广泛，人均沼气消费量高于京津农村沼气消费量。

（四）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结构

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主要包括商品能源、传统生物质能源（秸秆薪柴）和新能源。根据2007年的宏观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差异较大，北京商品能源占比已达到88%，其中煤炭占比在70%以上，传统生物质能源和沼气消费较少；天津农村能源以传统生物质能源为主，秸秆薪柴消费量比京冀高很多，占比71%，商品能源占比只有28%；河北与天津相似，也是传统生物质能源占据主导地位，占比58%，商品能源占38%。

由于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数据在2007年之后不再统计，所以导致无法精确计算各种能源在总的消费结构中的具体比例。但是根据宏观各能源统计数据和有关研究文献数据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推测，根据2005—2014年各能源消费变化可以看出京津冀农村商品能源消费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电力和液化气增长趋势明显，而传统生物质能源在2007年除天津外京冀都已出现下降趋势。另外，章永洁（2014）、吴恩琛（2015）研究表明，2013年京津冀农村地区商品能源已占到80%以上，其中北京最高为87%，天津和河北为80%左右。笔者（2015）对河北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的实地调研表明，河北农村地区商品能源占比在90%以上，其中煤占74%、电占13%、液化气占8%，新能源的应用不足5%。由此可以推测京津冀农村地区主要以商品能源为主，商品能源占比在80%以上，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量已大幅度下降。

商品能源在京津冀农村地区已经占主导地位，那么商品能源内部结构又如何呢。根据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在京津冀农村商品能源内部，煤炭占绝对优势地位，北京和河北煤炭占比在75%以上，天津较少也接近60%。京津冀农村商品能源中以电力和液化气为代表的高质商品能源消费差异较大，从人均高质商品能源消费量来看，2014年北京农村高质商品能源人均消费量折标煤133.56千克，天津118.18千克，河北只有77.85千克。高质商品能源中液化气消费差异最为显著，河北农村人均液化气消费量折标煤只有6.32千克，在河北商品能源消费结构中只占2%，是北京农村人均液化气消费量的1/6、天津人均液化气消费量的约1/5。由此可以看出河北农村高质能源消费无论在所占比例上还是在人均消费量上与京津农村相比都有较大差距（见表9）。

三、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过高，政策协同机制不完善

根据以上分析，煤炭在京津冀农村能源消费中占比过高，其中散煤在煤炭消费中占主导地位。散煤燃烧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及烟尘，对环境危害极大。在笔者实地调研的样本中80%的农村家庭使用的是散煤，散煤消费量占样本区煤炭消费量的85%以上。煤炭作为过渡能源，其比重过高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煤炭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能源来说价格较低，特别是散煤因为价格远低于优质型煤，受到农户的青睐。二是政府对煤炭的管控不到位，由于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京津冀三地已开始“去煤化”进程，京津冀部分农村地区已对优质型煤进行补贴以鼓励农户使用优质型煤，从而减少对劣质散煤的消费，但是即使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散煤价格依然低于优质型煤，导致去煤进程进展缓慢。另外，京津冀三地煤炭治理协同机制不完善，三地虽然有各自的煤炭质量管控标准，但是还没有统一的煤炭质量标准管控体系，导致散煤管控缺乏依据。

京津冀农村高质商品能源占比较少的原因在于，在农村电力主要用于家电设备，液化气主要用于炊事，而冬季取暖大部分还是以煤炭为主，很少有用电或者液化气作为取暖能源，因为电力和液化气价格相比煤炭来说较高。这也从侧面说明煤炭在农村地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较高加之政府对价格补贴力度较大，使得北京农村居民电力和液化气消费量远高于京冀。河北农村高质商品能源消费少的原因在于与京津农村相比河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居民收入不如京津农村居民，政府补贴力度也较小。

（二）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较低

京津冀地区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近几年来京津冀大力推进农村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但是总体上开发利用水平较低。以风力发电为例，我国共有7个千万级风电基地，河北省是其中之一，但是2014年河北弃风率为1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⑤。新能源利用水平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新能源开发利用缺乏统一规划，特别是缺乏法律保障及产业政策支持。新能源在农村地区的开发利用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扶持，虽然京津冀三地在近几年不断鼓励开发利用新能源，但真正起到促进作用的政策法规较少，并且三地未能真正做到能源协同发展，存在着各自为政甚至出现地方保护的现象。

2. 农村新能源服务体系不健全。新能源的发展需要完善的服务体系，但在京津冀农村新能源的推广应用中普遍存在重视前期建设而忽视后期服务管理的现象。比如，近几年来沼气消费量明显出现下降，大量的户用沼气池被弃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部分地区片面注重新能源工程的推进速度和推广数量，后续的维护和管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导致新能源的建设和后期服务管理出现脱节，进而导致新能源在农村的推广后劲不足，影响新能源的进一步发展。

3. 缺乏資金和技术支持。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高的技术水平，具有高成本、高技术、高价格的特征。在资金方面，新能源设备的前期建设需要较大资金投入，比如安装1套家庭光伏发电设备少则3万元左右，多则十几万元，这对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较大的开支。再者新能源生产利用成本高于普通能源，小水电、生物质发电和风力发电的成本要比普通煤炭发电的成本高1倍以上，如果没有政府对于新能源电力价格的补贴，新能源发电的价格将会高于普通火电价格，势必阻碍新能源的推广。现阶段京津冀农村新能源的推广主要靠政府资金投入和价格补贴，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新能源的发展，但是这种以政府主导的模式不仅对政府财政造成压力，而且效率较低。在技术方面，新能源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但是在农村普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

（三）能源利用效率低

何永贵（2015）系统研究了京津冀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发现京津冀能源利用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并且三地能源效率差异较大，特别是河北省由于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等与京津有较大差距导致其能源利用效率低于京津两地。对于农村能源利用来说，农村能源消费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其能源利用效率与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农村普遍使用小煤炉、土暖气、土炕等灶具和采暖设施，热效率较低；另外农村大量的生物质能源（秸秆、薪柴）直接燃烧，不仅能源利用效率低下，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

四、推进京津冀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一）设立京津冀农村能源开发利用协调机构

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框架体系内设立京津冀农村能源开发利用统一协调机构，统筹制定三地农村能源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和标准体系，协同促进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发展和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利用。

（二）京津冀三地协同治理燃煤，鼓励高品质商品能源的使用

煤炭在京津冀农村家庭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削减煤炭消费量是很困难的，现阶段主要任务应该是“去煤化”与煤炭清洁化利用并举，三地应制定统一的煤炭质量标准和监管体系，严控低质散煤，大力推广优质型煤。此外，鼓励农村居民使用电力和液化气等清洁高质商品能源，提高高质能源占比，特别是河北农村地区高质商品能源消费与京津相比有较大差距。由于家庭经济水平和高质商品能源价格对家庭高质商品能源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对高质商品能源进行价格补贴，大力推进“煤改气”和“煤改电”。

（三）协同开发利用新能源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的背景下，京津冀三地应该协同开发利用新能源。第一，新能源在农村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三地必须完善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为新能源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完善农村新能源服务体系，鼓励在农村建立新能源服务站，开发农村能源信息系统。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引入市场机制，比如依托生产商和服务商成立新能源服务管理公司，可以与合同能源管理方式相结合，提高新能源运营质量和效益。第三，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在农村开发利用新能源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完备的技术支持，现阶段新能源的开发主要是政府主导，财政压力较大。从实际发展来看，仅仅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大力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进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四）建立支持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

新型生物质能（秸秆气化、沼气等）是唯一与“三农”有直接联系的能源，符合京津冀农村资源条件和用能结构分散特点，是实现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改善农村生活面貌、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载体，其综合效益是其他新能源无法比拟的。京津冀三政府应通过建立完整的专业化原料收集、运输、储存及供应体系，完善农村新能源产业化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延伸产业链条，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等支持政策促进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

（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农村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导致能源浪费且对环境污染严重。有专家指出，农村能源消费量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5%，但是排放出的氮氧化物却占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40%⑥。农村能源效率低主要是因为能源利用设备热效率低，笔者调研中发现很多居民家庭还在使用传统老式小煤炉和土炕，要实现节能减排，必须对农村能源利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对高效率能源利用设备加以补贴，鼓励居民使用清洁煤炉等高效节能设备。

注释：

①http：//www.china-esi.com/Article/13750.html。

②http：//www.ic37.com/zhidao/2012-7/answer_377836.htm。

③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新能源产业“十二五规划”》。

④数据来源：《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15》。

⑤国家能源局：《2014年风电产业监测情况》，http//www.nea.gov.cn/2015-02/12/c_133989991.htm。

⑥http：//roll.sohu.com/20140429/n398973954.shtml。

参考文献

[1]史清华，等.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的田野调查——以晋黔浙三省2253个农户调查为例[J].管理世界，2014（5）.

[2]章永洁，等.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分析及燃煤减量与替代对策建议[J].中国能源，2014（7）.

[3]严晓辉，等.京津冀农村能源体制机制问题初探[J].中国能源，2016（1）.

[4]王效华，等.中国小康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基本特征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0（2）.

[5]杨静，等.中国农村生物能源利用的CO2排放量估算与空间分析[J].可再生能源，2012（10）.

[6]李岩岩，等.碳税与能源补贴对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影响分析[J].農业经济问题，2013（8）.

[7]周中仁，等.北方小康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研究——以山东省桓台县为例[J].农业工程学报，2007（3）.

[8]张力小.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政策演变[J].农业工程学报，2011（1）.

[9]李彬.城镇化过程中北京市农村能源结构调整路径研究[J].中国能源，2014（3）.

[10]梁育填.西南山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昭通市为例[J].地理学报，2012（2）.

[11]姜美竹.低碳经济下的农村能源消费结构[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12]徐禮德，等.中国农村清洁能源发展分析及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7）.

[13]闫笑非，杨钟红，曹淑艳.中国农村生物质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影响因素——基于河北省无极县的抽样调查[J].技术经济，2014（12）：87-92.

[14]肖宏伟，魏琪嘉.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战略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5（12）：53-55.

[15]严晓辉，李政，谢克昌.京津冀农村能源体制机制问题初探[J].中国能源，2016（1）：32-36.

[16]张彩庆.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5（19）.

Beijing-Tianjin-Hebei Rural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Research

Xu Yongbing1， Huang Lilong2

（1.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Shijiazhuang Branch， Citic Bank， Shijiazhuang 0500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acro statistical data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life energy consumption tre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utiliz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alys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trend of commercial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overall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recent years， traditional biomass energy consumption greatly reduced， new energy development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re are mangy problems in life energy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s， including the coal consumption proportion is too high， high-quality goods account for less energy， low energy efficiency and new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 optimizing the rural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should 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such 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al， coordinated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the new energy， building support policy system of biomass energy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etc.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ural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clean ener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