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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通天塔》中的女性“他者”形象

2018-05-25李里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8年1期
关键词:他者女性

李里

[摘要]电影《通天塔》从四个单元故事分别展示了隔阂主题下的多种“他者”形象,而女性“他者”形象始终贯穿其中。这些女性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弱化和丑化,等待着男性社会的拯救。因此,只有建立了平等的两性关系,人类才能构建真正的“通天塔”,打破沟通的隔阂,迎来光明与希望。

[关键词]《通天塔》;女性“他者”;两性平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8)01-0180-02

一、引言

电影《通天塔》(Babel)采取多线叙事的结构讲述了发生在四个国家却相互关联的故事,展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语言并非人类沟通的首要矛盾,心灵的隔阂、种族的隔阂、阶级的隔阂、爱的隔阂,才是最大的障碍。作为墨西哥导演亚利桑德罗“命运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就备受关注,并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影评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电影的主题,涉及圣经故事和文化沟通、空间叙述艺术和隐喻象征等多个方面,却相对忽视了影片中的女性“他者”形象,缺乏对其人物类型的系统分析。

二、女性“他者”概念

“‘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入与事物”。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萨特的“他者”凝视,学者们对“他者”做出了各种解释,但都明确指出“他者”是属于被排挤、被附属、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状态。“他者”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中。

在女权主义范畴,“他者”被运用到对父权社会的批判中,即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断言“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是残缺不全的男人”。毕达哥拉斯认为“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在《圣经》里,夏娃也是由亚当的第七根肋骨塑造而成。由此可见,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男女身体的差异上,生物性别成了歧视女性的根源。因此,法国女权主义领军人物波伏娃在《第:性》中从存在主义角度批判了生物决定论。

波伏娃发现人类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后,她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在男性垄断的人类文化中,都把女人的形象定格为弱者,定格为男人的附庸,女人在历史中的所有形象,不过是男性按照自己的渴求和欲望创造出来的,所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变成的”。女性的社会性别或文化性别是由男性主体来书写和决定,因此女性就成为了男性主体笔下的对象物。

三、《通天塔》中的女性"他者”类型

《通天塔》中的女性人物虽然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美国、日本、墨西哥和摩洛哥),有着不同的肤色和语言,但在电影中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弱化和丑化,陷人残疾、受伤或濒临危险和死亡的境地,需要男性社会的拯救。总体来说,这些女性“他者”人物可以归为以下四类。

(一)被凝视的女性“他者”。“凝视”是带有权利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已成为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概念中的关键词。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二元对立形成了主体自我和客体他者的关系。在种族凝视中,白人对黑人的凝视蕴涵着白人对黑人身份的各种偏见;在性别凝视中,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和控制。此外,凝视也是电影艺术的首要特点,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摄影机的凝视、演员的凝视和观众的凝视。其中,摄影机的凝视带有电影编剧和导演的主观意图,决定着演员和观众的凝视,反映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

在《通天塔》中,凝视视角具有突出的性别文化立场。首先出现的女性人物是摩洛哥女孩祖拉,男性欲望的象征。在洗澡时她故意让弟弟偷窥,被揭穿时她一言不发,如同一个物品,不仅展示在了男性角色面前,也展示在了观众眼前。劳拉·穆尔维指出,“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因编码而具有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把她们说成是被看性的内涵”,这样的人物是“孤立的、充满魅力的、展示性的、性感的”客体,是男性幻想和规训的对象。

影片中另一个被凝视的女性人物是日本聋哑女孩千惠子。作为弱势群体、残疾的负面人物,她渴望沟通,却无计可施,只能尝试用展示身体的方式获得自救,但屡屡失败。在这里,千惠子的裸露不仅使她成为了凝视的客体,展现了其女性形象价值的性属性(动物属性),也突出了男性形象价值的精神价值(人的价值),因为男性凝视者医生和警察都成为了千惠子最后的救赎者。

(二)负面女性“他者”。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从兴起开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妇女形象批评、妇女中心批评和身份批评。妇女形象批评指的是男性作家对女性人物的塑造或者对女性作品的批评。传统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趋向于兩极化,要么是美丽、善良、纯洁、天真的完美天使形象,要么是歹毒、丑陋、残疾、淫荡的负面恶魔形象。戴锦华认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人物千千万万种,但这两种定型化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成为了其他女性人物的变奏基调,其典型代表就是奥黛丽.赫本和玛丽莲·梦露。

在《通天塔》中,摩洛哥女孩祖拉、日本聋哑姑娘千惠子不仅是被凝视的对象,也是负面女性人物,因为祖拉的“淫荡”和千惠子的残疾。除此之外,美国白人女性苏珊也属于此类负面女性“他者”。尽管苏珊在影片中不是歹毒、丑陋、残疾、淫荡的,在夫妻关系中也一直占据着话语主导权,但她却向观众展示了其否定者和受害者的双重形象。作为否定者,苏珊的话语中充斥着大量的否定词。例如在她和丈夫点餐的那一幕,短短三分钟的镜头里,她的话语中出现了三次否定词“不”,两次疑问句“我们为什么来这?为什么在这?”和一次命令句“扔掉冰块”。这些都展示了她挑剔、强势的一面,表明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天使”形象,而是负面恶妇形象^

作为负面女性“他者”,苏珊不仅被丑化,也被弱化,承担着故事中受害者的角色。在受伤流血生命垂危之时,苏珊显得弱小无助,完全丧失了她强势的一面。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拯救她的正是她此前不信任的当地医生和导游,以及被她苛责的丈夫。至此,她的主导地位被无情解构,女性再次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他者”,而男性则再一次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

(三)失语的女性“他者”。上帝创造了亚当,亚当命名了万物,男人由此“创造了语言”。作为女性主义先驱,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his-story),不是女性的历史”。女性的失语不仅源自长久以来的边缘化地位,也源自男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因深受“菲勒斯单一性征”影响,对女性刻意“遗漏”。

《通天塔》里的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作为一名聋哑姑娘,日本女孩千惠子是一名在生理上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她想获得正常人的理解和关爱,却因为话语权的丧失,屡遭歧视和嘲笑,不得已采用极端的方式来自救和求救。千穗子的失语也象征着她的孤独与无助,这一点在影片舞厅一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采取了无声与喧哗的对比拍摄方式来表现千穗子的“他者”形象。

其次,在父权体制的压迫和伊斯兰文化影响下,女性没有话语权,因为她们的角色被定型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其活动空间被限制在狭小的家庭之内,负责生儿育女和承担家务劳动,身为男性的兄弟和父亲才是家庭里的权力者。因此,摩洛哥姑娘祖拉和母亲,虽然身体健全,却是家庭里的失语者:在被偷窥和被父亲辱骂时,祖拉沉默不语,丝毫不辩解;在儿子闯祸寻求帮助时,母亲一言不发,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不同于千穗子和祖拉,墨西哥保姆艾米丽亚有话语权,但却缺乏使用话语权力的机会。受白人和雇主的双重文化压制,在和主人理查德通电话时,艾米丽亚被主人粗暴挂断电话,丧失了平等沟通的话语权;在边境逃亡时,她被佳儿抛弃在沙漠里,差点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在被驱逐出境时,她申请律师辩护,却被警官直接剥夺了上诉权。作为弱势种族下的弱势群体,艾米丽亚是主流文化里的失语者。

(四)缺席的女性“他者”。缺席可以分为两类:在场的缺席和缺席的在场。前者指的是人物主体在场,但因为其话语缺席或精神缺席,成为了“在场的缺席”者,如《通天塔》里的祖拉和其母亲。后者则是人物主体缺席,对他人产生影响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成为了“缺席的在场”者,如千穗子的母亲和苏珊的妹妹。

在影片中,千穗子的母亲饮弹自杀,还未出场就已经下场,是家庭里的缺席者——对丈夫而言,她是“缺席的妻子”;对千穗子而言,她是“缺席的母亲”。母亲的缺席令千穗子与父亲的关系失去了调和者,一度僵化。此外,被母爱的缺席所困扰,千穗子也陷入叛逆和自闭,疯狂地寻找关爱来填补心里的空缺。

另一位“缺席的在场”者是苏珊的妹妹瑞秋。在苏珊遭遇枪击,理查德打电话拜托她通知大使馆时,我们未见其人只闻其声,这是她在人物形象上的缺席。危机时刻,她没有挺身而出来照看两个小孩,从而导致艾米丽亚和孩子在沙漠逃亡,艾米丽亚被迫驱逐出境,这是她在家庭责任感上的缺席。导演对这两位人物的安排看似无关紧要,但正是因为她们的“缺席”才导致了两个故事悲剧的开始。

四、结语

《通天塔》中的四个故事涉及了不同类型的隔阂与不平等,有父女之间的、种族之间的和阶级之间的。这些矛盾看似在片尾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人类理想的“通天塔”似乎就要建成。但编剧和导演却唯独忽视了人类最基本的性别平等。与被丑化和被弱化的女性“他者”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男性角色在四个单元故事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充当着“救赎者”。因此,在男权话语体系下,沟通的“通天塔”只能是海市蜃楼;只有构建平等的种族关系、阶级关系和两性关系,人类才能真正打破失语的困境,迎来光明与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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