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他治”和“自治”①
2018-05-28张卓亚
南方文坛 2018年3期
一、引言
自歌德于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就其概念意义、实践形式等方面展开讨论,这一讨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更加热烈。近年来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较有代表性有:莫莱蒂(Franco Moretti)认为世界文学有一个核心、一个亚边缘和一个边缘,他忧心于“未被阅读的伟大作品”,并提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方法,意在通过定量分析从宏观上把握世界文学②;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将世界文学看作一种从翻译中获益的流通和阅读模式,并受到复杂的文化竞争关系影响③;卡萨诺瓦指出文学的世界存在着自己的权力运作模式④,翻译是作品传播的基本途径⑤。以上学术观点表明世界文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世界文学的实现有赖于以翻译为途径的传播和流通;二、世界文学的流通和阅读具有不平等性,它与外在的权力体系密切相关,却不完全一样。目前已有的研究中,鲜有对世界文学中权力因素和艺术价值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分析。历史地梳理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内的流通与接受,可捕捉到“他治”层面的权力因素和“自治”层面的审美因素,进而分析二者的运行方式和相互关系。
苏童的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中、长篇小说如《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等受到欢迎,他在西方的身份标识也日渐从“先锋作家”转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目前学界对苏童作品海外传播的研究多集中于译本中的翻译策略、文化传递问题,对其英译与接受情况的梳理有待进一步完善,且该译介进程包含诸多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层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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