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红,于文龙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一

自1966年莱索托独立建国至今，其政党体制的变迁复杂多变，从多党制到一党制，再经党禁制回到多党制，看似是一个循环，实际上与莱索托独立建国时期、集权统治时期和民主建设时期的政治进程是相互影响的。通过对莱索托历次政党转型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党体制转型推动了政治的发展，而不同时期政治发展的诉求，又影响了政党制度的变迁。

表1 影响莱索托历次政党体制转型的因素分析

● 表示影响程度较强 ■ 表示影响程度较弱*温和多党制和极化多党制是乔万尼·萨托利对政党体制的分类方法。前者指的是一种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差距较小、政党竞争呈现向心性的政党体制；后者则指存在“反体制政党和不负责任的反对党、政党竞争的离心性驱动力超越向心性驱动力”的多党制。参见[意]乔万尼·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185-267。*2002年的选举体制改革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政党体制，但其对政党数量、政党力量格局和政党竞争方式的影响十分深刻，从影响上来看并不亚于一次比较彻底的政党体制转型。

笔者根据莱索托政治发展进程的特征，把影响政党转型的变量概括为三个要素，即莱索托政治精英及社会各阶层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民主化的诉求和对政治秩序的诉求。表1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在莱索托政党体制变迁的不同时期，三个变量影响因子的大小是有差异的。

(一)民族主义的勃兴带来现代政党和独立国家的建立

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勃兴是非洲国家现代政党诞生的原初动力。莱索托也不例外。1952年成立的“巴苏陀兰非洲人大会”(Basutoland African Congress, 简称BAC)，起源于20世纪早期三次巴苏陀殖民抵抗运动，是莱索托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它首次把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巴苏陀民族自治和独立写进党的纲领，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紧随其后成立的马里马特卢党(Marema-Tlou Party, 简称MTP)、巴索托国民党(Basotho National Party, 简称BNP)、巴苏陀兰自由党(Freedom Party)和莱索托共产党(Communist of Lesotho, 简称CPL)虽然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各政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目标上却始终一致。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党派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原则下开展的有限合作，共同参与制定了旨在扩大自治权的1965年宪法，迫使英国于1966年承认莱索托独立。1965年4月，莱索托举行首次国民议会选举，除莱索托共产党外的其他3个政党参与了大选，乔纳森(Jonathan)领导的巴索托国民党以微弱优势获胜，组成了独立后第一个民族政府。从1966年到1970年，莱索托实行了短暂的多党制。

民族独立目标的达成，使得莱索托民族主义的目标由争取民族独立转向提升发展速度，如何发展经济，尽快摆脱落后的发展状况，成为各政党关注的首要问题。由于各政党利益诉求各异，在1970年举行的第二次国民议会选举中，反对党巴苏陀兰大会党(Basutoland Congress Party, 简称BCP)以微弱优势战胜执政的巴索托国民党，但首相乔纳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宣布终止宪法，解散议会，驱散并关押反对党领导人。莱索托政党体制转变为一党制。1970年，执政党宣布禁止反对党活动。一党执政的体制滋生了党内专权和行政腐败，但同时也保证了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巴索托国民党执政的16年中，执政党连续实施了3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为莱索托初步建立了民族工业体系，和南非共同签署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工程——“莱索托高原水利项目”*莱索托高原水利项目(Lesotho Highlands Water Project)是非洲地区最大的水利传送工程，由南非和莱索托共同计划开发。预计完全建成后的输水能力可达80m3/s,目前在建项目第二阶段。详细资料参见莱索托高原水利项目二期官方网站[EB/OL] http://www.lhda.org.ls/phase2/index.php.协议，该项目也是非洲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衍生了多党制，也带来了“昂贵的民主”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政治发展理论中，把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政权的过程称为“第二波民主化”，而“第三波民主化”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多党体制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回归。*塞缪尔·亨廷顿的民主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迎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一时期，约30个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主要表现形式是竞争性选举和多党制的恢复。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16-2020世纪60年代中期，莱索托在争取民族独立时，民族主义政党通过发起群众运动、唤醒民族独立意识觉醒、鼓动人民参加政党活动和选举投票，实现了第二波民主化，建立了现代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民主化浪潮之风吹到非洲，莱索托深受影响。1993年3月，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莱索托恢复多党制，举行了实行一党制以来的首次民选。

大选过后，巴苏陀兰大会党以绝对多数选票占据国民议会全部席位，其余11个政党都被排挤于议会之外，军队沦为政党竞争的另一舞台，由巴索托国民党控制的部分军队在新政府成立仅1年之后发动叛变，议会被迫解散。自大选后，政党之间陷入了无序竞争，而民众的民主化诉求又缺乏表达机制，政治参与冷漠。到2002年选举制度改革之前，莱索托国内政治表现为频繁的党际冲突、严重的暴力对抗和持续的社会动荡，政府孱弱，经济下行，几近崩溃，国内政治并未出现预想的稳定局面，政治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说明民主的确是一项“昂贵的事业”——民主化虽然衍生了多党制，但多党制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三)民众对政治秩序的诉求促成选举制度改革，推动政治发展进程

由多党制回归引发的政治失序全面波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继1994年动乱之后，1998年议会选举再次引发军人哗变，导致全国骚乱，经济损失近10亿马洛蒂[1] 46，GDP增长率仅为1.4%，创下了自1981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EB/OL].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LSO.。惨淡的社会状况使莱索托政治精英和民众开始反思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并最终促成选举体制改革。

1998年莱索托开始政治重建进程。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监督和斡旋下，莱索托组建了囊括所有参选政党的临时政治局(Interim Political Authority, 简称IPA)，该机构为严重分裂对立的莱索托政党搭建起了有效的对话桥梁。尽管各党派利益主张不同，但共同的政治秩序诉求仍然促成了2002年选举体制改革方案。依据方案，2002年莱索托国民议会选举改革采取“80+40”混合比例代表制度——即国民议会共设120个席位，其中80个议会席位分别由全国80个选区获胜的政党占有，40个议会席位按照得票数分配给其他政党。事实证明，通过为选举失利的党派提供利益表达途径来增强国民议会的合法性，莱索托将长期影响政治稳定的党际竞争纳入到制度范围之内，改变了以往大选时由于议会一党独大而引发反对党暴力抵抗的情况。[2]95

二

莱索托政党体制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可以视为非洲国家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交互作用的典型案例。1993年实行多党制至今，莱索托政党政治所表现的特征，则进一步说明了政党政治对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

如前文所述，莱索托的多党制并未带来稳定的政治发展，相反，社会动乱、武装冲突、暴力暗杀、政权更迭等黑暗的政治现象伴其左右，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政党裂变频繁

受国际社会民主化浪潮的影响，政党数量急剧增加，参选政党从1993年的12个增加到2017年的30个*莱索托独立选举委员会(IEC)网站. 莱索托注册政党列表[EB/OL] http://www.iec.org.ls/index.php/menu-options.，呈现不断裂变的特征。大多数分裂，几乎都在国民议会选举之前的短期内发生：比如，1998年大选前11个月，执政党巴苏陀兰大会党主席莫赫勒(Mokhehle)脱离组建莱索托民主大会党(Lesotho Congress of Party, 简称LCD)；2002年大选前8个月，执政党莱索托民主大会党副主席马霍佩(Maope)脱离组建莱索托人民大会党(Lesotho People’s Congress,简称LPC)；2007年大选前4个月，执政党莱索托民主大会党成员塔巴内(Thabane)脱离组建全巴索托大会党(All Basotho Convention,简称ABC)；2012年大选前3个月，执政党莱索托民主大会党主席莫西西利(Mosisili)脱离组建民主大会党(Democratic Congress,简称DC)。本次大选前，莱索托各主要参选政党同样相继发生分裂——从莱索托民主大会党中分裂出经济改革运动党(Movement for Economic Change,简称MEC)、从民主大会党中分裂出民主联盟党(Alliance of Democrats,简称AD)、从全巴索托大会党中分裂出真理和解团结党(True Reconciliation Unity,简称TRU)。

导致莱索托政党频繁分裂的原因复杂多样。从政党内部机制来看，莱索托主要政党普遍缺乏民主。一般认为，奉行民主原则的政党较奉行专制原则的政党拥有更高的党员参与程度，因而拥有更高的党内团结度或结合度。[3] 125虽然几乎所有莱索托政党都标榜自己为民主政党，许多甚至将“民主”字眼直接写入政党名称，但实践中的党内组织原则却与民主要求相去甚远。大多数莱索托政党内部没有供普通党员影响政策和控制领袖的架构与渠道，失去监督控制的政治寡头可以以一己利益为准则肆意地在政党之间进行分裂或组合。事实上，莱索托政治实践中频繁发生的政党分裂很少涉及意识形态或政策立场分歧，也并不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涉及种族利益、宗教信仰或地域划分(莱索托为单一种族国家，绝大多数国民信仰基督教)，而几乎总是缘于党内高层领导个人之间的冲突与分裂。

从政党外部环境来看，现行选举体制的弊端加剧了政党分裂程度。虽然改革十分见效，但混合比例代表制虽有利于小党发展的制度特征，却也加剧了莱索托政党分裂的速度和程度，当同一个政党内部的政治精英就席位分配产生无法调和的争端时，一方会更倾向于通过另建小党直接谋求议会席位，从而导致主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内部分裂。莱索托对政党注册和参选的宽松条件，同样助长了莱索托政党的内部分裂主义。

(二)政党力量格局的“碎片化”

从独立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末，莱索托政党力量格局基本上呈朝野对立形态，即以莫赫勒领导的巴苏陀兰大会党和乔纳森领导的巴索托国民党为代表的两方在制度内或者制度外展开竞争。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上述两个主要政党内部接连发生分裂，主要政党的规模锐减，参选政党数量急剧增加，极大地改变了莱索托政党政治的力量格局。

对比莱索托民选政府时期历次大选结果可以发现(表2)，进入国民议会的政党数量在2002年选举体制改革前后有明显变化：大选中获得最多选票政党的得票率从1993年的74.8%下降到2015年最低时的38.37%；议会最大党所占席位比例从1993年的100%下降到2015年最低时的39.17%。这表明莱索托议会权力在党际之间的分布趋向平面化，在不进行政党体制大幅变革的情况下，很难再现一党主导或朝野均衡的政党力量格局，这对遏制长期困扰莱索托的一党专权和行政腐败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莱索托独立选举委员会(IEC)所公布的2007年国民议会选举选票情况缺失

资料来源：根据莱索托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整理

但是，失去了稳定结构的政党力量格局，进一步向碎片化发展，政党数量众多、无一政党可以在全国选举中赢得过半数票单独组建政府，而且很多政党之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名称、党徽和章程的措辞上。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混乱无序的消极竞争状态，同时也使政党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下降，政党与公众、公共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持续减弱。[4] 97政党竞争纯粹沦为政治精英攫取国家权力的工具，完全脱离社会经济状况和民众参与基础，执政党对国家的控制力和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

(三)党际冲突主要表现为选举暴力

选举暴力指的是一种见于政治活动中的暴力行为，旨在通过暗杀、动用军队扰乱政治集会和投票、使用武器恐吓威胁选民等手段，影响、拖延甚至决定选举过程。1970年，莱索托大选结果的流产和反对党领导人被关押驱逐，标志着选举暴力在莱索托出现，继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此后在整个90年代，围绕1993年和1998年两次大选的暴力行为引发了全社会的持续动荡，2002年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后，曾有效地遏制了选举暴力的恶化，但2014年莱索托军队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再一次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不仅如此，政党竞争的暴力倾向还波及到莱索托政治文化层面，持续影响着莱索托政治发展。

(四)外部因素对莱索托政党政治影响深刻

独立初期的大多数非洲国家，他们的政党制度和选举模式几乎都是殖民宗主国的复刻，莱索托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与南非共和国的特殊关系，政党政治也深受南非的影响。

应当说，外部因素对莱索托政党政治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比如，20世纪90年代莱索托民选政府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社会对军政府的施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对调和莱索托党际纷争和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1994年，南非、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三国首脑向莱索托施压促成国王与首相和解；199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联军帮助莱索托平息了由大选引发的社会暴乱；2014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就莱索托政治危机发出违宪警告并及时避免了冲突升级，这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集体调停机制也成为南部非洲区域合作的特色成果。。[5] 77-79此外，2002年在南非等国家的协调和斡旋下，莱索托选举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但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对莱索托实施的所谓“选举援助”*选举援助指的是西方国家对“非民主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变过程的援助行为，也是间接政党援助的主要内容之一。，对莱索托政党政治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6]13西方国家利用莱索托经济对国际援助的严重依赖*据官方统计2013年莱索托人均受援183美元，援款金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4%，仍然属于非洲最依赖外援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莱索托2013年得到官方发展援助3.43亿美元,人均183美元居非洲前列[EB/O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503/20150300916700.shtml.施加了很多附加条件，并且通过对参选政党提供政治献金和活动资本，直接影响选举进程和选举结果。这种现象不仅成为莱索托政治乱局的深层原因，更是普遍存在于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中。

三

莱索托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的历程，是多数非洲国家的缩影。政党制度的变迁和转型，推动了政治的发展，但发展道路曲折而艰难，“民主”昂贵而又代价深重，以莱索托的案例来看，其负面结果是政治发展复杂多变、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滞后，这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

(一)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决定了国家政治发展的程度

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强有力的政党可以更加高效地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以及社会对国家的利益传输，继而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发展。而政党制度化水平的高低正是体现政党力量强大与否的标志。[7]65衡量一个政党制度化强弱的标准有很多，包括帕尼比昂科的五要素说、亨廷顿的四要素说、高奇琦的三要素说和胡容容的两要素说等。*帕尼比昂科的“五要素”是：党的中央组织发展程度、组织结构同质化程度、政党筹措资金的方式、与附属组织的关系、政党法定规范与真实权力的一致性；亨廷顿的“四要素”，则是“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国内学者高奇琦和张佳威提出以 “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三要素作为衡量指标；胡荣荣以“自主性和内聚力”为指标。参见：[意]安德鲁·帕尼比昂科著,政党：组织与权力[M].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13：65.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0-19. 高奇琦，张佳威. 试论政党制度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以泰国为例[J]. 南洋问题研究, 2015(4)：31. 胡荣荣. 政党制度化：理论框架与事件分析[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3)：15.综合来看，莱索托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可以从适应性、自主性和内聚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适应性指的是政党面对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一般来说政党存续的时间越长、在执政和在野之间职能转换越灵活，政党的适应性就越强。在莱索托，存续时间最长的几个政党已不再是当今政坛的主要角色，历史最悠久的巴苏陀兰大会党、巴索托国民党和马里马特卢自由党在本次大选中仅各自获得1个席位，而得票最多的5个政党均组建于20世纪90年代，最长25年，最短的民主联盟和经济改革运动党组建时间更不到1年。由此看出莱索托主要政党适应性能力属于较低水平。

自主性指的是政党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架构，可以不受领袖个人、某一社会团体和国外势力干扰而自主运转的能力，可以从领袖更替情况、党员分布情况和国外资助情况等方面考察。从政党的自主性来看，莱索托大多数政党虽然具有明确和成文的运行机制，包括按期选举全国委员会和政党领袖。[2]95但实际情况却不然，此次大选得票最多的5个政党均未经历过领袖更替，而且政治精英往往可以将分裂政党作为规避换届的策略。另一方面，莱索托许多政党都与南非的利益集团保持着密切往来。[2] 95很明显，由莱索托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党，并未完全摆脱依附性，缺乏自主能力。

而从莱索托政党的内聚力来看，这方面明显缺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政党频繁分裂已经成为莱索托党派的一种政治惯性，各党派团结和凝聚本党精英和普通党员的能力堪忧，甚至形成了一种分裂主义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执政党在大选之前发生裂变，说明政党涣散，核心凝聚力较弱。

总之，通过对上述三个指标的分析，莱索托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制度化建设处在较低水平，而主流政党内部的混乱状况极易引发整个政治系统紊乱甚至全社会动乱。

(二)强大的政党和政党体系是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在政治发展欠成熟的情况下，多党制的推行导致政党体系缺乏稳定机制

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总体特征表现为后发性，政局的动荡是其政治发展欠成熟的主要表现之一。亨廷顿认为，在一个政治参与水平尚低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事先有适当的政党组织，那么这个国家未来政治稳定的可能性就大。[8]367而实施多党制的结果，则可能导致政党体系缺乏一种稳定机制，更加加剧政局的动荡。莱索托政党政治的发展，完全重复了这一轨迹。

从莱索托1993年以后的几次选举来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可以赢得简单多数选票，各政党不得不通过结成同盟来组成联合政府。比如在 2012年大选中，得票最多却未达半数的民主大会党无法组建政府，而得票率排名第2到4位的全巴索托大会党、莱索托民主大会党和巴苏陀国民党结成了联盟，组建了联合政府。这种为了政治利益临时组成的联盟本身就是脆弱的，加之严重的内部分歧，政党联盟仅仅支撑了2年，首相出逃国外，国民议会解散，大选被迫提前。而在2015年大选中，民主大会党同莱索托民主大会党、巴索托大会党、马里马特卢自由党等共7个政党结成联盟组建了政府，范围更广泛，权力也更分散，仅仅维持了1年多，由于议会通过对首相的不信任案，大选不得不再次提前。2017年的大选仍然没能产生一党政府，由全巴索托大会党会同其他3个小党联合执政。

事实证明，莱索托在2012年到2017年短短5年的时间内连续产生3届多党联合政府，议会解散之频繁、政党联盟之脆弱、联合政府之低效可见一斑，多党政治的“碎片化”效应愈加明显，这对莱索托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国家发展战略(2012—2017)中设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早已成为泡影。

(三)在国家发展优先的前提下，政治秩序比民主更重要

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时曾经指出，“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亨廷顿认为，当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水平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却步履蹒跚时，政治动荡和骚乱必然发生。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王冠华、刘为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9：5.。因此，他提出了秩序优先的论点。笔者认为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非常恰当的。在一个政治无序的国家中，“民主”实际上无法保障，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优先前提，因此，政治秩序比民主更重要。

以莱索托为例，2002年实施的国民议会选举体制改革，虽未从根本上变更政党体制，但在影响上不亚于一次比较彻底的政党体制的转型。这次转型不但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政治混乱和社会失序，而且很快在经济领域显现成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02年的1.5%跃升为2003年的5.1%，并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世界银行. 莱索托数据库[DB/OL]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lesotho?view=chart.访问日期：2017-11-12.。

但是，由于政党体系的不稳定和政党执政能力的孱弱，政府治理水平低效，公信力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政党政治的国民基础。恢复多党制之初，莱索托民众曾一度对民主政党和多党体制抱有很高的期望，民选时期首次大选投票率一度高达72.3%。此后莱索托参选投票率一路下跌，2002年下降到68.15%，2015年跌破50%，到2017年，莱索托大选投票率仅为46.85%，创下了民选政府时期的最低纪录。民众对选举的冷漠反映出政党与社会的脱节，更加加剧了政治体系的不稳定。

(四)政党与军队关系处理的失衡，可能导致政权的倾覆

政党与军队的关系，在莱索托始终未得到良性的处理。军队和警察涉足党争，派系严重，成为影响莱索托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极大地掣肘了莱索托政治发展的进程。

莱索托是历经两届军人统治，莱哈尼耶将军和拉马艾马上校两届军政府的统治时间共计长达7年，这一方面刺激了高级军官对国内政治利益的浓厚兴趣，一方面促使莱索托形成了一种倾向通过“武力”而非“协商”解决政治争端的传统。1993年，军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主动还政于民，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方在复杂的政党竞争中永远保持中立。特别是在简单多数的票选制度下，执政党占据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国会议席，竞选失利的反对党的利益则几乎被彻底排斥，当反对党不得不在制度外寻求利益表达渠道时，寻求武力支持就成为必然后果。

从军队内部本身来看，军警派系林立，干预选举导致选举暴力。莱索托军队派系分裂的原因可以追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索托国民党领导的莱索托国防部队(Lesotho Defence Force)与巴苏陀兰大会党掌控的莱索托解放军(Lesotho Liberation Army)的长期对峙。1993年莫赫勒回国着手和平谈判，随即解散了长期在境外活动的莱索托解放军，其中许多成员也跟随回国并直接加入莱索托国防部队，于是，从前两支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开始以莱索托国防部队内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除军队之外，派系矛盾还涉及莱索托骑警队(Lesotho Mounted Police Service)，包括军政府在内的历届莱索托政权都未曾建立起对军队和警察的有效掌控，[2]95军警内部派系分化并与不同政党结成利益同盟，内部武装冲突成为政党竞争的附属品，继而诱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引发政治乱局。

综上，成熟而稳定的政党及政党体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至关重要，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则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包括莱索托在内的非洲国家，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正在努力自主地寻找和创造一套适合自身条件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发展路径，尽管过程仍然充满艰辛。

：

[1] 陈晓红. 莱索托·斯威士兰(列国志)[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 Khabele Matlosa.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and Conflict Mitigation: The Case of Lesotho, in Democracy, Conflict and Human Security, further readings[R]. international IDEA, 2006.

[3] 刘红凛. 政党类型与党内民主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5).

[4]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s Consolidation[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张瑾.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探索：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30年[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6] 赵绪生. 西方选举援助评析[J]. 国际论坛, 2014(5).

[7] [意]安德鲁·帕尼比昂科著.政党：组织与权力[M].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13.

[8]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