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大陆学者广泛阅读，张爱玲，这个曾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失踪者重新出土，并日渐风靡，甚至成为与鲁迅并驾齐驱的新文学之外另一个传统。师承夏志清的王德威也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自鲁迅、茅盾至杨沫、浩然，现实以及现实写作的意旨及有效性，总浮现于字里行间。相对于此，张爱玲一脉的写作绝少大志。以‘流言代替‘呐喊，重复代替创新，回旋代替革命，因而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叙事学。我以‘回旋诠释involution一辞，意在点出一种反线性的、卷曲内耗的审美观照，与革命或revolution所突显的大破大立，恰恰相反”①。这之后不少学者对此论调颇为认同，如刘再复也将两者作比较：“鲁迅虽然绝望，但他反抗绝望，因此，总的风格表现为感愤；而张爱玲感到绝望却陷入绝望，因此在风格上表现为苍凉。鲁迅看透人生，但又直面人生，努力与人生肉搏，因此形成男性的悲壮；张爱玲看透人生，却没有力量面对人生，结果总是逃避到世俗的细节里。”②海外学者张英进在综合大量研究成果后总结说鲁迅和张爱玲已被学界认为是二水分流，一个是“民族寓言”式的大叙事，一个是儿女情长的小叙事。上述判断无疑是中肯的，那么问题是，张爱玲是如何实现这一个与鲁迅分庭抗礼的小叙事的？她真的是与鲁迅及五四精神对立吗？关于这一问题却少有研究者深入机理进行追问和分析。本文便通过具体翔实的文本研究来回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