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树蘅与甲午战后的常宁水口山铅锌矿<br/>——兼论湖南近代矿务机构的设立及其演变*

廖树蘅与甲午战后的常宁水口山铅锌矿
——兼论湖南近代矿务机构的设立及其演变*

2018-05-29刘云波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期

刘云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长沙 410003)

廖树蘅(1839—1923)，名荪畡,清末湖南矿业先驱、实业家，晚清湖南著名学者、诗人。宁乡县停钟人。初入湘军提督周达武幕。光绪三年(1877)曾在陈宝箴主政凤凰厅(今凤凰县)时到其家任教，因之与陈宝箴建立联系和友谊。1893年主讲玉潭书院。1896年被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派主持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903年调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升总办。1907年捐主事，加四品衔。后以湘抚保奏，获二等商勋，加三品衔。辛亥革命后归老家，不问世事。著有《珠泉草庐文集》《茭源银场录》等。

作为近代湖南著名的实业家，廖树蘅的名字主要与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认为：因为有廖树蘅的悉心经营，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才得以在近代矿业史上留下辉煌的册页。鉴于以往学者对此问题未有专文涉及，本文拟就廖树蘅对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的贡献略作叙述。由于廖树蘅经营水口山铅锌矿与近代矿务机构的设立以及近代湖南矿藏开采的组织化、规模化相联系，本文一并就近代矿务机构的设立、运作及其演变脉络略作梳理。

一

《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利益均沾的借口下以不同方式在中国掠夺新的权益。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促使广大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于创办民族工业的救国之途，湖南近代工业也于此时发端。1895年10月，陈宝箴上任湖南巡抚，作为比较开明的地方大吏，他对发展湖南工业赋予了极大热情，其中首要措施就是开矿。这有两点原因：

一是与当时湖南的经济困窘有关。湖南山多田少，矿藏虽富，但郁而未发。湘军中许多人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聚敛了不少钱财，但他们并未像沿海地区的富足绅士一样把资金大量投入工商业领域，而是到农村广置田产、房产。据有关资料统计，时湘军将帅在家乡买田置地蔚然成风，如曾国荃购地6000多亩，陈士杰购地3000亩，欧阳利见购地1000亩。曾国藩虽反对其弟曾国荃兼并土地，但自己也置有田产2000多亩[1]235。因大量资金用于购置田产进行封建剥削，而不是用于投资近代工商，湖南工商业在洋务运动时期错过了难得的机遇，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湖南财用因之日形困迫，连正常开支也难维系。

二是与湘省矿藏资源丰富相关。《山海经》即有“洞庭之山甚多黄金，其下多银铁”之说，湖南很早就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矿藏之乡”的美誉，是国内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藏的重要集聚地。矿藏品种多、分布广，储量丰富，伴生元素多。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全省蕴藏的矿产资源达111种，已经探明储量的达83种。钨、锑、钮、锰、铅、锡、钒、钽、汞、锂、磷钇矿、金红石、锆英石、钛铁砂矿之藏量均居全国前五位，其中钨、锑、钮藏量居全国第一，锰、钒藏量居全国第二。与矿藏丰富相联系，湖南矿产开采和冶炼也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湖南省志载，湖南早在东周时期就开始采铜，北魏时江华一带以产锡著称，称为“锡方”。至唐朝，桂阳一带开矿者渐多，宋、明两代及清朝中期为盛采时期，以铅、银为主，铜、锡次之。明、清时湖南铁矿开采发展到茶陵、石门、临武等38 个县，炼铁业遍布于湘东、湘西及湘中的26 个县，主要产品有锅、鼎和铁制农具。此类产品不仅省内自给有余，还销往东南各省。清时，湖南的土钢也颇负盛名，邵阳，武冈一带所产的“庆大条钢”和湘潭等地产的苏钢，常销往湖北、河南、陕西、甘肃、京、津地区和东北各省[2]1—2。但限于组织管理松散、开采技术落后以及封建官府时开时禁等原因，湖南的多数地下矿藏虽开采很早，但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如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相传明万历年间即有当地人加以开采，其目的在于提炼银与磺，到清中叶时开采者盛众，但终因技术限制等原因，多因中途亏损而停办。又如平江黄金洞金矿，清乾隆时期即为当地群众所发现，但因地方官封禁而始终未得到有效开发。再如新化锑矿，明代即被当地群众发现，只是被误认为锡矿并被冠以新化锡矿山之名，后因无锡可采而被废置。

陈宝箴上任伊始，迅即将目光瞄准丰厚之矿藏，认为开矿既有利国计民生，也是自强之策。他在上奏朝廷的《开办湘省矿务疏》中指出：“臣到任后，适值农民歉收，每县乏食，饥民多者至四五十万口，……因思荒政通山泽之利，古称禹、汤有水旱灾，于是铸金为币，以救民困。是开矿之举，行之歉收，尤为急务。”陈宝箴还根据湖南地理、经济状况陈奏：“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砂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维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近年洋铁盛行，利源渐涸，唯煤尚可通行。然纯用土法开采，工巨利微，未几即畏难而止。其矿产素盛，久经封禁之区，遂时有人前往盗采。获利稍厚，则群起相争，斗讼纷起，地方牧令，封禁因之愈严。贫民恐自塞其衣食之途，常有斗杀，致毙多命，而隐忍不敢举报者，重利轻生，其情极为可悯！”特请“先择铜、煤、铅、矿等矿较有握之处，试行开采”[3]。陈宝箴所疏表达了两层非常明显的意思：一则为缓解经济窘困之状，湖南必须开矿；二则为避免开矿过程中的无序和其他问题，开矿必须由政府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其奏请很快得到朝廷批准。由于有巡抚陈宝箴的重视，湖南近代矿业不仅在湖南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即使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

矿业兴起与发展的标志在于矿务企业的创办及其成效。甲午战后湖南经营较有成效的矿藏有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1908 年，湖南矿政调查局总理蒋德钧在上农工部的呈文中称：“自光绪二十二年抚部院奏设矿务总局，开采五金、煤炭各矿共三十余处，迄今十余年，惟常宁之水口山铅矿、新化之锡矿山锑矿、平江之黄金洞金矿三处著有成效。其余或水大，或矿不旺，先后停办。三处之中，以常宁铅矿为第一。”[4]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成立于1896年3月，属官办企业。同年，陈宝箴委任廖树蘅为该矿总办，廖树蘅携长子廖基植、次子廖基棫以及三子廖基朴同赴水口山，有心在该矿有所建树。水口山有着比较悠久的采矿历史，相传明代即有开采，但当时百姓为的是采银而非铅锌。明末至清末，该矿常为附近居民集资开采，但因“资力绵薄，不能深入宝藏，无多发展”。[5]1896年廖树蘅接收该矿后在有序规划的基础上革新发展，当年度便使得该矿产量占到全省铅锌总产量的90%以上，水口山“铅都”之名也因之而来。*参见廖树蘅《茭源银场录》卷一，《禀抚部院及总局言会勘龙王、水口山两山情形，并言收买矿砂、试办炼炉》《禀抚部院陈并总局言水口山地势平衍，请开明窿以避水害》《禀总局复陈明窿情形井申明商砂起运在奉文之先》等呈文。廖在深入了解矿山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做了两件事，一是改进开采方法，二是改变冶炼方法。也正是这两种改变，开启了水口山铅锌矿的辉煌历史。

改进开采方法方面，廖树蘅发明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明窿法”。廖树蘅认为水口山铅锌矿“开采已久，废窿交舞，山体受戕既深，若仍隧地深入，不求新法，必至水泉交注，无从下手”。[6]于是决定实行“明窿办法”[7]。关于矿内水患及明窿法的创办，他在一封致陈宝箴与矿务局的呈文中说得很清楚：“查水口山开采利病，得矿非难，序水为难。窿深至二十丈以外，日夜需水夫三四百名，自非大旱泉枯，时刻不能停工。抽水之器，截竹为之，俗称孔明车，一抽不盈升勺。前与师议及此山车水之费，暂时只将废窿积水车尽，非三四千金不可，即此一项，已属不资。……伏思湘属锻灰、采煤，向有明窿、暗窿矿之别。暗窿穴地深入，如此间现所办者是也。明窿则平地开一大口，宽深十数丈不等，迤逦斜下，作为坦坡，豁然开通，全无遮蔽。……今若就历年山民开采之所开一明窿，招集民夫，略如兵法部勒，金鼓以齐其作息，左右以分其出入；复于窿之外沿修筑沟道，以防阳水溢入；仿制农家所用之龙骨车，以库窿积水。每车昼夜用夫四名，更翻踏之。计龙骨车一具，可抵竹筒车六条之用。向之役水夫数百名不足者，今后数十人任之有余，凡属暗窿积弊，一扫而空。”[8]

明窿法创建工程自1896 年7 月动工，至9 月基本完成。这一措施，基本消除了过去阻碍矿砂开采的水患，为以后的常年开采创造了条件。同时，扩大了矿场的开采面积，节约了非直接采矿工人的劳动力，改善了矿内运输条件，从而使生产率大大提高。当明窿法试行成功时，廖树蘅曾察报矿务总局：“本月初十日，所开明窿亦矿苗进露。连日加工采获，大如十解之瓮，百解之困，磊柯璀璨于崩岩石罐间者不可数计。取之既不费力，约计一日夜所出不下三四百石。”[9]

廖树蘅所改进并使用之明窿法一开始就遭到了一些守旧官绅的反对。“议甫上，省中官士大哗，以为此法为古今中外所无，为之必无成幸。”[10]但巡抚陈宝箴却“毅然不惑，沛发大款”。正是由于陈宝箴的大力支持，廖树蘅“得一意从事”[10]。从中也可见维新运动中新生事物之艰难。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明窿法虽是维新运动中矿业开采的一种先进方法，且的确大大推进了矿砂开采的速度，提高了矿砂开采的产量，但它并不意味着生产工具的重大革新，因为仍是人工排水，仍属手工生产范畴(只不过是使用了简陋的水车)，所以随着开采规模的不断增大，其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主要是出现了“坑道渐深，起运困难；且水量过大，人力难施”[11]的问题。据《湖南实业杂志》的一篇调查报告：明窿法虽然有“出砂甚旺”的效果，但“车水夫”多时“竟至六七百人”。于是不能不谋求采用“西法”——机器排水。大约在光绪三十二年(1905)，水口山铅锌矿“开窿于今之老鸭巢，安设百七十马力之抽水机。”[12]668自从采用机器排水之后，明窿法之开采效果自然更胜于前。

明窿法的发明经历了从水车人工排水到机器排水的变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为扩大开采规模、提高开采产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统计，1896年至1897年一年之内，该矿铅锌毛砂产量共增加了921吨(见下表)。1896年至1911年的10余年间：该矿共开采“毛砂302681吨；铅砂39348吨；锌砂92888吨；矿砂1783吨”[13]136，铅锌产量基本呈增长趋势。1896 年至1911 年铅锌矿砂产量表如下。

表1 水口山铅锌矿1896 年至1911年矿砂产额表*本表参见张人价编：《湖南之矿业》(1934年8月出版)，《39年来水口山铅锌矿砂生产数量表》。 (单位：吨)

三

廖树蘅对水口山铅锌矿的有效经营不仅仅体现在开采方法的改进上，也体现在炼矿方法的变化上。在陈宝箴委任廖树蘅开办水口山铅锌矿之前，矿砂冶炼和销售大多停留在适应私人小规模开采的层面，炼与销的程序大致是：商人入山买回矿砂—土炉冶炼—销售。一来因为开采规模不大，出砂量不高，二来因为土炉冶炼技术含量低，出成砂量小，产量和销售量都只能停留在极低水平。正如廖树蘅在察呈中记载：“近年商人取出矿石，堆积山间者，不下万余石。其银、铅两种，土人呼为黑白铅矿者，向归桂阳州及常宁县炉匠承买，用土法冶炼，……间有外省官商持票入山领买，大半与炉户相首尾。”[14]廖树蘅执掌水口山铅锌矿之后，面临通过矿山经营富省利民的巨大压力，开采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都给矿砂的冶炼和销售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形势需要，他决定改变矿砂冶炼方法，主要是变土法冶炼为西法冶炼。1897 年，廖树蘅在汉口设立转运局，并委派专人管理其事。自此之后，矿场采出的矿砂绝大部分从湘江水路运往省城矿务总局，再由矿务总局派船运往汉口转运销售。而运至汉口的矿砂基本都销售给了洋商，由洋商运回本国冶炼，然后再运回中国销售。其中主要收购者是英国亨达利洋行。英国商人布卢特说：“津、沪两制造局承用白铅(时人多称锌为白铅)，皆由外洋运来，其实外洋所卖之铅实收中国之白铅矿所炼。”[15]

由于铅锌矿冶炼在当时是一项新兴事物，湖南乃至全国冶炼技术都很落后，国内土法冶炼出的铅锌成品不仅质量差，而且产量低，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廖树蘅改用洋商冶炼，实属迫不得已。这种冶炼方式及销售方式的改变，的确提高了铅锌质量，增加了铅锌产量，也给矿山经营带来了更好的效益。但不容回避，在与洋商的矿砂贸易中，洋商既随意压低矿砂收购价格，又随意抬高成品出售价格，民族工商业利益亦因之受到很大损害。这种因科学技术落后而受制于人的窘况，自然是民族的悲剧。好在矿务总局很快就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弊端，强调“非自开炉自炼，不足抵制以收回利权”[16]。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重压之下，廖树蘅也尝试着开设自己的冶炼厂，用并不先进的冶炼技术与外国资本家进行艰难的抗争。

辛亥革命前开设的炼厂主要有衡州苏州湾冶炼厂和长沙六铺街黑铅炼厂。衡州苏州湾炼厂开办于1903 年，从云南招来炉匠数十名，专炼水口山出产的黑白铅砂矿。该厂由衡州道兼顾，冶炼经费先由衡州厘金局拨付，再由矿务总局归还。厂内除冶炼炉工外，还设立了会办、提调、稽查、差遣、文案、收支、司事共26 人。初采用土法冶炼，效率差，后引进西法试炼效果仍不理想，1904 年秋停办。长沙六铺街黑铅炼厂开设于1908 年(此时廖树蘅已经离开水口山铅锌矿)。因水口山出售的铅砂受外商操纵，湖南巡抚岑春萱饬矿务总局筹设黑铅提炼厂。是年12 月，湖南矿政调查局委任田芸生任该厂提调，派总工程师江顺德赴美国购买机件，共费美金44 万余元，次年，机器从美陆续运来，在长沙南门外门铺街铜元局建筑了厂房和炼炉，费银3300 余两，职工常有三四百人，多时至一两千人。1910 年5 月正式开炼，每日能炼矿砂50 吨，是当时唯一采用西法的炼铅厂。

经过维新时期的廖树蘅等人的艰难创业和后来数十年的努力，水口山铅锌矿逐渐形成产、炼、销一整套体系，从中我们可窥见近代矿业发展的轨迹。水口山铅锌矿在湖南矿业乃至中国矿业中都占有醒目地位。1917 年6 月湖南《实业杂志》称：“该局(矿务总局)现办各矿，首推常宁水口山。”[17]1923 年《矿业杂志》、1928 年《实业杂志》也称：“水口山铅锌一矿，蕴藏之丰，开采之善，为总局所辖各矿之冠。”[18]“水口山为省矿之霸王。”[19]由此可见，水口山铅锌矿在近代湖南官矿企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四

湖南近代矿藏的开采经营与正式设立矿务机构紧密联系。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也正是在湖南矿务总局成立，由矿务总局加强规划和管理的基础上才得以规模化开采，廖树蘅也因之得以施展身手并有所成就。所以本文有必要对湖南近代矿务机构的设立、运作及其演变轨迹略作勾勒。

论及甲午战后的湖南矿务机构，成立于1896年的湖南矿务总局和成立于1903年的湖南矿务总公司必须提及。

湖南矿务总局是近代湖南最早的矿务管理和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于1896 年春，由巡抚陈宝箴委派刘镇为总办，朱彝为会办，邹代钧、张通典为提调。设立矿务总局的目的在于会同地方官一起加强对全省矿务的管理，并对部分矿藏开展重点经营。总局特在湘阴县城设立了转运局，凡官办、官收的各种矿砂需运出销售的，概交转运局收存，由总局统一销售，对私人运销矿砂则一律严禁。至此，全省的矿务实际上都由总局统辖。为进一步强化矿务总局的统辖职能，陈宝箴还颁发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包括总局章程11 条、官办章程8条、官商合办章程14 条、官督商办章程7 条、商民已开各矿分别办理章程4 条[20]130—135。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等诸多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

矿务总局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对一些重点矿藏进行重点开采，面临的困难自然不少。主要是矿藏开采的经费筹措问题。因政府经费有限，不得不实行招股和借款，而无论招股还是借款都非易事。就招股而言，“奈风气未开，人无矿识，言及办矿，群有戒心”；就借款而言，“长沙各殷实钱号，亦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资”。在招股不成、借款不得的窘困中，好在有极少数富商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尤其应该提到的，便是阜南官钱局及其总办朱昌琳。据相关史料记载，“与矿务局银钱往来者，只阜南官钱局一处。”[21]109

朱昌琳，字雨田，晚年自号养颐老人。1822年出生于长沙县，科举屡试不第后到富绅唐艺农家做账房先生。几年间下来，不仅积攒了些钱财，更看出了一些做生意的门道。于是在主家唐艺龙的资助下于太平街开了个杂货店。1845年，湘中农业丰收，谷价骤跌至千钱三石。别的生意人见谷价骤跌，唯恐抛之不急。只有朱昌琳反其道而行之，尽出藏钱，囤积被人视为贱货的稻谷千余斛。第二年，长沙久旱，洞庭湖一带又遭受水灾，一时谷价暴涨，最后竟然涨到了每石五千钱，与前一年谷价最低时相比，涨了14倍！朱昌琳因此获利颇丰。1864年，清政府实行票盐制，招商交款领票运卖淮盐。朱昌琳第一个在湖南“应招”，领票多达一百，并成立“乾泰顺”盐号专营票盐。没多久，淮运大通，盐票由最初的十金每票猛涨至万金每票，朱昌琳因此再获厚利并商名大振。1874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他奏定章程变原有的“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无论何省商人均可领票运销，使阻滞的茶叶流通渠道变得畅通。他任命朱昌琳为“南柜”总商，专门负责湘茶的贩运。朱昌琳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分段负责茶叶收购、转运、加工、销售工作，各司其职，责有分工。不仅大力支持了左宗棠的西北政务，也使自己赚得更丰厚的资本。至此，他所主导的粮食、淮盐、茶叶三大项目成为当时湖南商业贸易的支柱。朱昌琳经商致富后，一方面多做慈善回馈社会，如在1877年陕西和山西两省的灾荒中，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爱国义举中，他都捐赠了不少大米和棉衣。另一方面，他还尝试着投资办实业，如与汪诒书、杨巩等人合作，在灵官渡创建湘裕炼锑厂，在暮云市独资创办阜湘红砖公司以支持长沙城市建设，入股长沙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湘善记和丰公司，等等。

维新运动开始后，朱昌琳在经济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他本着开辟利源、救济桑梓的良好愿望，对矿务总局向阜南局借款之事极力担当，先后借款数十万两之多。正是因为有他的鼎力支持，加上在厘金局、善后局、房捐局等多方筹得的款项，湖南矿业才渐见起色，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矿藏才先后得到有序开采。1899 年春阜南官钱局停办，矿务局结算时尚欠阜南局款项15 万两之多(后设法偿还)。阜南局之停办，使矿务局少了一大财源支持，曾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矿务局的工作进展。好在局中事务此时已有起色，加上廖树蘅苦心主持，梁焕奎、黄笃恭、黄鸿飞等职员不惮劳苦，矿务终不致中辍。廖树蘅曾感叹：“局外之讥评，谁识局中之艰苦！”[22]109后来《矿业杂志》中亦评论曰：“湖南人经营矿务，以救湖南之穷困, 并无成本，筹借各款，艰苦备尝，幸有成功。”[22]111矿务局经过数年努力，成效也的确渐著，至1902年，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并有了存款，湖南财政也渐从矿业中得到收入。据1911年统计，官矿局上缴财政51.1 万两，官钱局20.5 万两，占当年湖南财政总收入的8.84%。[23]303

矿务总局是湖南全省矿藏开采的最高领导机构，虽然总局所辖各矿因本身条件不同和开采技术有异，在发展上很不平衡，但湖南矿务总局的成立，毕竟标志着湖南矿业经营进入政府主导的规模化和有序化时期，它对湖南矿业的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不是一个官办的矿务总局存在，任何钱庄都不会借出巨资，而个人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和经济实力承担大规模的开矿活动。更何况《湖南矿务简明章程》严格规定：“无论绅商开办何项矿质，先令呈报总局，听候勘办。”[24]227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矿务总局的成立是及时的，并且是有成效的，这一点连外省人也不得不承认。据《中国官办矿业史略》载：“官矿机构之最重要者，莫如湖南，其始为湖南官矿局，开办于光绪二十一年冬季。”[20]127

五

矿务总局成立于陈宝箴担任巡抚时期，从职能上来讲，它主要担负着管理官矿(包括官督商办)开采的责任，但实际上，甲午战后湖南的矿藏开采并不全是官办或官督商办，即便是以陈宝箴为首的执政者有这样的意愿，但因官府开采资金有限，很难做到统揽全省矿藏开采事务。就是已经开办的部分，也往往因资金限制而效果欠佳。还有，矿藏开采利润可观、吸引力大，加上一些绅商财大势强，不断地向官府施加压力，这使得矿藏开采中的商办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势。事实也是，当时湖南矿藏开采中的官办或官督商办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矿藏开采还是私人行为，陈宝箴等当政者所担忧并力求扭转的散、乱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特别是，由于一些开采者为了个人眼前利益，往往做出出卖利权等有损国家和地区利益的事情，这也令当政者和一些具有爱国之心的绅商感到担忧。或许正因为此，在戊戌维新失败、陈宝箴被去职之后，湖南新任巡抚俞廉三和赵尔巽即应绅商之请，在矿务总局之外又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公司。

1902年，绅商王先谦、龙湛霖等奏请巡抚俞廉三，请求成立“湖南炼矿总公司”，“承炼湘省各种矿砂，兼采中路、南路矿山。”[20]136，又一并呈递《谨拟开办炼矿总公司大概章程六条》。按照王先谦等人的设想，炼矿总公司成立后，将在岳州设立总厂，随时承接全省各矿的矿砂炼制加工业务，同时设立中路和南路两个分公司，分别负责中路(长沙、岳州、常德、澧州)和南路(宝庆、衡州、永州、郴州、桂阳)矿山的勘察和开采。矿务总局随即批复：“核阅开办章程各条，均属妥善，自可逐渐推行……，望刻速兴办，勿稍迁延。”[20]138就在王先谦等绅商请求设立“炼矿总公司”不到半月，湘绅黄忠浩、喻光容等向矿务总局呈递请求设立“沅丰总公司”以“开采西路各矿”的报告。拟成立的沅丰总公司将主要负责黔阳、溆浦、芷江等湘省西路各处矿山的勘探和开采，以与王先谦等人请求设立的“炼矿总公司”(负责中路、南路)相得益彰。他们的请求也随即得到矿务总局允准[20]138—139。于是，在矿务总局负责主要官办矿务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之外，湖南又有了主管商办矿务企业的两个领导和管理机构，即龙湛霖等人请设的“炼矿总公司”(随即请求取名为“阜湘总公司”并得批准)和黄忠浩等人请设的“沅丰总公司”。

巡抚俞廉三在《奏湘绅集股设立炼矿总厂并分社各路矿务总公司折》中向朝廷陈述设立矿务公司的初衷时说：“上期有裨国计，下求有益民生，自非将全省境内所有矿产合力开采，不足以尽未发之藏，收自然之利。”在他看来，湖南矿藏丰富，只要做到官商一心，坚持不懈，虽然未必“遽获厚利，而各处无业游民已得就厂佣趁，衣食采给有资不致流而为匪，将来逐渐扩充，其效还不止此”[20]143。可见，矿务总公司的设立，包含了地方官员“广开利源”以利国计民生以及让无业游民有事可做、有饭可吃、以求地方治安稳定等良苦用心。不久，俞廉三因受衡州教案牵连离职湖南巡抚，赵尔巽接任。1903年，阜湘和沅丰两公司绅董联名向赵尔巽请求将两个公司合并为一，取名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赵尔巽在《奏湘绅将阜湘、沅丰两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折》中说：拟成立的“矿务总公司”将是除矿务总局之外的统揽全省矿藏开采事务的领导机构。“所有湖南全省矿产，除矿务总局现在试办之新化铁矿、常宁铅矿、平江金矿外，皆归总公司经理。以后本省、外省、外埠各绅商有愿承办湖南矿产者，……必须遵守总公司所定。”[20]145

关于矿务总局与矿务总公司的关系，“官办者则隶属于矿务总局……；商办者则隶属于矿务总公司。”矿务总公司分为中、南、西三路，“各有专办委绅，各不相辖”，但矿务总局对矿务总公司“复有稽核各矿之权”[20]128。无论矿务总局还是矿务总公司，随着形势的变化都经过了名称的更换和权责的变化，但总体来说是矿务总局“收权”与“统权”的趋势。换言之，矿务总公司到后来实际已名存实亡。1906年，矿务总局“遵照部章”改名为“矿政调查局”，“所有商办各矿，归矿政调查局管辖”，但“另设官矿总处，专办各处官矿。”1909年，“矿政调查局归并劝业道矿科”，而官矿总处的称号一直延续到民国元年(1912)[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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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湖南省志·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3] 湖南商务局.约章分类辑要[M]. 刻本卷35下,光绪庚子年.

[4] 蒋德钧.申农工商部接管湖南矿政调查局呈[M].求实斋类稿卷六.

[5] 谭伯强.水口山铅锌矿最近之调查[J].矿业杂志,第1卷第l期.

[6] 廖树衡.湘矿丛钞[Z].代庞护院咨复商部(未刊抄本).光绪三十二年元月.

[7]廖树植.复端抚院询问水口同历年开办情形帖子(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8]廖树蘅.茭源银场录(卷一).案抚部院陈并总局言水口山地势平衍，请开明窿以避水害(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9]廖树蘅.茭源银场录(卷一).察总局言明窿矿苗进露，请加发巨款(光绪二十二年八月).

[10] 廖树植.禀端抚院询水口册历年开办情形帖子[Z].铅印本,光绪三十年十二月.

[11] 周怒安.水口山铅锌矿之今昔与展望[J].经济建设,19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