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淑琼

摘 要：始于1991年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花踪文学奖”是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受关注的主流华文文学奖，更是马华文学生产及审美取向上一项不可忽略的公共认可机制。“花踪文学奖”主办方《星洲日报》以文化疗伤为起点，通过颇富国族寓意的文学奖命名、精制的华族文化结合文学盛典的颁奖礼及主办花踪讲座等系列文化包装，建构起花踪文学奖“文化传薪者”的形象；花踪文学奖同时挟《星洲日报》的影响力和传媒宣传之势，借力大众文化消费语境，通过文学奖与大众传媒相辅相成的路径，确立在马华文学权力场域中的象征资本。

关键词：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场域；象征资本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100-09

马华文学指“华裔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境内或境外用华文书写的文学作品”，①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主要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根据2010年马来西亚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华裔人口逾639万人，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4.6%，②马来西亚是除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相应地，马华文学亦颇具规模。但同时马华文学被排斥在国家文化之外，没有成熟的社会及市场机制支持，非常受限。缺乏国家资源的挹注、作为少数族裔书写的“小文学”——马华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纯民间运营模式。

就整体环境而言，时至今日，“马华文学的生存模式仍依赖副刊和文学奖”。③马华本地的文学奖主办单位均为民间机构，包括地方性与全国性的乡团、社团、校友会、作家协会、诗社以及其它文艺组织，所办过的文学奖不下30项，④多半因缺乏大众传媒的配合，以及征文的规模太小、奖金不高，没有形成“大奖”的气势与格局。⑤始于1991年举办的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是以大众传媒《星洲日报》的名义设立的文学奖项，两年一度的“花踪大戏”，以空前的规模和历时二十多年的努力，成长为大马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受关注的主流华文文学奖。⑥花踪文学奖成为马华文学生产及审美取向上一项不可忽略的公共认可机制，尤其是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以及马华文坛当下的文学生态都跟“花踪文学奖”密不可分。⑦“花踪”获奖作品大多成为马华文学的重要乃至经典作品，历届“花踪”作品几可视为一部微型的马华文学史。本文试图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切入点，对花踪文学奖的设立、品牌策划、运营等形制方面进行考察，解析花踪文学奖怎样确立其在马华文学场域的标杆性地位，为何及如何成为马华文学的象征资本？

一、命名：作为国族寓意符号的文学奖

1990年3月，《星洲日报》宣布即年起举办两年一届的“《星洲日报》文学奖”。从“星洲日报文学奖”到“花踪文学奖”经历了一个命名的过程。而命名从一开始就因文化名人的参与、媒体图文并茂的宣传造势而引人注目。

先是新加坡多元艺术大师陈瑞献为文学奖倾注心血创作以玫瑰与海鸥为意象的铜雕奖座，奖座命名为“花踪”。“花踪”与“华宗”谐音，象征“华人之所宗”，即华人所向往、崇仰的事物。⑧这使得该奖项具有了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文学奖正式易名为“花踪文学奖”。此后，这个抽象写意造型、具深刻寓意与美感的花鸟奖座成为“花踪文学奖”的标志性LOGO，“如今已成马华文学一个精致的象征”，⑨同时在使《星洲日报》的“花踪”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充盈着亲切又神圣的文化光晕。

其二，马来西亚文化创意人、重要文化活动推手陈再藩和著名音乐家陈徽崇共同为颁奖礼创作主题曲《花踪之歌》。黎紫书称《花踪之歌》为“另一件披在文学奖身上的霓裳羽衣”。⑩《花踪之歌》唱道：“飘洋便过了海，披荆就斩了棘；落地也生了根，静静开花，缓缓结果。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歌咏的其实是一段浓缩了的波澜壮阔的华人移民史。歌词最后呈现作为文学奖的“花踪”其强烈的文化内涵：“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花踪之歌》一方面强调华人先辈的拓荒精神，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华文文学/华人文化立足世界、花开满园的美丽憧憬。自花踪创办起，这一文化意念不断得到突出与强化，由马亚西亚著名华人书法家黄金炳题签的“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不仅成为每一届颁奖典礼美仑美奂的主题墙背景，《星洲日报》在大篇幅的花踪专题报道中亦反复以这一题签作为背景，同时也置于出版的各届别获奖作品及决审评语的结集——《花踪文汇》的扉页。在每一届的颁奖典礼上，《花踪之歌》主题曲均由大马著名华人高音歌唱家倾情演绎，其负载的厚重历史文化意涵随重复回环的旋律，随着作为大众媒介的《星洲日报》着意渲染而凝形固化下来。

考察花踪文学奖的“命名”，从花踪铜雕到作为“花踪之魂”的《花踪之歌》，{11}这些富有国族寓意的符号和语言，将“花踪”文学奖符号化、象征化，使“花踪”文学奖从诞生开始即披上文化的霓裳羽衣，浸染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在数不胜数的文学奖中，似乎没有哪一项文学大奖被有意识地赋予如此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文化情结，它甚至“成为民族道德的象征”。{12}

二、奥斯卡式颁奖礼：仪典·魅力·权威性

《星洲日报》将花踪颁奖礼打造成马华文坛的一大盛事。在颁奖礼的前一天，《星洲日报》即开始渲染气氛，在报纸重要版位以头条的形式刊发决审入围名单，并以“千树飞花，落谁家？”之类的标题，设置“花落谁家”的悬念和新闻效应，{13}激发大马华社对颁奖礼的紧张期待之情。

每一届的颁奖礼是花踪文学奖全程的“重头戏”或高潮部分。同专门组成“花踪文学奖工委会”负责文学奖评审一样，《星洲日报》社组成专门的“颁奖典礼工委会”（或筹委会）精心策划称之为“赏花盛典”的颁奖典礼。兹以《星洲日报》所载第三届花踪文学奖颁奖礼的《节目表》为例：{14}

序幕 開花——千红未放夜先香

花踪故事

花踪之歌

花踪之舞

《星洲日报》社长拿督张晓卿致词

颁奖 赏花——万紫声开遍地响

“花”审总结{15}

新秀奖：张晓卿

世华小说：聂华苓

报告文学：高信疆

马华小说：李国文

散文：蒋勋

新诗：席慕蓉

推荐奖：刘鉴铨

乐事 醉花——浩浩海洋可为鉴

诗：诗人席慕蓉、蒋勋、马来诗人KEMALA朗颂

歌：中国歌唱家刘君侠、郑志兰

舞：中国长城艺术团表演

乐：战国古乐器编钟、磬演奏

落幕 追花——滚滚新浪待来年

后浪，涌来吧！{16}

节目表以“花”为喻，使颁奖的各个环节充满诗情画意。尽管历届颁奖礼以上四个环节“序幕—颁奖—乐事—落幕”的名称、主题等有所变动，但将文学结合文化，用诗、乐、舞诠释花踪的文化意念，呈现出令人感动的承先启后，慎终追远，维系民族文化记忆的创意与用心则是一贯的。颁奖典礼上来自大马和世界中文地区的精湛歌舞，无疑是一次大马华人的文化表演与荟萃再现，也承载了大马华社“对大中华艺术和文化的孺慕之情”。{17}

实际上首届花踪颁奖礼伊始，《星洲日报》即将颁奖礼创塑成大马华人文化结合文学盛典的奇迹，颁奖礼成为一项庄重的传承华人文化的社会仪式。1991年第一届花踪颁奖典礼在闭幕结束的前一刻，从台上到台下，一枝接一枝点燃烛光的接力传火仪式，象征着传承薪火的神圣使命，进一步使典礼本身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艺术综合体，这一场文学舞乐之夜看起来更像“一项庄严的文学祭典”。{18}首届花踪颁奖礼即有超过千名的文学爱好者“踏过朝圣的步伐赶来赴一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花约”。{19}伴随颁奖礼的历届“花约”表达了马华文坛“看百花齐放，追永恒踪迹”的文学想望，{20}更被渲染成“一场震撼的文化飨宴”，{21}获得了大马华社空前的认同。

颁奖礼结束后，《星洲日报》在“星云”、“国内”或“综合”等版位上连续以“花踪回响”专栏的形式，刊登决审评委或重要嘉宾对花踪颁奖礼的赞美，持续营造“文学过节”的热闹气氛。{22}

盛大隆重的颁奖典礼使花踪文学奖有“文学界的奥斯卡”之誉。第四届花踪决审张错称“这个颁奖礼有点像奥斯卡电影颁奖礼的感觉。”{23}第五届花踪新诗决审、文学评论家郑树森亦认为：“文学结合文艺形式的花踪颁奖典礼很像奥斯卡，也可以说奥斯卡很像花踪颁奖礼。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已不单是对参与者的肯定，也成为一种隆重的仪式。”{24}虽然形式上与“奥斯卡”颁奖典礼相仿佛，但花踪因其文化使命色彩多了庄严、神圣之感。

花踪文学奖奥斯卡形象因此散发出“空前魅力”。{25}“魅力”本身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术语，意指一种上帝赐予的能创造奇迹的能力。在传统的君主政体时代，“魅力”是政治权威符号的象征。美国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对“魅力”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魅力）本质是凝结在一些严肃的行为性的所在”，{26}“在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的政治核心中总有统治精英以一套符号形式去表达他们真正管理统治的操作行为。不管这些精英统治成员是如何以民主的形式选取或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深，他们都以一些各色集结的阀阅、典仪、徽章、手续以及那些他们或者世袭来的，或者以一种更革命性的手段发明来的形形色色的附属物来昭示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他们的行为的权威性。”{27}而“人类在本质上是需要仪式的，远古部落和近代的村落，悲壮的和欢乐的，激越的和怪诞的——在仪式完成的过程中，形式已传达出人的全部内心情感和欲望。”{28}这也是统治精英何以能借助仪式建立起自己的权威“魅力”的内趋力。现在“魅力”一词已成为名人、明星、时髦等的热门同义词，掩浸了其原始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授奖”作为花踪文学奖中最受注目、熠熠生辉的环节，精致的颁奖礼，庄重的颁奖仪式其实正如“国王们通过仪典获得对他们的王国的象征性的拥有”和“显示皇权的合理性”一样，作为主办机构的《星洲日报》社通过颁奖仪典无形中确立了花踪文学奖的权威“魅力”。吉尔兹剖析“魅力”这一文化现象时，曾引俗语“一个公爵夫人在她的马车100码之外就不再是公爵夫人了。”{29}，同样，如果去除了花踪颁奖仪式，花踪文学奖作为文学乃至文化符号的权威性象征也就大打折扣了。

三、“包装”：“文化传薪者”形象建构

如果说，“花踪文学奖奥斯卡的形象与因此散发的空前魅力，实应归功于‘包装”，{30}那么，显而易见，“包装”材料就是华族文化。

花踪文学奖让马华作家、马华社会呈现一种“集体亢奋”状态有其文化契机。{31}花踪文学奖诞生于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生态呈现转折的年代，马来西亚政府的单元文化政策及将语言政治化引致种族关系紧张，尤其是1987年马哈蒂尔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展开“茅草行动”，以华社为假想敌人不经审讯展开大逮捕，关闭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三家报社，被称为马来西亚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华族文化遭遇生存危机。文化是一个民族具有根性的支撑。当一种文化处于挤压和寄生的扭曲状态，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星洲日报》在复刊后的两年拉开花踪的幕帷，“就更像轻轻为马华文化早前的伤痕拆开敷药的手势”，{32}一个民族压抑太久的文化悲情，借此尽情地渲泄。主办方《星洲日报》也因此成为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疗伤”的“义士”，“镀上了‘华宗的文化金光”。{33}

从花踪奖座到《花踪之歌》再到颁奖仪典，花踪文学奖单就形式而言即充满了文化传承的象征意味，而在花踪文学奖征文办法中，“传承文化薪火”逐步成为表述明晰的终极宗旨。花踪文学奖宗旨第一届的表述是“鼓励创作，发扬文学，传承薪火”，第二届、三届文字表述有所调整，但自第四届起“传承文化薪火”成为表述完整清晰、稳定持久的“花踪”宗旨之一。《星洲日报》对于各届“花踪”颁奖礼的主题报道均是围绕这一宗旨。如第七届花踪颁奖礼广告：“我們怀着‘办好文学奖，传承文化薪火的期许，诚邀您来见证一个繁花盛放的文学庆典。”{34}而该报周一至周五见报的重要版位“新策划”报道该届颁奖礼的标题则是“花踪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35}

除了征文活动或颁奖礼，《星洲日报》更将花踪文学奖经营成系列文化活动。配合颁奖礼，同期举办且同样以排山倒海宣传之势突出的是“花踪国际文艺营”或“花踪国际文学研讨会”。{36}此外，“花踪”也是常年性质的文学/文化活动。各届“花踪”颁奖礼与文艺营之间，《星洲日报》持续举办花踪全国巡回讲座，至2003年，《星洲日报》举办了约500场“花踪”系列讲座，参加者约20万人次。{37}而有关文艺营、研讨会和讲座的议题及获得回响的盛况等消息报道，给人目不暇接的视觉震撼效果，花踪文学奖及其系列文化活动如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般，{38}在寂静的马华文学界搅动起美丽的涟漪，也给清冷的马华文坛以持续“保温”。“花踪”成为一个文化的嘉年华会。

花踪文学奖及其系列活动通常是《星洲日报》社年终总结中的重要文化活动，因此《星洲日报》呈现给大马华社的是“在薪传道路上，《星洲日报》未曾停歇”的印象，{39}一系列的花踪文化活动见证其“文化苦旅”。{40}《星洲日报》社长、有“花踪之父”称誉的张晓卿在颁奖礼或“花踪”系列活动的致词中，也一再重申星洲报业借“花踪”推动文化传承的努力和用心。{41}不仅如此，张晓卿也反复强调不计代价举办花踪文学奖的目的并不是由于商业利润，如在第六届花踪颁奖礼上致辞云：“我们从来不求回报，只殷切盼望自己在办报良知的驱策下，做好份内工作，以申张社会正义，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我们的努力不在于寻找文学奖的热闹，而在于追求文学奖的生命和价值，同时希望为中华文化灿烂的明天贡献一份心力。”{42}如果说，首届花踪文学奖获得成功主要是文化疗伤的契机，唤起了一度受挫的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薪火传承的激情，这段致辞提到希望花踪能对整个中华文化有所贡献，实则将“花踪”置于整个世界文化的格局之中，这样，花踪文学奖其实从区域华文文学奖项提升至世界华文文学大奖的层次。

通过持续的文化“包装”，《星洲日报》使“花踪”具备了从文化疗伤到文化传承的意涵，从而将花踪文学奖建构成华族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传薪者的品牌形象。

四、符号资本：“花踪”

在文学场域的权力生成

将文学“花踪”与文化传承的道义结合，《星洲日报》因此站在道德制高点，彰显了其作为一家私营大众传媒的责任意识及回馈社会的精神，成功地疏离普通商业逻辑，即其作为企业的“在商言商”的特性成功地隐身遁形，展示出无功利的利益中立形象或公益形象。

但利益未必就是狭义的金钱与物质之获得，而是象征資本之增加。根据布迪厄（P.Bourdie）的文化生产理论，文学场（文化场）奉行“输者为赢”（the lost win）的逻辑，越是坚持独立的法则，越是摆脱其它场域的限制和影响，自主化程度越高，就越受象征资本青睐。《星洲日报》以淡泊名利和文化苦行之举，获得了最高的象征资本。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也即符号资本，“指的是特权、声望、神圣性或荣誉的积累，并建立在知识和认可的辩证法之基础上”。{43}《星洲日报》复刊以来，办报理念即是“正义至上·情在人间”，强调服务社会的理想和传承薪火的使命，而借力文化包装，花踪文学奖一定程度践行了其办报理念，马华著名评论人唐彭说，花踪不断成长，“正好符合了《星洲日报》标榜的理想，便是读者、华人文化的坚守，一份有情有义的情谊。”{44}马来西亚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副部长黄燕燕表示，《星洲日报》创刊多年，在推动文化及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影响力，已经在我国华裔社会中获得普遍的认可。{45}可见，从民间到官方，《星洲日报》作为马来西亚华文传媒市场的权威形象借花踪进一步确立，表明马华社会对《星洲日报》符号资本的信赖和认可。

某种意义上说，《星洲日报》和“花踪”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星洲日报》“经过这些年的经营，花踪这个文学的桂冠已成马华文学界精英及新秀竞逐的一个重要与深具代表意义的奖项”，{46}国内外获奖无数的大马旅台诗人陈大为说，一谈起文学奖我们都会想起“花踪”文学奖。一般一些报章的文学奖只出现在副刊，但是“花踪”文学奖，却出现在新闻版的主要版位。这个奖太重要了，差不多得了这个奖就好像得到了肯定。{17}“在马华的诸多文学奖当中，我只认同花踪”。{48}花踪文学奖成为马华文学界的集体信仰，“集体信仰是至尊至圣权力的根源”。{49}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权力”的论述，亦形象地说明花踪文学奖在马华文学场域的“权力”生成过程。福柯认为，权力是关系性的，权力在本质上不是镇压的，它被运用先于被拥有，它经由被统治者不亚于统治者；权力的运作表现在影响力的方式上，而这种影响力量主要表现在煽动、激发与生产……的繁复过程。{50}也就是说，花踪文学奖的权力运作，先由《星洲日报》这一大众传媒以文化传承的名义，渲染、激发大马华人包括参赛者（被统治者）的集体信仰，而大马华文写作者的同意行动（包括遵守文学章程，积极投稿参赛、接受评审评鉴，认同评审结果等等），又促进了花踪文学奖权力的生成。

作为一项文学大奖，其长远影响力还在于该奖项的公信力。《星洲日报》在花踪文学奖的制度设计上实质上秉持一种现代企业相对严谨的市场公平意识，尤其是独立的评审制度保证了该奖项不为政治或经济或其它利益实体所挟持。花踪文学奖创办伊始参考了华文文坛上几个有名的文学奖的章程，包括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等，评选程序相对规范、慎重、公正、透明。花踪文学奖分“甄选奖”和“推荐奖”。{51}甄选奖又分“马华文学奖”和“新秀奖”，{52}除新秀奖和儿童文学奖评审只分初审和决审两个阶段外，其它奖项分初审、复审、决审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至少3名评委组成，并公开评委名单，决审评语公开在《星洲日报》重要文艺副刊版位《星云》或《文艺春秋》之上。除新秀奖的评审全部来自大马本国外，其余奖项各文类的3位决审评委中，至少2位来自国外颇富盛名的作家、学者，“外国化的花踪决审因不曾牵连马华文坛门户党派的是非之中，最低限度已确保了评审作业的表面公正性”。{53}对于缺乏学院资源的马华文学而言，这些评审相对增加了评审的专业性。所以，花踪文学奖独立评审制度确保了奖项作为符号资本的权威性。

五、与大众消费文化共舞：

“花踪”权力长效性的维持

在花踪文学奖的公益性和独立性背后，我们仍然不能忽略的是其后的大众消费文化语境。随着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日益兴盛，文学奖不可避免地与市场或消费发生了某种关联。

首先，《星洲日報》持续主办公益性文学大奖，似乎与大众消费文化逆向而行，但实际上更好地树立了其文化“义士”的形象，某种意义上“花踪”亦作为《星洲日报》在文化场域的“象征资本”，提升其在华文传媒中的权威地位。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等，“资本的最大效力是彼此的可转换性”，{54}象征资本或符号资本“一旦被确认，就可以进一步转换，或者是社会资本，或者是文化资本，或者是经济资本。他所说的话相比较而言，会更有份量，更受到重视，会对别人更有影响”，{55}因此，花踪文学奖的持续举办，对《星洲日报》稳定或扩增市场份额，无疑起着长期的隐形的而又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星洲日报》的社会影响力亦利于“花踪”权威性的长期维系。

第二，《星洲日报》本质上是一家民营现代传媒企业，在将花踪文学奖及其系列活动作为文化品牌的营销策略上，尤擅顺应乃至引领大众消费文化的潮流。除了文学奖决审的外国评审，无论是花踪国际文艺营、国际文学研讨会或花踪讲座，其主讲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港、台及欧美等地的著名作家、学者或文化名人。据统计，至1999年第五届花踪文学奖止，受邀访马主讲花踪讲座的名家超过60位，包括章孝慈、黄春明、王蒙、痖弦、罗智成、张贤亮、张洁、郑愁予、聂华苓、陈若曦、蒋勋、叶嘉莹、余秋雨、张大春、张曼娟、高信疆、李国文、席慕蓉、杜维明、张晓风、严歌苓、陶杰、张抗抗、金庸、余光中、王润华、李欧梵、柏杨、焦桐、白先勇等等。{56}这些名家从莅临马来西亚到演讲等新闻和花絮，均以彩色图片、煽情文字等形式大篇幅刊登在《星洲日报》的各大版位上，成功地营造出文学/文化偶像的轰动效应。这些来自中华文化圈中心地带的名家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或代言人，一方面“能起着一种‘圣之效应”，{57}满足大众的心理认同，一方面也因媒体的引导作为文化时尚或潮流的象征为大众所消费。

第三，奖金设置加强了花踪文学奖与消费的关联。花踪文学奖作为大马华社迄今为止奖金总额最高的文学奖（第十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奖部分设置奖金总额为65300零吉），也吸引着大马写作人对于该奖的踊跃参与。{58}虽然就十届花踪文学奖来考察，主要奖项的奖金基本上维持在设立之初的水准，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就单项文学奖奖金而言，与马华社会后来设立的许多其它文学奖奖金相比，花踪文学奖金并不具优势，{59}但相对优渥的奖金仍然是参赛诱因之一。花踪第六届新诗首奖得主陈耀宗说：“花踪这项桂冠，十多年来是许多年轻的写作人虎视眈眈的对象。一来是因为它是马来西亚最具规模、声明最响的文学奖。……二来呢，作为马来西亚奖金最高的文学奖，花踪奖金不薄，首奖金额大概是一般记者月薪的3至6倍……征稿式的文学奖其实是无法摆脱其功利性质的，就像任何形式的比赛那样。参加文学奖的目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目的，就是得奖。{60}2005年《蕉风》杂志曾做过一期《文学奖拾遗》专辑，对6位花踪文学得奖者设问：“如果没有奖金，你会不会参加任何文学奖？”多数人都将文学奖金作为参加文学奖的动机之一，如果没有奖金，要看文学奖的份量，以及评审水平。多次获得花踪散文奖的黄灵燕认为，“文学的奖金绝对有存在的必要，至少它可以让得奖者利用这笔额外的经济来源，来丰盛自己创作的资源和人生历练”。{61}奖金某种程度上催生马华写作人以文学奖满足其物质功利的欲望，“比较负面的现象是，一些作家/诗人两年写一篇作品，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把奖金捧到手里。”{62}这种文学的功利作风是消费语境中的花踪文学奖无可避免的。

由于马华文学的小众、边缘身份，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多为同一群体，而花踪文学奖经由《星洲日报》传媒性质的包装与运作，从文学奖制度的设计、征文、评奖到授奖及其周边的媒体新闻、娱乐效应，一方面大大增加了马华文学的能见度，一方面因文学而起的热闹与喧哗远远溢出了马华文学，故而某种意义上，花踪文学奖及其系列活动转化为一起可供消遣和消费的文学或文化事件。

“文学奖同时是一种商业表演，也是一种社会仪式。”{63}总体上看，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花踪文学奖处在物化形态的商业化运作之中，花踪文学奖擅用大众消费文化语境对其在文学场域权力的确立尤其是长效性的维持颇有助益，就如以赢利为目标的企业投放公益广告并无损于广告的公益性，而其公益性反过来助力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彰显和社会形象的建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企业的符号资本。

小结

从颇富国族寓意的文学奖命名到精制的华族文化结合文学盛典的奥斯卡式颁奖礼，《星洲日报》社主办的花踪文学奖以文化疗伤为起点，通过系列文化包装，建构起传承文化薪火的品牌形象；同时花踪文学奖挟《星洲日报》的影响力和传媒宣传之势，借力大众文化消费语境，最终以华语大众传媒与华文文学相辅相成的路径，在马华文学权力场域中生成、维系自己的象征资本。花踪文学奖所确立的独立评审制度亦确保了它具有立于马华文坛门派是非之外的公信力，这样，花踪文学奖成为马华文学体制内最权威的公共认可机制。花踪文学奖的真正影响在于其褒奖了新生代作家，正如自言是“在花踪出生”且是该奖项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马华著名作家黎紫书所言，“花踪的创立对当代马华文坛带来最重要的影响是：年轻写作人一一冒出来了。”{64}虽然，自第三届始增设的新秀奖得主中，很多“在‘花踪后即隐匿了身影”，成了所谓的“一奖作家”。但花踪仍然得到了新生代的认可，“无论别人怎样想，我还是敢坦坦荡荡的说，我是喝花踪奶水长大的。”{65}花踪亦成为培养马华文坛后浪的重要摇篮之一，成为年轻创作者漫长写作旅途中再出发的驿站。

如果说，象征资本是“对社会世界的理解、认知甚至指称、界定的能力”，{66}那么也可以说，具有公信力的花踪文学奖获得了文学域内的“指称、界定的能力”，“花踪”不仅是大马华社的一个重要文学、文化节庆，它同时以符号权力的形式持续介入马华文学的生产、消费环节之中，并通过身份或名位等“象征资本”的颁发转化为新生代步入文坛的“通行证”，提升了新生代在马华文学场域的话语权，点燃了马华写作人走向世界的信心和激情。{67}

作为马华文学场域象征资本的花踪文学奖对于年轻一代尤其有着迅速又长时段的潜移默化影响，亦成为马华文学审美取向和价值观的隐性缔造者。当然，作为马华文学场域具有极高象征资本的花踪文学奖，也不可避免地为马华文坛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诸如由于黎紫书频频在花踪获奖，便成了参赛者纷纷模仿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在第七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决审中10篇决审作品在语言、情绪、色彩、调门和叙述方式上的“很黎紫书式”的趋同化现象。不过，马华文学场域文学审美取向的单一化、同质化弊端的出现原因甚多，不能完全苛责于“花踪”。

① 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有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② 叶新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现况与展望》，载丘进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273页。

③ 韩美云：《流动尚未停止 马华文学缺乏评论》，载2003年3月16日《星洲日报》，星洲人物。

④ 林春美：《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载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大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⑤ 陈大为：《鼎立的态势——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风格的炼成：亚洲华文文学论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7页。

⑥ 花蹤文学奖于2001年增设世界华文文学奖，更具有华文版的“诺贝尔奖”之誉，截至2017年第14届花踪文学奖，得奖者包括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王文兴、阎连科、余光中和白先勇。

⑦ 王列耀，彭贵昌：“花踪文学奖”与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

⑧ 萧依钊：《花踪的故事》，《花踪文汇1》，星洲日报1993年版。

⑨ 陈再藩：《花踪之歌》，陈再藩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c17fbb0100fv1f.html）。

⑩ 黎紫书：《花海无涯》，有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1} 张抗抗：《庄严与神圣——记马来西亚〈花踪〉国际文艺营》，《北京文学》1999年第9期。

{12} 黄锦树：《中国性与表演性》，《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台北：麦田出版2012年版，第69页。

{13} 如《星洲日报》2001年12月8日，广告第8版。

{14} 《节目表》，载1995年11月19日《星洲日报》，花踪珍藏版。

{15} 该环节是由各奖项主评总结决审情况，并拆开一只放在讲台上的信封，宣布得奖名单。

{16} 新秀奖奖项首次在本届花踪文学奖设置，文学新秀被誉为马华文学的后浪。

{17} 黎紫书：《花海无涯》，有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8} 陈清水：《喻马华文学坎坷的路 花踪之舞展现历史》，载1999年12月19日《星洲日报》，花辑特辑36版。

{19} 淡莹：《第一次花约》，载1993年10月31日《星洲日报》，星云·花踪珍藏版。

{20} 刘鉴铨：《又见花踪》，载1993年10月28日《星洲日报》，国内第7版。

{21} 《花踪，一场震撼的文化飨宴》，载2005年12月19日《星洲日报》，国内第19版。

{22} 《历史提灯 文学过节》，载1993年10月31日《星洲日报》，星云·花踪珍藏版。

{23} 《共赴一场文学飨宴 花踪花絮：颇像奥斯卡颁奖礼》，载1997年11月3日《星洲日报》，国内第15版。

{24} 《花踪感想点滴》，萧依钊主编《花踪文汇5》，《星洲日报》2001年版，第285页。

{25} 林春美：《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大将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26}{27} 克利福德·吉尔茨：《核心、王者和魅力：权力符号的反照》，载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第163页。

{28} 张抗抗：《庄严与神圣——记马来西亚〈花踪〉国际文艺营》，《北京文学》1999年第9期。

{29} 克利福德·吉尔茨：《核心、王者和魅力：权力符号的反照》，《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30}{31}{33}{53}{57} 林春美：《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大将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第49页；第52页；第57页；第59页。

{32} 陈再藩：《花踪之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c17fbb0100fv1f.html）。

{34} 《星洲日报第7届花踪颁奖礼》，载2003年12月19日《星洲日报》，广告版。

{35} 载2003年12月19日《星洲日报》，新策划版。

{36} 第一至五届、第七届是文艺营，而第六届、第八至十届是研讨会。

{37} 《老少情系花踪13年！海外作家深深感动》，载2003年12月23日《星洲日报》，国内第7版。

{38} 冯延巳词《谒金门》。

{39} 《1994是文化丰收年》，载1995年1月1日《星洲日报》，新年特刊第20版。

{40} 《印证本报文化苦旅贡献〈花踪文汇5〉正式推介》，载2001年12月9日《星洲日报》，第18-20版。

{41} 相关的新闻报道标题无不将“花踪”与“文化”紧密系联予以突出，例举几则：《张晓卿：本报对文化真诚关心 全力以赴办好“花踪”》，《张晓卿：花踪文学奖赢得掌声〈星洲日报〉实践文化承诺》，《文化传承是集体责任 张晓卿：〈星洲日报〉扮演带领角色》，分别载1993年10月31日《星洲日报》，国内第3版，1997年11月3日《星洲日报》，国内第11版，1999年12月19日《星洲日报》，“花踪特辑”第33版。

{42} 《張晓卿：星洲续与华社站在一起 传承文化薪火不遗余力》，载2001年12月10日《星洲日报》，国内第16版。

{43}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7.

{44} 《海内外文坛精英共赴飨宴 花踪颁奖礼花气袭人》，载2005年12月19日《星洲日报》，国内第19版。

{45} 黄燕燕：《文化事业取得成就 〈星洲〉影响力获认可》，载2000年1月12日《星洲日报》，国内第16版。

{46} 陈锦松：《逐鹿文学疆场 展现文学美意——从花踪文学奖谈起》，载2001年12月9日《星洲日报》，人文论谈。

{47} 李开璇：《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谈》，载1999年9月19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48} 陈大为：《感言：意义重大》，载萧依钊主编《花踪文汇3》，星洲日报1997年版，第240页。

{49}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50} 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4页。

{51} 从第十届起，改“推荐奖”为“马华文学大奖”，后者亦为推荐奖的另一种形式。

{52} 其中第五届至第九届花踪文学奖设置了儿童文学奖，征文种类为童诗；第三届花踪文学奖开始增设新秀奖项，只限20岁或以下的少年参加。

{54} 邱天助：《布尔迪厄文化再制理论》，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30页。

{55}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56} 详细名单见《10年花踪：20世纪舒展文学花树 21世纪缤纷文学风景》，载1999年12月16日《星洲日报》，广告第4版。

{58} 新秀奖作为花踪文学奖的附设奖项，奖金额不高，各文类首奖奖金额分别为小说1000、散文800、新诗500零吉，主要起着鼓励少年写作人的作用。

{59} 马华文学奖部分，各文类首奖奖金分别维持在以下额度：小说8000或1000零吉，散文5000、7000或8000零吉，新诗5000零吉。

{60} 陈耀宗：《写了没》，载2003年3月23日《星洲日报》，文化空间。

{61} 杨川设题，许通元、许维贤整理：《对得奖者六个常见的提问》，《蕉风》2004年第492期。

{62} 温任平：《马华文学体制初探》，载2000年9月30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63} 黎紫书整理：《黄锦树：努力把作品写好》，载2005年11月6日《星洲日报》，星洲广场封面。

{64} 黎紫书：《花海无涯》，有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65} 林健文：《回响·岛屿边缘》，《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05年2月6日。

{66} 邱天助：《布尔迪厄文化再制理论》，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31页。

{67} 如不少6、7字辈作家以花踪为起点，多次角逐台湾各种公开性文学奖并取得不俗成绩。67参见陈大为编制《马华作家历年“在台”得奖一览表（1967-2012）》，陈大为《最年轻的麒麟》，国立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251-258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mbolic Capital of Hua Zong Literary Award in the Malaysian-Chinese Literary Site

Yi Shuqiong

Abstract： The bi-annual Hua Zong Literary Award that began in 1991 is a major literary award that receives much attention in Malaysia and the rest of Southeast Asia， apart from being a significant public recognition mechanism in terms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Sin Chew Daily， the host of the literary award， begins with cultural healing by 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the award as part of cultural diffusion， giving it a name rich with nation-state significance， running its award ceremonies that combine refined Chinese culture and grand literary occasions and packaging it with the Hua Zong lecture series， thus helping the literary award establish its symbolic capital in the site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ry power， relying on the influential and promotional strength of Sin Chew Daily，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ass consumption by way of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award and the mass media.

Keywords： Hua Zong literary award， the site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symbolic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