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健

如何理解中国“现代”的史学含义？在政治史视野里，人们通常以王朝更替为重要事件来划分，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或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算起，是通行的“现代”划分方式。在文学史视野里，“现代”的起点要晚于政治史划分，学界通常把1917年新文化运动所发起的文学革命视为现代文学的重要事件，并以此约定起点。在音乐史视野里，“现代”音乐诞生的重要事件则是学堂乐歌的发生，这个起点比文学史和政治史的划分都要早，如果以光绪皇帝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沈心工创作的第一首学堂乐歌《体操》为起点，那么时间应该是1902年。三种历史对“现代”的划分并没有取得一致，反而是让“现代”处于一种学科史的交叉地带。歌—诗的“现代”启蒙正是处在政治以及文学和音乐的“现代”划分中被理解的，前者是一种导向，后两者则是其身份的表征，“现代”的内涵分属于各自的地盘。如何在极富争议的“现代”划分中讨论歌—诗启蒙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卡尔·休斯克在写作《世纪末的维也纳》时也遇到了此类问题，他在导言中的第一段话或许对此有所帮助：

“在思想活动的大多数领域，20世纪的欧洲都凭其不受过去的羁束而深感自豪。早在18世纪，‘现代（modern）一词尚有一点呐喊叫战的味道，但在当时仍不过是‘古代（ancient）的反义词——表明其与古风古气的对比。然而及至近百年来，‘现代概念已逐渐使我们对生活和对时代的看法，与先前发生的一切乃至整个历史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