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常以为远处才有风景，身边的一切都是乏味的， “到别处去”是那时最大的愿望，“现在”无足轻重，只有“将来”闪耀着诱人的光芒。故乡，只有离开的才有资格怀念，没有离开的人有的只是“苟且”的生活。云冈沟里的一个狭小的煤矿就是我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前三十年的时光都在那里度过，除了断断续续在外求学的几年。

拉煤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扬起呛人的煤灰，白衬衣和干净的手指甲只是一种想象和奢望，石头片子砌的房子一层层凌乱散落于山坡之上，天黑停电时整个山头刷一下陷入黑漆漆的荒野。只有逃离才能摆脱一眼看到底的命运，只有逃离才能看到别处的风景，才能遇到不一样的人们。

若干年后逃离又回来，清楚了别处的风景并非全都风和日丽，清楚了自己能力的有限性和面对大都市的无所适从，明白自己注定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竟然发现身边的人和所在的这座城市渐渐氤氲出一种别样的景致和韵味。

这种发现应该是从关注到地方作家和他们创作出的文字开始的，王保忠笔下晋北乡村甘家洼的寂寞，曹乃谦的温家窑散发着的原生态的莜面味儿，王祥夫的市井烟火气，聂还贵的诗意情怀，任勇讲述北魏历史的波诡云谲，夏榆矿区记忆的粗砺和压抑，陈年童年歌谣的温暖和辛酸，一直到闫桂花笔下暖暖的家常味儿……一个个作家和与我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看到的是煤矿的烟尘、晋北乡村的贫瘠、这座城的落伍。他们深入到乡村、煤矿、市井，甚至历史的纵深处，勘查到这块土地蕴含的真正的能量、复杂的人性、温暖的情意和历史的吊诡，看到了我不曾看到的或熟视无睹的人和事，看到了被我的傲慢和偏见掩盖的风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和情意常常令人动容，于是常常想他们是如何在一个被我轻视的地方发现了故事，又是如何编织着命运的经纬和情感的走向。

很遗憾没有早点儿读到他们的作品，包括没有早点儿读到闫桂花的《暖》，早在2010年出版的书，我在2017年年末才真正读到。这是一本暖心的、朴实的、手法成熟老到的中短篇作品集，没有花拳绣腿和故弄玄虚，有的是感人的浓浓情谊、人物命运的感叹唏嘘、小说手法的多样探索。

一、 小说以何感人？

小说有很多种形态，如同世人有不同的面貌，衣着各异，心性不同，中国现代小说经过百年的发展演变，已然形成了无数姿态各异复杂多样的形态类型，短篇小说尤为如此。就风格形态而言，包含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从结构形态而言，或以情节架构，或以散文化笔法取胜，或以意识情绪心理推进，或是注重蒙太奇的闪转腾挪等等。我要说的是，并非所有形态的小说都是感人的，感人也并非是一部好小说的必备品质，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感人是现代小说日渐稀缺的品质，尤其在众多的小说家尽力摒弃情感倾向和思想观念，采用客观冷静的超然叙事姿态的潮流中，闫桂花的小说就像北方冬日里家中生起的一拢炉火，闪闪的光亮给人阵阵暖意。

短篇小说《父亲和公爹》是闫桂花标志性的一部作品，曾被《小说选刊》提名推荐。

有人指出“本文不刻意修饰，不浮躁厌世，朴实大气，包含真情，充满精神能量”。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更像是一篇散文，也可以说是一篇散文化笔法结构的小说。小说开端以父亲生病住到“我”家，和早已丧偶的公公住在一个屋子里，小说插叙了两个老人因为儿女婚事而互不来往的前尘往事，互相看不上的两个老人近距离接触注定会有很多小冲突小争吵发生，小说由此展开。

小说值得称道的是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致铺陈。父亲躲到另外一个屋子打胰岛素，公公在一边打趣：“我就是想看你打针”;两个人一起溜达出去看公审犯人前关于形象的小争执，公公要梳梳头抹点儿头油说要注意形象，父亲在一边看不惯：“就你那形象，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足八十斤，还谈形象”，溜达回来又因为犯人该不该枪毙发生争吵。争执里有小风趣，也有小懊恼，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作家写出了我们身边的老人对儿女的爱和依恋。

随着在一起的日子一长，俩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开始互帮互助，公公提出陪父亲输液减轻儿女的负担，公公还陪父亲洗桑拿为了减轻父亲皮肤病的症状，一起去银行取工资，公公还找父亲单位的上级领导争取报销医药费，父亲病故之后，公公亲自为父亲选购了寿衣擦洗了身体，“父亲走了，公公常常一个人在小屋里发呆，擦拭父亲的照片，我知道他也在怀念着我父亲。”

这篇小说之所以感人不仅仅是因为讲述了两个老人由冲突不断到最终和解冰释前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叙述人“我“的设置以及”我“对待两个老人的态度和语调表现出的真挚情感。作家采用了第一人称主观叙述模式，这种限制性叙事视角虽限制了叙述者的视角， 但更利于主观叙述， 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 直接表达作者的观点。

父亲和公爹的小矛盾小冲突“我”都看在眼里，很多矛盾也是经由”我“化解的。“我”的一声称呼“爸”两个人同时答应的尴尬被“我”轻轻化解，更多的时候，“我会不说话，由着他们，要是我中间插了话，又怕两位老人感到偏三向四的，”叙述人“我”的身份是儿媳也是女儿，面对老人的争执表现出了特有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一生辛苦拉扯儿女，晚年之后应该在子女身边享受乐趣。”“两位老人真是越来越像小孩子，越来越依恋我们了。”“咱们小的时候，在父母跟前怎么闹腾，父母都是包容的，如今，父母在咱们跟前总是拿着心，怕三怕四的。”这样的评述性语言显示出一个通情达理、善良宽容的女儿、儿媳的形象。

有人说女人是一个家庭的灵魂，是家庭温暖的来源，正是因为“我”对两位父亲的爱，才有了这样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的和睦， “我呢，总是变着花样给两位老人做吃的”，到照相馆为老人们照相，带老人们到饭店吃饭，尤其是父亲病重住院直到去世，整个过程的细致描写，显示出作为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深深留恋。

叙事者“我”不同于作家本人，这是我们读小说的常识，但总有一些小说被我们容易看成是作者生活的亲身经历，作者本人的思想觀念和情感内涵通过小说的声音传递出来，“人世间，唯有亲情维系着我们情感的命脉，我爱我的两位父亲。”这样的小说用真情实感打动着每一个普通人。

亲情是人类情感中最稳固的一种情感，亲情的可贵不仅是基于血缘建立起的父母子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也在于超越血缘的亲情更令人动容，闫桂花笔下的公爹和父亲，儿媳和公公，正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人类之情，才显出更博大宽广深厚的情感质地。

闫桂花是善写亲情的作家，她的散文《我的父兄是矿工》获得第四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优秀散文二等奖，《母亲的收藏》获得第五届乌金奖优秀散文一等奖，正是因为对亲情的细腻描写和朴实的情感打动了普通读者。

现当代文学史的流脉中一直流淌着一股描写亲情的涓涓细流，冰心的母女之情，鲁迅的兄弟之情，朱自清的父子之情，龙应台的父女母子之情，恰是这道亲情之光始终照亮着幽暗深邃的人性之河，给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力量和前行的动力。

二、探测灵魂深处的褶皱

现代小说家的困惑在于前人似乎已穷尽了小说技巧和表现领域的可能性，尤其在现代，传媒资讯日益占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小说的地位日益边缘化和衰微化。当然，小说也绝不会消亡，可感的世界比可知的世界大很多，概念思维只在可知的世界中进行，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如果要写一个女人卧轨自杀的故事，一篇新闻报道就足够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何苦要写一本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因为作者在用文字搭建起来地虚构世界里，把人最细微最难以捕捉的感觉精准地揭示给读者，小说的奥妙就在于此。而如何构建一个虚构的世界，也是小说的难点所在。

一般的作家都有自己擅长描写的题材和人物群体，比如鲁迅笔下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比如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小市民，这既是由于作家的生活经验所限，也是由于某一群体更容易激发自己的创作动机。

卖猪蹄的父亲和逃学的少年（《E时代少年》），大龄单身女青年（《屋子的味道》），社会学家和陷入恋爱漩涡的知识女性（《一个人的站台》），人事处中年处长和秘书科的年轻女干事（《蓝色的印记》），陷入婚外恋情又死于矿难的煤矿工人（《兰成走了》），漂在北京卖馒头的男人（《暖》），每一篇所写的人物的职业和性别角色没有重复，共同组成了闫桂花小说世界里的市井人生。

短篇小说《暖》写了一个漂在北京卖馒头的男人一天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底层人物生存的不易和艰难。这个闷闷不乐的男人，下班身体不适，坐地铁回家，想起白天和同事发生的龌龊遭遇，回到地下室和老婆的争吵，第二天又和一起的同事争吵打架，最后下班去面馆吃面。

“短篇从来不是为了猎奇”，从最平凡中挖掘出不凡才最考验短篇小说家的功力。这篇小说故事时间只有一天二十四小时，从第一天的黄昏到第二天的黄昏，没有刻意安排的悬念、伏笔、噱头，却真正做到了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洞悉人生百态，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篇小说写出了普通人从老家到大都市谋生存的艰难，也写出了城市中人们对物欲金钱的追逐，这是底层文学擅长表现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写出了一种面对这一切无处不在的心灵的焦灼和烦闷，这是小说的深刻之处。就像刘东北对他讲的“别讲公平不公平，咱们就是个卖馒头的，世界上哪有绝对公平的事情？以前你挣得比人家薛敏多，人家也没有闹腾过，现在人家比你挣得多了，你就受不了了？”而“宇文不说话，宇文知道，打架跟钱是没有关系的，跟啥有关系，宇文自己也整不明白，反正架是打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一种时代症候，在一个小小的短篇里得以揭示。

值得称道的还有小说的结尾，没有刻意安排的出人意料，“他闷倒头吃面的时候，老板给他端了碗热面汤，面吃罢了，一碗汤也喝下去，‘暖这个字就涌上宇文心头，才感到暖离人越来越远了。”普通人的一天不是如此吗？平淡的生活，没有大起大落，会有不为人道的苦闷和焦灼，也正应了张爱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的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在一次采访中说，“最好的短篇小说都是关于最黑暗的记忆。这种黑暗，不仅仅是困境或悲苦，更意味着人性在复杂生活漩涡里艰难地打转，而这种打转往往是不为人所熟知，是隐匿在暗夜中的。”隐匿在暗夜中的生活褶皱和人性的驳杂，等着真正的小说家发现。

三、物质肌理的平和家常

小说写作不仅是精神问题，也是物质问题。谢有顺不止一次强调一部小说物质外壳的重要性，“作家要完成好自己和现实、灵魂签订的写作契约，首先还不是考虑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精神，而是要先打好一部作品的物质基础。精神、灵魂需要有一个容器来使之呈现出来，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就是这样的容器。” 只有主题思想、作家意念传递的虚构世界，如果没有生活经验的编织，小说推进过程中，逻辑性、可信度、经验的真实性，都会受到读者的质疑，这样的小说的精神和物质外壳就发生了错位和裂缝，只会是失败的小说。

毋庸置疑，闫桂花的小说世界的物质肌理是扎实的，是经得起推敲的，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难得的是还有吸引人的故事内核。《走街》《旺火》是两篇以地方民俗为核心构建的小说，前者是围绕村里的老人去世儿子办丧事展开的，六指为了让爹“好好走一回”，不“折腾活着的亲人”，听二斋先生的安排，收秧子、入棺、走街、吹鼓匠、起棺、下葬，“一條龙服务”展现了乡村土葬的习俗。比如“收秧子”：

按照二斋先生说的，先给六指爹收秧子。二斋先生拿了一碗水，领着六指和他老婆到了他爹下世的那屋，六指爹还没有入殓，六指爹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红什锦缎面，二斋先生从碗里蘸了两滴水，轻轻弹到了六指爹的身上，边弹二斋先生边说：“自古阴阳两分离，刀割水清。”说罢，拿一小孩子用的削笔刀在水里搅了搅，把刀递给了六指，六指把刀递给了他老婆……

二斋先生把水泼洒得这儿两点、那儿两点。剩余的一点点水扑在了六指爹放脚的方向，然后指着六指老婆过来收秧，六指老婆愣怔怔地问： “咋的个收法？”二斋先生说：“你得用心去收才收得起来，你不用心去收就收不起来。”

二斋先生教：“爹啊，爹啊，我送你，哭。”

六指老婆：“爹啊，爹啊，我送你。”说罢，“哇”地哭了起来。

二斋先生说：“鞋没穿好你踢一踢，衣不跟心你动一动，媳妇给你千件衣来万双鞋。”

对丧葬礼仪的生动描写里隐隐透着一股谐趣、幽默、嘲讽。

再如去墓地下葬时，二斋先生的念叨也充满了民间文化的韵味：

大爱小恨一场空，来到世间为做人，做人要做真善人，眼明不如心儿明，贼奸之人狠毒心，自古阴阳两不分，到了阴间寻安定，到了阳间找太平，阳路坎坷路难行，阴道魔多仙难成，怕了是老先生去，去了不归路，魂灵飘散在何处？

这篇小说基本通过人物对话来完成的，没有紧张激烈的冲突，但通过丧葬过程中人物语言和行为的白描隐含着一种戏谑的批判语调，对“人活着不好好孝顺，人死了倒办得风风光光”的丧葬心理和丧葬文化进行了批判，六指的好赌成性，公公生前没有得到善待，媳妇怕得到报应的心理，本家叔叔看在眼里的愤恨，小说的辅助层面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和内容。

垒旺火在春节习俗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尤其是内蒙古和山西北方地区，过去家家户户都要垒旺火点旺火，希望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旺气冲天。《旺火》中详细描写了两位师傅和一位徒弟一起垒旺火的过程，如何打底垫，如何搭架子，如何垒底盘，如何收口，如何披红，如何点旺火，如何转旺火。

小说不是社会学论文，民俗展示是小说的物质外壳，也是叙事外壳，推着故事往前走，随着每一程序的进行，背后隐藏的人物心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一步一步剖开：董事长的大权在握，两位师傅担心要不到炭钱的懊恼，徒弟秋生对新生活的憧憬。尤其对底层小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构成了小说的精神内核，传统民俗的展示里蕴含着时代变迁的丰富讯息。

闫桂花出生成长于煤矿，长年在同煤集团工作，写作了很多有关煤矿题材的作品，比如散文《我的父兄是矿工》《妈妈的收藏》，小说《和平街上的赵裁缝》，还有就是刚刚获得了第七届乌金奖中篇小说奖的《兰成走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煤矿题材并非男性作家的专利，一些女性作家在此领域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傅爱毛、迟子建、葛水平、陈年等等。也囿于煤矿行业的特殊性，女性难以深入到井下真正体味矿工井下作业以及对生产环节的疏离，女性视野下的煤矿书写大多写的是“井上”的故事，叙事视角多局限在作为矿区家属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方面，对于男性矿工的书写呈现出扁平化简单化的迹象。

而《兰成走了》却显示出不同的视角和质地，作家基本选择了男性视角，不仅写了井上的故事，也写了井下的故事，叙述了矿工兰成的命运轨迹，塑造了一个丰富立体的煤矿工人形象，这对一个女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兰成是队里最能干的工人，干活利索舍得下力气，是队里的先進模范。因为替弱势的工人栓栓打抱不平，和栓栓成了好哥们儿，在一次次去栓栓家吃饭喝酒中，无意和栓栓的老婆枝儿有了感情，兰成常趁着栓栓上班的空当和枝儿相会。不幸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俩人在睡梦中双双中了煤气，枝儿裸死在家中，兰成却活了下来，活下来的兰成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面对枝儿、栓栓、自己的老婆英英的悔恨愧疚，最后在一次冒顶事故中兰成救了队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叙述态度中作家没有对兰成和枝儿的婚外恋情进行道德性的批判，而是平和地讲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道德的角度讲述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强与弱、轻与重。闫桂花完成了一个并不完美的矿工形象的塑造。

这篇小说和闫桂花的其他小说相比，故事情节完整、戏剧冲突强烈、情感大起大落，但不影响小说的可信度和逻辑性，这得益于作家对矿工井下工作经验和井上生活的熟稔。

比如兰成出井是这样描写的：

一进大巷，风量也大了。兰成清醒了许多，他把头上的灯紧紧攥在手里，他朝下井的人群里晃，所有的人都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要从这些人里找出栓栓真也费劲呢。

比如井下工人忌讳敲矿灯：

兰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栓栓抓住他的领子敲他的矿灯，每敲一次他头顶的矿灯，就如同打在他的心上一样，灯是煤矿工人的魂儿啊，没了灯魂儿也就跑了，可见栓栓恨透了兰成。

还有兰成和枝儿的日常生活，也写的有情有意，有滋有味：

枝儿拿和面的手朝兰成脸上拍了一下，兰成的脸上沾了面粉，兰成说：“不敢瞎开玩笑，窑黑子最怕把脸弄白了，有一次队里出事故，救护人员一看遇难矿工没得救了，就拿白纱布盖上了，我看着都瘆得慌，可不敢把我脸抹白了。”枝儿听了手也轻轻抖了一下，忙着给兰成擦脸。兰成又笑了，说：“枝儿，你还挺疼我的。”

闫桂花的小说多表现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书写普通人的遭遇，散发着家常味道。刘庆邦的评论很有代表性，“沈从文评价一篇小说，如果认为小说写得还可以，常常使用家常二字。在我们老家，如果认为一个人随和，不摆架子，容易接近，评论起来，也说那人很家常。闫桂花的小说就称得上家常。家常这个词平平常常，不是什么非常之词，也不是什么深刻之词。但要把小说写得家常却不那么容易。”文章要写得平和家常，不仅仅要有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准确把握，更要有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宽容的情怀。

闫桂花不是一个以作品数量取胜的作家，闫桂花从1983年开始创作文字，大部分的时间在同煤集团的机关事务处工作，并非一个专职作家，创作的小说数量并不是很多，《暖》收录的中短篇小说有14篇，是作家多年来的艺术结晶，2010年出版，时隔多年，读来却丝毫不感到隔膜和陈旧，恰是因为，读这些小说我们能感觉到作家用手指轻轻地指着大家的灵魂，那些褶皱，那些挫伤，那些暧昧不清的地方，平静安详中产生了力量。几乎每一篇的叙事方式、叙事视角、描写对象都不一样，显示出一个作家不断突破自我囿限的努力和把控能力，好的小说家在于不断的尝试新的叙事方式和搭建新的小说模式。

张云丽：女，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