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传胜

摘 要：齐邦媛、潘人木、琦君、林海音、聂华苓等女作家在赴台之前即已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这些早年作品或因人事变迁而被作者遗忘，或因作家记忆不清而面目模糊，从而成为集外之作。这些集外文是作家们文学道路的起点与重要一环，为全面、完整地认识与考察她们的创作面貌与心路历程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

关键词：赴台女作家；早年集外文；史料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092-08

齐邦媛、潘人木、琦君、林海音、聂华苓等赴台女作家在大陆时期即已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然而因为人事变迁与年代久远，这些早年作品或早已被作家本人遗忘，或因作家记忆不清而面目模糊，从而成为集外之作。笔者通过查阅民国报刊杂志，结合作家们的自述与传记资料，钩沉了上述五位女作家迁台之前的集外诗文，特整理与介绍于此。这些早年集外文是作家们文学道路的起点与重要一环，为全面、完整地认识与考察作家的创作面貌与心路历程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齐邦媛

齐邦媛先生在其自传《巨流河》中有一段关于儿时生活的回忆：“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①这里所述的《小朋友杂志》实际上应写作《小朋友》。它是现代一份著名的少儿刊物，1922年4月6日创刊于上海，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黎锦晖、吴翰云、陈伯吹等人先后担任主编。该刊设有小故事、连环画、诗歌、童话、寓言、科普故事等栏目，刊登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们的作品，也发表少年儿童所投的优秀稿件。齐先生仅仅提到幼时的自己是《小朋友》的忠实读者，而未谈及另一段重要史实：少年的她曾为该刊撰稿。对于文学阅读的耽迷，不仅早早地在齐邦媛的灵府中注入文学的营养，进行文学的启蒙，也催生了她最初的文学蓓蕾。这朵小小的蓓蕾便是她在《小朋友》上发表的《我的故乡》一文：

我的故乡——痛心的记事

我的家在辽宁省铁岭县南的一个小村。村中有一条小溪，溪的东岸有一座小山，山上有狐兔之类；山中林深树密，加上野花的点缀和溪流相映，这是多么神往的所在呀！夏天到了，村童们便三三两两的，走到溪边去捉鱼，或是泅水；我也常常和许多小朋友，走到溪边拣些光滑的小石子，或在山麓的大树下的花丛内吃野果。冬天，小河结冰了，我们便去溜冰，我也曾被他们用冰车推往各处，去欣赏那银白的世界。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我便开始流浪了，那山明水秀的故乡，也就成了幻影啦！朋友们，当你们在阅读书报的时候，你们大概总会看见敌人虐待我们同胞的事件吧？这是多么可以愤慨的事！希望我们大家一致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你们大家便有机会去游览我的故乡了！

这篇散文刊载于1934年11月29日发行的《小朋友》第631期，署名“齐邦媛”。虽然仅仅只有短短的300余字，但作为齐邦媛的少作，却弥足珍贵，极具史料价值。“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读罢此文，每一位读者的内心都不免沉重、讶异与震撼：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已经在抒发着离乱之感与家国之思！她对于故乡的记忆与怀念那么真切动人，她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与仇恨那么刻骨铭心！古人云“少年不识愁滋味”，然而在山河破碎、故土淪陷的时代背景下，在经历过流亡而又早慧聪颖的少年齐邦媛的笔下，这些有关乡愁、国恨的真情流露却让今天的我们感同身受，成为难以忽略与忘怀的存在。同时，我们仿佛也看到了一条无形的河流，以《我的故乡》为源头，穿越了七十多年的时空，一直流向《巨流河》，娓娓地向世人诉说着关于故乡、关于往昔、关于生命的一切。虽然无法挽住流光，虽然无法停止漂泊，但我们依然可以凭着记忆与文字的媒介，在文学的世界中苦苦找寻，抵达那属于作者，同时也属于读者的精神故园与文化原乡。

该文在署名之前还标注：“南京鼓楼傅原岗20号”，这当是1930年代齐邦媛一家从东北来到南京后的住址。“傅原岗”实为“傅厚岗”，东起百子亭，穿过中央路与湖北路相接。原为一岗阜，明代府军后卫曾驻于此，故称“府后岗”，后改称“傅厚岗”。这一地区是民国时期《首都计划》中重要的行政区，内有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亦是许多社会文坛名流如徐悲鸿、李宗仁、吴贻芳、傅抱石等曾经工作与居住的地方。

从1930年初到1937年10月，七年的时光尽管并不算长，齐邦媛却在南京这座古都里度过了自己的总角年华，直至这个“第二故乡”继东北之后也沦于日寇之手。此后，她只能再度踏上颠沛流离、寄居异乡的生活。齐邦媛虽然离开了石头城，但带不走自己与它的因缘，而这座城市优雅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势必潜移默化地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二、潘人木

潘人木1919年生于辽宁法库县，本名潘宝琴，后改为潘佛彬。“九·一八”事变后举家迁往北平，之后东徙西迁，曾在南京、重庆、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居住、求学和工作。1943年与党恩来结婚，1949年12月去台。一般都认为潘氏赴台后，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实际上，早在中学时代，潘人木就已开始动笔创作，并有诗文发表。据潘人木《从“告状”开始——谈我如何开始写作》自述，由于生于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大概八、九岁时，她便可自由运用文言、白话这两种文体表达意见了。她的好友、作家赵淑侠在《流离人生》一书中回忆，潘人木自幼喜爱阅读，很早就显露文学才华，这须归功于其父亲的鼓励与支持②。

潘人木曾就读于崇慈女中初中部，任校刊主编。后入东北中山中学，1937年7月高中毕业。国立东北中山中学1934年3月在北平创立，1936年11月由于北平危急，总校南下撤离，迁至南京江宁板桥镇。此后又辗转湘、桂、黔、蜀数省，弦歌不绝，育人不辍。该校迁至南京后，于1937年3月26日创办了一份旬刊《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刊》。笔者在该刊第1期（创刊号）上便发现了潘人木的诗作，是目前所见其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是四首旧体诗，总题为《归来》，署“潘佛彬”。现照录如下：

归来 四首

远俎长征道，久不归。去时杨柳绿，归来雨雪霏。忽念关山远，我心一何悲。春草生遍野，虎猿夹路啼。大树多零雨，淅淅复凄凄。

遥思故庭院，当在丛草间，蔓藤绕窗牖，蛛丝系屋檐。中堂为鹿穴，人兽相回旋。何忍睹此景，可畏亦可安。

梧桐聚鸣禽，皓月散流光。高楼有思妇，心意何惶惶。“自与君别后，慵到小池塘，昔日共话处，今日草正长。玉奁委清尘，室空响寒。君若独飞鸿，妾若雁失行，愿向西南飞，常依在君旁。

落日散绮霞，野云映红光，门外马蹄急，征人归故乡。倒履相逢迎，为君启重房。云鬟不须整，玉坠夺朝阳。香绮紫罗裙，飘飘随风扬。启门见故人，殷勤问风霜。“君去十二载，今日得还乡。”“天下多劲敌，男儿当自强！”而今长相守，欣喜复忧伤。忧伤何能已，把盏付杜康。酣饮载笑言，情好不可忘。愿如大江水，东流无尽长！

尽管该组诗歌标为四首，内容上却联系紧密，可视作一首长诗。以清丽质朴的笔调，率真哀婉的抒情，化用《诗经》之佳句，远绍魏晋南朝之古风。虽然写的是传统的思妇题材，但从“遥思故庭院”、“天下多劲敌”等句中，亦可读到作者本人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痛。

1942年8月，重庆《妇女月刊》③第3卷第2期发表了潘人木的《杂感》三首，署“潘佛彬”，亦抄录如下：

杂感

十载干戈剩此身，空余楚泣到山城，燕京消息来无自，涪水平魂去有尘，目断杨花惊作客，夜听檐雨伤征人；可怜疾病频摧老，沽酒新歌不济贫。

月出陪都地，乡思正茫然，不知东去信，肯上北来船？极目空有泪，归家更何年，浮游奚似鹤，漂泊骊江边。

红深树杳归驼天，故国情怀二十年，浅酌低徊悲措大，纛弦高唱九阳篇，旌旗何日无颜色，蹀蹀今宵尽紫烟，马奋黄龙期小醉，长林树树不摇钱。

该组诗歌应是潘人木内迁陪都重庆后所作。与同是东北籍的齐邦媛的经历相类似，漂泊不定、归家不得的潘人木也时常怀念着千里之外已遭沦丧的故乡，在诗歌中真切地抒写着浓郁的“故国情怀”。在某种程度上，齐邦媛、潘人木的早年作品以委婉哀怨的格调，与“东北作家群”风格粗犷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呼应，同样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东北故土的深深眷念。

此外，1940年，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蒋夫人”宋美龄的名义向全国女性进行征文。在最后的结果中，彼时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潘人木以小说《扣子》脱颖而出，荣获“蒋夫人文学奖金”文艺组第四名。因近来已有研究文章涉及④，此不赘述。

三、琦君

琦君，本名潘希珍，学名希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1928年迁居杭州，后进入弘道女中就学。此时，饱读文学名著的琦君对写作产生兴趣，开始尝试投稿。坊间所见的多种台湾文学史、作家词典等研究论著，曾提到琦君的首部作品为《我的朋友阿黄》，1935年发表于《浙江青年》⑤。然而，通过查阅原刊，笔者发现该文的题目应作《过去了的朋友》。由此可见，既有的研究资料关于琦君处女作的论述都不够准确，与史实有所出入。该文载1935年9月杭州《浙江青年》第1卷第11期，署名“弘道女子中学 潘希珍”。《浙江青年》系月刊，1934年11月创刊，由浙江省教育厅编印。除《过去了的朋友》外，该刊1935年11月第2卷第1期还刊发了琦君的散文《忆》，署“弘道女学 潘希珍”。兹将两文抄录如下：

过去了的朋友

花花是我最亲爱的朋友！

前年我回故乡去，船才到埠头，不知怎的她已知道了，急急忙忙的赶到埠头，一双水晶似的眼，含着无限深情迎迓阔别归来的我，她快乐得与小孩子似的跳着叫着，奔过那绿油油的稻田，回家报信去了。

我望着疾驰的花花，她真太可爱了，她一点不曾忘记我。我走到家门口时，看家的胖子老妈妈已迎了出来。

“姑娘，你怎么信都不给一个就悄悄的回来了？太太没回来吗？胖子哭眯了眼。

“没有回来，我住几星期也就得走的！”我笑着回答。

花花正立在旁边，听了这话，似有点不高兴了。我拉着她，吻了她的颊，她又乐了。

我慢慢地走进房子，胖子已为我预备好靠椅，我坐著休息。花花就蹲到我身旁，灵活的眼，望着我不作声。我用手轻轻地抚着她说：“花花，你胖多了！”她快乐极了，将头靠入我的怀里，亲密得像婴儿投入慈母怀中。

一会儿胖子端了面水与茶来了，我一面洗，一面问她些别后的事。她详详的答复□⑥。最后题目又转到花花，我捧着花花的面儿说：

“胖子，你给她吃些什么？现在胖得与你差不多了。”

“她吗？吃得才好呢！坏一点的不上嘴。”胖子说。

“呀！倒会享福！”

我回头看看她，她张着嘴似笑非笑的望望我。

“在乡间住了几日，因妈没有同来，家里又没别人，所以也没甚趣味，有时高兴，拿了钓竿到溪边去钓鱼，一会儿花花又来找了。她蹲在那儿望着微波下的影子发痴。

无论什么时候，她总离不开我，同样的，我也不能一刻没有她！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久留故乡，于是我不得不在两星期以后，整装告别了。

清晨的阳光，普照着一片碧绿的稻田，微风送来了溪水的潺，我迎着阳光，走在弯曲的小径上，胖子替我提了小提箱，在前走，花花慢慢的随着我，我此时的心境起了难言的依恋，我不愿离开花花。可是不能，我终于跨上了轻浮的小舟，花花也一脚跳进来，我又抱住她，亲热地吻了她的颊。

“好好的跟胖子妈妈回去罢！过几时再回来看你们。”我说着又用手抚着她。胖子放好了东西，抱了她回到岸上，口里念着顺风顺风！

我回进船里，回头向船蓬的窗隙中望去，她们的影子都渐渐地消失在蓬窗里。

自那次回乡后到现在又有三年了，我没有一刻忘记我的好友花花，而且时时写信告诉胖子，好好爱护花花，多给她吃牛肉。

谁知在一星期前，收到胖子的信说花花忽染疫死了。这霹雳似的消息，几使我忘了一切的请假回乡，作一次最后探望，可是妈不许我回去，最后只得写信去叫胖子好好料理把她安葬，并嘱她在葬处提⑦上“爱犬花花之墓”。聊表一点爱她的心。

花花已成为我过去了的朋友，可是我永忘不了她。

忆

她远远的站着，对我微笑，我的心狂跳了，她渐渐地走来，哦！不是她，只是一个幻影。

在朦胧的月色下，我独自走在柳堤上，我的心漠然的觉得空虚。恍惚她又站在我身旁，还是那末一个微笑。我漠然合上了眼，丝丝细柳，幽静月儿与微波中的泛影都消失了，她的微笑依然存在，这是怎的一会⑧事，她竟含笑不言？哦！仍只是一个幻影！

“影儿啊！我将永只有这一个相同的微笑吗？”

她仍含笑而不言！

《过去了的朋友》讲述了“我”与爱犬花花之间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花花解人情，通人性，惹人爱怜。文章特意选取了几个温馨的细节，展现了花花与“我”之间的亲密友情与感情交流，描绘了人与动物彼此关爱、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令人动容。在指称花花时，文章并未使用“它”，而是用“她”，说明在少年琦君的眼中，花花并非是一个宠物，而是其童年岁月的一位好友，即使已成为“过去了的朋友”，也始终难以忘怀。该文与琦君赴台后所写的《我家龙子》《寂寞的家狗》《家有五猫》等动物题材的散文一样，同是充满护生之德、仁爱之心的优美篇什。

《忆》堪称一篇散文诗，描摹了“我”对于一位美丽少女的恋慕心理。在强烈的渴慕下，少女的微笑化为一个幻影，总是伴随着“我”，可望而不可即，徒然让“我”空虚、愁闷。该文以较短的篇幅，捕捉、再现了一段微妙朦胧的情感悸动，呈现出一种细腻柔美的风格。

1936年，琦君升入之江大学（时称之江文理学院）中文系，受业于词坛巨擘夏承焘先生门下，潜心旧学，勤习诗词。这一阶段，琦君有不少诗词作品发表于校刊《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该刊系年刊，由之江文理学院中国文学会编辑出版。1940年4月，该刊第5期载《思归》（诗）、《高阳台》（词），署潘希真。翌年4月，该刊第6期又载《述懷三首》（诗）、《水调歌头》（词）与《贺新凉》（词）。其中，《思归》含两首七绝。据谢孝苹先生在《天风阁问学随忆》⑨中所云，琦君曾将此诗赠予他。不过谢氏所录第一首诗与原刊存在一处异文。谢提供的版本：“年年梦堕六桥舟，怕见秋来月满楼。鼙鼓声中常作客，湖山虽好莫回头”，原刊“常”则作“长”。这些诗词显示了琦君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从中亦可体认青年琦君的家国情怀与个人襟抱，故将其他几首诗词整理于此。原刊仅有句读形式的，代为标点：

高阳台

长道人生，悠悠如梦，何如梦也凄凉。往事般般，未言先断人肠。愁多唯恐秋归早，奈回头，又是花黄。纵樽前，痛饮高歌，总是佯狂。

东篱杖履归何处，采寒香重到，涕泪千行。记得拈花，曾叹两鬓苍苍。几番风雨飘零近，未飘零，已自神伤。更何堪，料峭空庭，一片清霜。

述怀三首

肝胆平生照几人，回头禹域半沉沦。

青衫湿遍灯前泪，谁与同吹宝剑尘。

湖海年年寄此身，小楼诗酒日相亲。

莫抛客里缠绵泪，长作尊前谈荡人。

残照江山一雁飞，中州禾黍梦依稀。

龙文醉里挑灯看，夜夜荒鸡泪满衣。

水调歌头

何处寄幽愤，翘首问高穹。月华千里如练，清啸和长风。梦到中原禾黍，误了平生书剑，豪饮竟谁雄。日日登临意，碌碌无为功。

危楼上，送归雁，落遥空。凭陵意气自负，独立抚孤松。不记秋归早晚，但觉愁添两鬓，此恨几人同。慷慨一杯酒，弹铗且雍容。

贺新凉

倦客思归矣。忍重听，寒更残角，孤鸿天际。目断乡关登临处，已自愁怀千里。更庭月凄清如此。不恨娥长带恨，恨娥岁岁看相似。杯在手，再三起。

萧然独醉东窗里。向谁人，殷勤为说，天涯情味。三载漂零无家客，已惯逍遥行止。浑忘了人间悲喜。我自佯狂人莫笑，笑他人不解我狂耳。千古恨，付流水。

四、林海音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原籍台湾苗栗，生于日本大阪，1923年随父母移居北京，此后在北京生活24年，直至1948年赴台为止。林海音1931年考入北平春明女中，1932年11月参演北平小剧院公演的话剧《茶花女》⑩。1934年考入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担任《世界日报》的实习记者，并结识编辑同事夏承楹。两人逐渐发展出感情，于1939年5月在北平协和医院礼堂结婚。学界一般认为林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49年赴台以后，其实不然。即使将任职《世界日报》期间的新闻报道类文章排除在外，林氏亦有纯文学作品见诸民国报刊。

1931年2月4日天津《大公报·儿童》副刊第22期上刊有一篇署“林含英 十二岁”的散文《恐怖》。由于林海音生于1918年，按照传统虚岁计龄方式，1931年确为十二岁。因而《恐怖》当是迄今所见林海音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兹过录原文如下：

恐怖

有一天当黄昏的时候，我从同学家回来，她家离我家很远，我走了一会，路途好像不对了，路上也没有人，也没有车，教我真没用法子。正在焦急，路上来了一辆人力车，那车夫缺了一块上唇，鼻子凹了进去，两个门牙高高突起，一脸大黄麻子，说话时□□的。我不得已只好雇了他的车，我坐在车上，不住的乱想那车夫的脸面，的确可怕。猛一抬头，见他将我拉到一个静无人的小巷里，那我再骇怕也没有了，我便咬牙问道：“喂！你要把我拉到那儿？”他将那可怕的脸，回头将我看看，才说：“从这儿走近一点。”我不信，就跳下车跑回家去。如今想起真是可怕呀！

笔者又在1942年4月18日北京《沙漠画报》第5卷第14期“四周年纪念特大号”上检得一篇《长子的诞生》，署“林含英”。《沙漠画报》是周刊，1938年4月创刊，1943年11月停刊，由江汉生编辑，属于综合性画报。由于《长子的诞生》未见各种林海音作品集收录，《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等研究资料亦未述及，故系林氏佚文。全文如下：

长子的诞生

当小生命呱呱坠地之后，使我又惊又喜，我不住的想着：我竟做母亲了吗？那是我吗？不是梦吗？听啊，这哭的声音多么洪亮，多么急切，这是真的，小小的我，居然做了母亲，了不得，了不得，生产的一分钟以前还在和疼痛挣扎，一分钟以后，疼痛是怎么回事，早已与我无关了！

世界上我不是第一个作母亲的人，但我却是他——我的儿子——惟一的母亲。我常把他抱在怀里，搂得紧紧地，默默地念着：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世界上哪样东西我敢说是我的？一所房子？或是一只铅笔？不，房子是工人盖的，铅笔是买的；惟有这怀抱的小生命才是“我的”哪！

实在渺小得很，他才刚刚四个月。他的祖母今年都七十岁了，算一算，七十岁有多少个月？他离七十岁有多么远？多么长？有一天我闲问婆婆：“您这四个月的孙子如果走到像您七十岁的路上，要多么长久呢？”婆婆笑了：“傻孩子，不是要七十年吗？”噢，七十年，对啦！我仿佛恍然大悟。四个月以来，我不曾一次睡过整夜的觉，夜间起来煮奶，喂奶，换尿布；拍他，哄他，逗他，惟恐他不睡，辛苦已极。如果有一天给我一个睡整夜的机会，倒不知是什么滋味儿了！

近来整个精神都在这四个月的小生命身上，当提笔写此稿时，我儿已入睡乡，呼吸细匀，两颊发红，梦中常笑。儿子，祝福你，福寿延绵！

1941年11月25日，林海音在协和医院生下她和丈夫夏承楹的第一个孩子，一名健康的男婴，取名夏祖焯{11}。由文中所述孩子“刚刚四个月”可知，《长子的诞生》当作于1942年3月底。该文真实地坦露了初为人母的林海音内心无法抑制的欣喜与激动之情，表现了对襁褓中的爱子的疼爱、珍视与祝福。林海音将满腔的浓浓母爱尽情地诉诸笔端，并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与成长的感悟和赞美。文章以女性温润细腻的笔触出之，以情真意切取胜。林氏赴台后关注婚姻家庭、书写女性情怀的创作倾向在此已有体现。

五、聂华苓

聂华苓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外文系，1949年赴台，后定居美国爱荷华，与丈夫保罗共同主持“国际写作计划”。1979年，萧乾先生应聂华苓夫妇邀请，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成为最早结识并向国内介绍聂氏的大陆作家。萧先生后来于《湖北人聂华苓》（1980）一文中写道：“说来聂华苓的创作生涯还是在南京开始的。四九年她就用远思这个笔名写文章了。她说有一篇《变形虫》是讽刺投机者的。”{12}同样是关于早年创作，1982年8月在接受彦火（潘耀明）的访谈中，聂华苓这样说道：“1948年我在南京的杂志开始发表文章，我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变形虫》，是一篇讽刺散文，笔名远方。”{13}以上两种说法虽不尽一致，但显然都来自于聂本人的回忆，表明时过境迁之后，聂华苓对于自己早期的创作情形已难免记忆模糊。

经过一番搜寻，笔者在1948年10月30日南京《天下一家》{14}周刊第1卷第3期上找到了一篇《“变形虫”的世界》，署名“远思”。综合各方面来分析，我们认为此文应即聂华苓多次忆及的处女作。兹将全文迻录于此：

“变形虫”的世界

宇宙万物都是优胜劣败，逆者淘汰，适者生存，必需随时感适外界的刺激而不断的改造环境，如是宇宙得以永生，人類的历史得以绵延，万物的生命得以延续。时代不同，因之人们所采取生活态度也不同，以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各人可躲在“独善其身”的小天地里，关门大吉的自享其乐。但如今却不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如昔日那样单纯，社会环境一天天趋于复杂，因此我们必须生活在“大众”里，不能与“社会”脱节，随时要留心外界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变形虫般的敏感和善变的特性，今日之我可以一改昨日之形以适应这瞬息万变的社会，如此方解生财之道，官运享{15}通。

自从新经济方案宣布后，政府加强物价管制，却苦煞了一般老板们，减少他们从中渔利的机会，由于这不利的环境的刺激，马上会感应而生的是限价囤积，甚至于“关门大发财”，□待良机，固然现在由于内战的关系，一般原料缺乏，但这种缺乏是渐渐形成的，会马上连一把牙刷一只牙膏的来源也突然断绝。这些老板们仿佛都是金属的感应圈；传导作用到是非常迅速的。虽然未受过严格的军训，步伐到是整齐化一。若进店购物，老板们迎接你的首先是一个皮笑肉不笑，接着来的是摇首叹息：“对不起得很，这种货是缺货，我们也没有办法！”若问他什么时候才有应市呢？他只是摇摇头说：“我们不知道，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呢？！”当然！一切是万变的，谁又能预料呢？！也许有一天政府痛下决心，澈底搜查，囤积者不论遮有何种神妙的护身符，也得依法严办。等到“面子”问题行不通时，谁还会将货物堆着，招祸上身呢！？或者是政府迫于一般人民的急需再议加价，最好是一口气就加上几倍，那么，老板先生们也就会慷慨地将所有的存货以最招揽诱人的艺术式样陈列在窗橱里了。这一切都需要变形虫般的敏感善变，时而哭容，时而笑脸，时而凶狠，时而打拱，如此元宝才能源源滚进门。

要想升官也得会敏感善变，新上司上任时，你的大而圆的脑袋，必须变得又尖、又小、又滑。逢孔必入，无洞不钻，随时得探听有关这位长官的一切，不妨对他的周围的小鬼们常常孝敬一点“小意思”，还要多拉几封大人先生们的推荐信。后台有了，长官的心性摸顺了，小鬼们打发了，还怕不升官吗？但是谁又不想做官呢？也许有人比你的来头更大，而个人有个人的心腹，谁愿外人渗透进来呢！？于是困难重生，你得时时察颜观色，时机不对时，自己得尽速知趣引退。否则，真要你看家伙！前汉口一女中校长李英瑜先生，毕生献身教育，为人公正不阿，胸怀磊落，素不善与达官要人们交往，谨守住自己的岗位，埋头苦干，极得学生们的爱戴，去年汉口竞选立委时，有人问汉市府某长索市一女中校长职位为代价以转让立委额，于是市府无故公布辞退李校长，学生们大为不服，群情激昂，集体至市府请求收回成命，当时李先生若能敏锐的感觉到市府“用心之苦”，还能苟安保身，但是心境坦白的人往往是感觉最迟钝的，市府发觉此路不通，群众的力量难以抵御，于是乃以一种罪大莫及的帽子“贪污渎职”，加之于李先生头上，学生以及一般贤明之士都极力为李先生申辩，而李先生竟因愤慨过度而得脑充血，以致半身不遂。现仍淹淹{16}一息于病榻上，因鄙于善变而致毁灭终生。

在宦海中須有敏感善变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向为诗人所歌颂的纯朴乡镇中，更须要具有这种特能。县长或保甲长可大耍其“变戏法”，以愚弄敲诈老百姓。在这戡乱时期，一切是以戡乱至上，有违戡乱法令的各种罪名也就相应而生，因此也就给与某些县长和保甲长更多获利的机会。溧水县有一鲁氏家颇富饶，鲁某为一独子，年迈四十，身染肺病，凡此种种都是以构成“免抽壮丁”的条件，但须缴“壮丁谷”，除缴足规定数目外，保甲家又勒索大量稻谷，鲁某如数照付，但这些先生们仍不甘休，即已抓住良机，不可轻易错过，又勒令缴谷二百石，屡次勒索并无公文，只是口称这是总统命令，“抗缴壮丁谷者送雨花台枪决”。鲁某不服，于是这批人聚集了五十余人，手持枪杆，包围了鲁家以及鲁家亲朋，大举搜查捣毁。鲁某已早闻风远逃，幸未伤及，而这些保甲家先生们未免不自叹行动太迟钝，若能撄住鲁某又是一笔好财源。

币制改革后，蒋经国坐镇上海大耍其打虎的全武行，的确做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多数的虎都因之匿迹。在沪曾搜查出一大囤户孔令侃，人们都焦灼的翘首以待对于这批老虎的制裁，到处都弥漫着急切的呼声：“我们要活命，国家要生存，这种人应该一刀铲尽”？而在这种急烈的呐喊声中，这位孔财神的儿子却被轻轻的放过了。这无异乎显示给这些痴呆的人民：“知时务一点，趁早闭上嘴吧！”于是敏感的人马上拂袖而退，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真所谓“变则通”了。只要因时因人而变，一切就好办了。

在这种敏感的世界里，有人由于感觉迟钝而被耻为傻瓜，有人因之家破人亡，有人死于非命。但是敏感善变的人永远是“天之骄子”，“高人一等”了。唯一的憾事是他们仍赋有人类异于虫类的一切特性，他们毕竟还是个人，而不是完完全全的变形虫。

确如聂华苓自述，此文辛辣地讽刺了社会上如变形虫般敏感善变、见风使舵的投机者们。他们对上峰则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对同级则打击倾轧，落井下石；对百姓则搜刮索贿，以权谋私。文章笔锋犀利老到，针砭时弊，有的放矢，即使置于当下社会，亦不无警醒意义。

在自传《三生三世》中，聂华苓再次回忆了早年的文学创作：“我在中央大学写过几篇文章，用笔名发表。”{17}这表明，除了《“变形虫”的世界》，赴台之前的聂华苓可能还以“远思”或别的笔名撰写过其他文章，或许将来还能打捞到她的一些集外文，也并非没有可能。

① 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3页。

② 赵淑侠：《流离人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③ 该刊系月刊，创刊于1941年9月，1945年11月第4卷第6期停刊；又于1946年11月复刊，出版地改为南京，1948年11月第7卷第5期停刊。编辑人为陆翰芩、林苑文、陆晶清等，由妇女月刊社出版，是四十年代一份较为重要的妇女文学刊物。

④ 参见张小玲：《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3期；陈思广、刘安琪：《抗战时期的“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1期。

⑤ 此说出处不详。大陆的公仲、汪义生《台湾新文学史初编》（1989）、潘亚暾《世界华文女作家素描》（1993）等书皆采纳这一说法。丁闻、省之、刘明《台湾名人剪影》（1989）、阎纯德《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1995）等书则认为琦君的处女作题为《我的好朋友——小黄狗》。

⑥ 原刊漫漶难辨之字以□标示，下文同此。

⑦ “提”应作“题”。

⑧ “会”应作“回”。

⑨ 吴无闻编：《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7页。

⑨ 参见赵国忠：《〈公演《茶花女》特刊〉及叶公超佚文》，《博览群书》2011年第12期。

{11} 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5页。

{12} 萧乾：《湖北人聂华苓》，载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

{13} 原载香港《中国》月刊，1983年2月号，收入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4} 该刊1948年9月创刊，由刘不同主编，天下一家周刊社发行。

{15} “享”应作“亨”。

{16} “淹淹”应作“奄奄”。

{17} 聂华苓：《三生三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Writings by Chi Pang-yuan and Lin Haiyin

Jin Chuansheng

Abstract： Before they moved to Taiwan， women writers such as Chi Pang-yuan， Pan Renmu， Chi-chun， Lin Haiyin and Hualing Nieh Engle， had begun literary creations. These works have fallen outside their collections either because they were forgotten by the authors themselves on account of the change of their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r because they became obscure in features as a result of faded memories on the part of the authors. They， though， were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authors and an important link， providing valuable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one to gain a full and comprehensive cognizance and examination of their writings and psychological journeys.

Keywords： Women writers who moved to Taiwan， early writings outside their collections， historical mate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