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雯婷

摘 要：“Diaspora”是比较文学学科、尤其是后殖民文学视域内广受关注的一个词，国内学界对它的译介集中为“流散”和“离散”两种，一直未得到统一。本文认为，“离散”与“流散”中文释义的差异不应简化为一个两者皆可的翻译问题，其背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家群体及创作活动，彼此间有着深层次的鸿沟，不应混淆。文章通过对北美华人＼华裔离散与流散作家们对中国的讲述问题的分析，从认知、讲述方式到中国形象及其隐喻的不同三个层面，指出了“離散”与“流散”这两个作家群体的区别。

关键词：流散；离散；华裔文学；中国叙事；中国隐喻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046-06

近几十年来，Diaspora这个含义甚广的词汇以两种主要的中文释义——“流散、离散”频频见于各种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文章中。何谓“Diaspora”？文学界、历史界、思想界乃至政治界都并不陌生。这个源自希腊的词汇本意指植物的种子飘散各地，圣经《旧约》里，这个词被特用来指犹太民族漂泊各地，居无定所的状态。近百年来，世界文学领域出现了大量在故土以外定居的作家，这一独特的文学群体及其写作也被冠以“Diaspora”之名；后殖民文学理论崛起之后，国内关于这些作家及其文本的研究甚嚣尘上。“Diaspora”的几个释义则被随意置换。所谓“流散文学”与“离散文学”往往互有重合。尽管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所察觉，但并未作出严格的界定，学者都是凭借个人的理解甚至喜好来选择释义的。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研究者多汲汲于立论，而文学研究者则多聚焦于文本，“离散”与“流散”之争虽看似是理论家的问题，但脱离了具体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分析却不可能说明个中差异。基于此，下文谨选取北美华人＼华裔作家群体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Diaspora”的中文释义问题。

一、流散与离散

最早关注到华人＼华裔作家群体的专著是周蕾的《书写族裔散居》，书中的“华人散居者”这一特殊的身份定位也是后来华人＼华裔作家和文学研究的起点。而无论是“散居”还是“Diaspora”，其重点和前提都在于“远离故土”，作家与故土中国的关系则主要反映在文本内部。中国作为一个被所有作家们共同叙述的底本，身份认同、文化背景、叙事模式乃至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都对最终述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对“Diaspora”的释义问题，国内主要有两种声音，即离散与流散。主张译为“离散”的学者代表如川大的赵毅衡，取其有一种离开故土的凄苦感；复旦大学的郜元宝和日本一桥大学的坂井洋史在论及旅日作家陶晶孙时也使用了离散这个词。这种主张不无道理，萨义德曾在论及流亡生活时表示：“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①对一些华人＼华裔作家来说，“Diaspora”正意味着与故乡中国间一道深深的裂隙。当他们谈起中国时，大量关于故乡的第一手资料喷薄而出，怀旧思乡之情十分常见。比如李恩富在《我在中国的童年》中所讲述的中国，那是一个古老而保守的国度，有着它的传统和美德。而在其之后的哈金、白先勇、严歌苓等人以及大量的留学生作家笔下，对中国的描述则更为具体和深入。如哈金《等待》中对中国乡村的描摹：“茅草屋顶，四间正房，三扇朝南的方窗，窗框漆成天蓝色……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孔林家院子南头，榆树和桦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1]

在这些描写中，中国这一底本被赋予深切的“故乡”烙印，尽管作家本人对这个故乡所怀的情感可能不只是怀恋也有憎恶，对其形象的塑造可能是文明古国也可能是吃人的国度，但不变的是对中国的故乡认知，这一认知往往是在自身记忆基础上加以想象的结果。此时“Diaspora”首先意味着与故乡的疏离，无论这种疏离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都使作家与其自身的一部分——文化、记忆、民族身份等等——相隔离。就像印度裔作家拉什迪所说：“肉体的疏离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找回失去的东西。‘家只存在我们的想象中，而不是真实的村庄和城市。”②

然而，虽然离散的说法并不少见，但从目前美华文学的学术成果来看，大陆学者还是使用“流散”一词占多数，海外以及港澳台学者则常常使用“离散”，究其原因，可能是前者自认为坐镇大陆而研究聚焦于海外，需要有一种灵活的视角并且“去中心化”；海外及港澳台学者则没有这样的考虑，“离散”反而更能明确他们关注的作家作品之共同特质。不仅如此，清华大学的王宁还提出“离散”给人以被动感，而在世界范围内的“Diaspora”作家中，“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自我“流散”的，这种流动的和散居的状态正好赋予他们从外部来观察本民族的文化，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描写本民族/国家内无法看到的东西。”③持此释义的还有深圳大学的钱超英，刘洪一等。

王宁所说的“另一些人”确实很有代表性。上世纪美国文坛出现了不少华裔作家，其中不乏赵健秀、汤亭亭、谭恩美这样的声名显赫者。他们对中国的描写大都来自长辈的讲述或唐人街的耳濡目染、以及自己翻阅的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这些小说写中国几乎不涉及在哈金和白先勇那里常见的中国社会日常场景，而是“从局外人的角度”记载了大量奇闻异事。如《女勇士》中“我看见穷人们用长长的钩子捞邻居家里浮在水面上的财物，却把女婴推到水里。”[2]母亲勇兰刻意在孩子们面前详细描绘中国人吃活猴脑的情形。这些事情或许是真实发生过，但选取这样一些边缘故事或光怪陆离的传说来讲述的中国，与李恩富、严歌苓等人所塑造的中国区别就非常明显了，倒是更像西方的传教士文学里记述的中国。这表明作家并没有对中国的故乡认知，也就不存在与故乡的疏离。“Diaspora”对这些作家来说只意味着在不同文化相交融的环境中生存的状态，谭恩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这样说道：“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④这样的作家恐怕很难被定义为“离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过，何谈“离”呢？事实上他们是全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产物，处于一种流散的、无根的状态——如果所谓的“根”只能植于单一文化和社会中的话。

如此一来，同是“Diaspora”作家，对中国这一底本却有作为“故乡”与作为“他者”两种认知，王宁“另一些人”的说法也在事实上承认了“Diaspora”作家群内部的分裂。而流散与离散两种译法主要对应的就是这种分裂，可以说只要这种分裂存在，“Diaspora”的中文释义就无法统一。而如果要同时保留两种释义并且分别指代两个作家群体和文学现象则需要进一步的辨析，在华美文学视域内，文本中的“中国”显然是最佳的切入点。

二、两种中国叙事

在讲述中国这个底本时，李恩富、哈金、严歌苓这样的离散作家们，基本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甚至就是一部自传。早期的华侨文学和留学生文学中，对故乡风土人情的追忆性写实描写也很常见。如哈金在小说《疯狂》中所描写的疯狂的杨教授，原型就是当年哈金在山东念书时曾照料过的一位中风后满嘴胡言乱语的老教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用真实度的高低来判断离散文学与流散文学，因为两者本质上都是想象的产物。只不过离散作家的想象往往建立在肉体亲近又疏离的基础上，而流散作家则不然。

李恩富、哈金等作家写到中国及其风土人情时，第一人称叙事是主流手法。比如《等待》的叙事者孔林一心想要和妻子离婚，却碍于诸多原因十余年无法如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中国男人的他受限于其文化和环境：“我不能像对待一双破鞋一样待她，穿完了就扔。我总得说出一个正当的理由，要不别人骂我是陈世美婚反倒离不成。”[3]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在讲述中国的同时营造了一个鲜活的叙事者，如美国叙事学家费伦所言：“当这些特别的属性被综合起来，以此塑造一个好像是真实的人物形象时，（在读者那里）就产生了模仿功能”。⑤正是这一功能使小说在读者看来反映着现实生活，而非纯粹的文学虚构。

也有些离散作家不采用第一人称，但也会安排一个可靠的叙事者采用现实主义小说的笔法进行讲述，比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纽约客》系列。这些叙事都有模仿现实、树立典型人物的目的。但在叙事文学领域这种笔法并非唯一，西方文學史中，“一长串卓越的学者将十八世纪小说（Novel）的发展描述成对非现实传统（non-realistic tradition）——通常冠名以罗曼司——的一系列突破。”⑥这里的“非现实”性主要指罗曼司、或者说传奇文学⑦超越日常现实经验的叙事传统。按照韦勒克的论断，罗曼司为代表的传奇文学偏重于“叙述不曾发生过的事”，小说则偏重于“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事”。⑧在描写中国及其风土人物时，流散作家常常采用典型的传奇笔法，其叙事塑造的是传奇文学中的“类型人物”，就如弗莱所言：“罗曼司的作者不去努力塑造‘真实的人，而是将其人物程式化使之扩展为心理原型。”“罗曼司中的人物刻画是服从其辩证的总体结构的，并不讲究性格中细腻和复杂的方面。”⑨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汤亭亭、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就会发现她们高度相似，属于一个类型，而不是现实主义小说所追求的典型人物。

传奇笔法对描写超越日常现实的事物和情节有浓厚的兴趣，如中世纪罗曼司中王子、公主、恶龙频繁出现，并且很容易形成叙事套话。在谭恩美和汤亭亭的作品里，也有大量北美日常生活之外的中国意象，如：孝顺，妇道，生肖，小脚，皇帝，长城，道家文化等等。在《女勇士》里，中国人什么都吃，且简省得超出常人。“母亲什么都给我们做着吃：浣熊、黄鼠狼、老鹰、鸽子、野鸭、野鹅、矮脚鸡、蛇、院子里的蜗牛、乌龟……有时每一盘菜都长出了棕色的霉菌。”[4]传奇试图通过超越日常现实之事物和情节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女勇士》《喜福会》里几位中国女性的遭遇就无一不具有传奇色彩。不仅如此，传奇还与神话和民间传说关系紧密。弗莱就曾称罗曼司的世界是“天真的类比”，因为“这类人间的形象与神谕世界的形象十分相似”。《灶神之妻》中的灶神传说，《女勇士》中的花木兰传说，《孙行者》中的孙悟空传说，《甘加丁之路》中的关公传说等都可从侧面说明流散作家群表现中国意象时对神话和传说的偏好。而要说这种做法仅是因为生长于异国的流散作家没有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只能用神话和传说来“堆砌素材”，则是十分荒谬的。

弗莱在论及传奇文学时指出，传奇实际上是文学“模仿人们的全部梦幻”的阶段，从内核上说“梦幻”是很难区分文化、国界甚至时代的。如在《女勇士》中，主人公虽表面上以花木兰为原型，其活动的地点也是中国，但同时整个故事还充斥着西方60年代女权运动的氛围。主人公认为“汉语中女子自称‘奴家，就是自己诋毁自己！”[5]而当她打败了中国花木兰故事中根本不曾存在的巨人时，她说：“我看到巨人的妻妾正在战场上方的绿色山崖上痛哭不已，她们本来是乘轿上山来看丈夫如何打败我的，现在却在那里哭作一团。”[6]这个场景既契合中国花木兰传奇中女子战胜世俗偏见的典型情节，还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宣言。反过来如《喜福会》中展现的母女关系，既有中国文化的印记，同时也互文着古希腊神话中农业女神解救女儿帕尔塞福涅的故事。比起离散作家们对中国那根植于自身记忆的记述和想象，流散作家们的传奇笔法表面上充斥着中国套话，但其内核也具有离散文学不具备的可变性和普适性。汤亭亭就曾说过：“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是新的、美国的神话。”[7]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美，传奇文学都是通俗文学的鼻祖，通俗性也是像谭恩美和汤亭亭这样的作家在美国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西方学界已在逐渐消除对传奇和通俗的偏见。梅丽莎·弗罗（Melissa Furrow）在研究西方罗曼司时就指出：“在轻佻和谎言的背后，修饰（ornament）和虚构有着它们自身的吸引力，没有被足够的认识和理解。”⑩

值得指出的是，流散作家们描写中国意象及人物的传奇笔法并不一定用于整部小说，而是常常只限于描写中国。比如《喜福会》和《女勇士》在写美国生活时就都回到了小说的路子。

三、中国及其隐喻

对离散与流散作家们来说，身处异国、异文化的状态，决定了中国并不是他们生活或创作的主场，上世纪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唐人街流散作家们甚至宣称华美文学与中国并无关系。但是，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从读者的接受期待上来看，中国及其隐喻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美华文学中，并且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对离散作家而言，中国虽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但在写作时已与其离散，他们叙述中国的起点即是疏离。早期林语堂和李恩富笔下的中国是如此，后来的严歌苓、白先勇也是如此，其主人公往往带着沉重的中国背景，与残酷的西方现实相碰撞。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中的华人江伟，在中国时是个全国蛙泳比赛冠军，到了美国就沦为出卖苦力的下层移民。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的留学生黄凤仪，被台湾的母亲借债送到美国读书，却退学做了陪酒女。在这些看似通篇都在讲述美国故事的文本中，中国从未缺席，它隐喻着一种文化乡愁，并且始终带着基于肉体疏离的悲剧色彩。在这时，作为故乡的中国是不可触碰的痛。

也有一些作家将中国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空间。离散一方面使故土在心灵中投下的阴影越发厚重，但另一方面又赋予他们更开阔的眼界和更丰富的身份及视角，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白先勇曾这样写道：“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8]此时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地点，它似曾相识但又是陌生的。对它的观察和记述使离散作家们关于中国的历史书写成果颇丰，哈金和严歌苓的小说几乎都有强烈的述史欲望。如哈金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战争垃圾》就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将主人公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经历细细写来，其中许多事件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作家笔下的中国隐喻着对故土深切又不失冷静的观照，那里有荒诞、愚昧、痛苦，同时也有美、善良和对世界的反思。故乡意义上的情感负担和身份执着已经消失，转而代之以一种叙事上持续不变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统摄文本使作家完成对家园记忆的历史书写。

与离散作家不同，流散作家的起点并不是疏离，而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国首先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去表现的。在《女勇士》《喜福会》《灶神之妻》这样的文本里，中国社会尤其是作为其代表的中国男性，其形象全是猥琐，专制，无情无义的，是所有女性受辱的源头和拼命要逃离的对象。而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则勤劳，勇敢，坚忍，有无穷的智慧。同一国民，两性之间如此巨大的差距令人匪夷所思。萨义德曾指出：“在东方学那里，东方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民族或地域，而是一个人为建构的文化地理学概念，它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思维、情感、意象和词汇。”也正是这个“东方”的形成，使东方与西方之间人为地画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东方人生活在他们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11}将中国树立为西方的对立面，表明许多流散作家深受东方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使中国必然隐喻着落后、野蛮、非人道等等一切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它的形象由小说中的中国男性代表，而伟大的中国女性，其伟大之路便是走向西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灶神之妻》中的江韦丽，她被中国男权社会百般迫害，最后遇到了美籍华人吉米·路易，两人去美国结为夫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流散作家们虽成长于西方社会，却也还有着华人血统这一特殊身份，中国存在于小说主人公的身体和灵魂深处，这又使得江韦丽的美式幸福显得遥不可及。在《女勇士》中，身处异族包围的感受十分压抑：“这世界总是充满着这么多的鬼。我简直不能呼吸、不能走路。在白鬼和他们的汽车中间摇来晃去。”[9]有一次“我”打了一个年龄相仿、但不会在人前讲话的华人女孩，对她说：“你知道吗？不讲话你就是棵植物！不讲话你就没有个性！”[10]作为北美少数族裔的流散作家们这种迫切的发声需要可见一斑，其背后是在异族的包围中失去自我的不甘甚至恐惧。这使他们笔下的中国又有了另一种意义：它那属于遥远故土的意象和传说隐喻着华人＼华裔的文化认同，昭示着他们的族裔身份。

但如实描摹陌生的故土在流散作家那里似乎并不容易，《中国佬》里的“我”就曾这样抱怨：“有时我恨鬼子们夺走了我们说话的权力，有时我恨中国的故作奥秘。”[11]与离散作家针对家园记忆的历史书写不同，流散作家的文本中几乎都有意忽视了正史。花木兰的时代，蔡文姬的历史，祖辈们曾停留的某一特定时空，在文本中都是模糊的。在他们笔下，中国是一个可被展示的平面，没有历史纵深，而且真假难辨。《灶神之妻》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12]离散作家对真实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洞察和想象在这里都不存在，取而代之以叙事上的混乱和失真，中国及其历史是神秘的、多线条的、反理性的，很多时候既不亲切也难以理解。但正是这种中国隐喻着流散作家们及其笔下的主人公在西方主导的社会和人群中的异质属性，及其打破主流权力话语发声的决心。从这个层面上看，流散作家们笔下中国意象的失真和正史的缺失实在算不上一种缺陷，反而是一个推翻西方中心话语的手段。这种现象在后殖民视域中很常见，因为历史与所谓“真实”总是和权力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长期以来，正史的写作者通常是帝国中心的权力话语，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其权威性凌驾于一切少数族裔之上，而这正是流散作家们作为被压迫者“失声”的温床。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就指出：“一些作家对故国的“再现”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能反过来对殖民主义的“宏大叙事”，对它那大包大揽的修辞形象，起到一种釜底抽薪的颠覆作用。”[13]

由此看来，国内许多针对美华流散作家群的“文化批评”研究，将他们的创作看成是中国内部对东方主义中国形象的反驳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其实在很多文本中深化了中西之间的裂隙。甚至曾有学者指出，文化批评实际是“落入了东方主义布下的陷阱”。{12}然而“陷阱说”实际也有些片面。将流散作家们视为中国内部反东方主义的排头兵固然有问题；但将他们的作品看作是来自西方内部的东方主义的陷阱，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流散作家们笔下的中国及其隐喻，主要是帮助他们在西方权力话语中心明确了自己的身份，發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避免了整个族群被沉默、被无视的命运。中国这个他者，也在这时才发挥了真正、或许也是唯一重要的作用。

小结

“Diaspora”一词自从被后殖民文学理论发现之后，就一直在国内学界被反复提及，涉及领域之多，意义之重要，无须赘述。但关于这一词汇的中文释义，却一直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通过对国内两种主流的释义：流散与离散的比较我们发现，两者的区别其实对应着两个作家群体的不同。中国作为全球离散和流散作家一个重要的输出国，而北美又是华人＼华裔离散、流散作家们最主要的聚集地，因此我们将目光聚集于此，通过对美华离散与流散作家们笔下的中国的比较和分析，从作家对中国认知的不同、叙事的不同，到中国形象及其隐喻的不同3个层面，指出了美华离散与流散这两个作家群体及其文学作品间的区别。是对目前华美文学，乃至全球离散、流散文学研究的一种反思。

① 转引自罗义华、邹建军：《超越与亏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移民文学的创作新倾向》，《华文文学》2009年第2期。

② Salman Rushdie.“Imaginer Homelands”[A].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M]. London： aranta Books， 1991. P： 9.

③ 王寧：《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④ 类似说法谭恩美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上文见《谭恩美访谈》新京报，2006年04月14日。

⑤ James Phelan.Reading People，Reading Plots[M].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21.

⑥ Dieter Schulz.“Novel，”“Romance，”and Popular Fi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70， No.1（Jan.， 1973）， p77-91.

⑦ 西方语境中的传奇文学与罗曼司（Romance）常常是一个词，比如弗莱的著作《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孟祥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其英文名便是“The Secular Scripture：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Romance”。

⑧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 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⑨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43.

⑩ Melissa Furrow. Expectations of Romance. The Reception of a Genre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 Brewer， 2009. P：42.

{11}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 译，三联书店，1999年05月，第44页。

{12} 相关观点见孙胜忠《质疑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唯文化批评”》，《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3] 哈金：《等待》金亮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第14页。

[2][4][6][7][10][11] 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第89页；第107页；第45页；第60页。

[5] 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8] 白先勇：《纽约客》尔雅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9] 白先勇：《白先勇经典作品》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2] 汤亭亭：《中国佬》赵伏柱、赵文书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3] Amy Tan.The Kitchen Gods Wife.New York：Putnam.1991.P52.

[14]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责任编辑：庄园）

Diaspora：Liusan（Scattering）or Lisan（Dispersing）？

A Talk that Begins with the Kind of China as Written by North-American Chinese（Huaren or Huayi）Writers

Dong Wenting

Abstract： ‘Disasporais a term that gains much currency in comparative literary fields， particularly postcolonial literary fields， which， in the scholarly world in China， is often rendered as either‘liusan（scattering）or‘lisan（dispersing）， never quite agreeing with the one or the other.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nings in Chinese of‘lisanand‘liusancannot be simplified as a translatable issue or two as ther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groups of writers and writing activities， with deep gaps between them tha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descriptions of China by‘lisanand‘liusanwriters of either huaren or huayi origins in North America in pointing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lisanand‘liusanwriters，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cognition， ways of writing and images of China and their metaphors.

Keywords： Liusan（scattering）， lisan（dispersing）， huayi literature， China narrative， China metaph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