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有大量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出国到名校深造，之后回国独立创业的也越来越多，在珠三角形成了一众极具创作活力的青年校友群体。与此同时，华工建筑学院的校友和在校生，近几年在国内和国外的设计竞赛中也屡屡获奖、捷报频传。这种蓬勃生长的设计生态，与华南的市场环境、建筑教育以及地域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次沙龙邀请了10余位2000年以后入学的华南建院校友，他们大多有着国外留学深造的经历，并在广州和深圳从事着不同方向的创业和实践；希望大家通过开放的形式，共同探讨在行业变革背景下年青一代建筑学人的创业理念、发展体会以及对华南建筑教育的重新思考和感悟。

1 创业尴尬：作为一种成长状态

靳远：感谢学院提供这个平台，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有机会一起公开地发表看法。各位年轻校友目前都处于创业的起步阶段，我觉得东华刚落座提出的“尴尬”一词与这个状态非常契合，建议我们从这个主题开始讨论。

1 沙龙合影

陈东华：以我个人为例，感觉目前的发展阶段确实比较尴尬。可能尴尬也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的正常的现象。现在我们这个年龄，聊学生时代有点稚嫩，聊实践又有点“不够姜”（老辣）。我们现在的独立实践不再是学生时代的天马行空，也不会是面对市场的单纯迎合。精致地落成有挑战和突破的项目，是很难的。后来我尝试在国际竞赛上去“跳过”这种尴尬期。入围立陶宛国家科技馆的三个优胜者是我一个偶然的机遇。这个方案反而“尴尬地”击败了我认识的很多美东高校的老师们，然而老师们却鼓励和支持我自己去独立实践。假如这个竞赛没有最终赢下来和很好地落成，我认为还是处于一种自我发展的“尴尬”。我目前是两步走，一个是做国际有影响力的竞赛，一个是做国内委托的落地项目。独立实践是一个需要时间去酝酿的过程。我曾经预估自己第一个满意的作品是在我50岁左右的时候落成。在之前的这些年里，就是去积累和沉淀，它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中每时每刻都需要密集的（intense）的实践（practice）和思考（thinking）。王慈航：我的尴尬期可能给一开始“被保护”的状态推后了一点。从挪威卑尔根建筑学院毕业后，留在挪威工作了两年，同一位挪威的老建筑师共事，做一个中国南方的私立学校，过程中老先生言传身教，学到很多一手的设计方法。这个项目到现在做了3年，这期间也断断续续在中国和挪威之间往返，项目的甲方是一群希望为自己的孩子办新式教育的家长，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自由度和信任，时间和经济上都比较宽裕，相当于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处于一种被保护的状态。可以说我们在职业生涯的开端便遇到了建筑师梦寐以求的甲方。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危险。

靳远：被保护，它的对立状态可能就是我工作室的现状：在市场上摸爬滚打？

王慈航：在做学校项目的过程中，我和两位合伙人也接了一些私人住宅的项目，然后正式在广州成立了合作舍工作室，同时也开始面对各种不同的项目和甲方，这个时候，你说的摸爬滚打的状态逐渐上来了：经历了一些披星戴月的夜晚里做设计做到很high，但到最后却一无所获，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永远停留在了图纸上，也有的项目没有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建造出来。同时，经济上的、时间上的压力也开始多起来。

靳远：我假设有3个原因：（1）设计本身的问题；（2）市场的原因；（3）就是尴尬，即年轻建筑师这一阶段的必然性。

王慈航：三个方面都存在，我更倾向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项目的失败很多时候来自于一开始对这个项目可实现程度的理想化误判，有经验的问题。当经济上的压力上来以后，饥不择食的状态也容易催生误判。

3 山谷中的家，合作舍（宋方舟，王慈航，罗健聪）

靳远：又多了一个好词儿：饥不择食，我深有同感。华南的市场很茂盛，所以“饥”并不是缺项目，而是年轻建筑师那种原发性的施展欲和理想主义：项目概念阶段我和两位合伙人都会满怀热情地引导业主去投资一个更美好的空间，技术层面倚仗很多前辈的顾问意见，也算考虑周全，所以大部分时候都获得了业主的认可。但随后由于造价、工期等等原因设计开始打折扣，这是误判，但不是错误，是对项目品质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它最终会因为把控力和设计认可度的提升而变得“可为”。相比于东华，我和你可能要在意的不是50岁而是50次尝试，可能我们这个尴尬期是需要“拼”过去的。

2 实践思考：自我定位

林海锐：相比于师兄们的独立实践，我显然是受到了竖梁社的“保护”：2017年6月份左右，在我毕业后开始实践的大约一年后，十分幸运地迎来了我自己的第一个落成项目——东莞白房子创客社区，兢兢业业地工作一年后得到的这个成果，算是现阶段我自己认知和价值观的一个反映，是很多过程中的纠结与思考，大胆尝试与小心克制，妥协与坚持，惊喜与遗憾的综合反映；也是不断调整自我，不断泡在工地跟各个工种工人们切磋磨合，调整设计，慢慢从用力过猛的天马行空模式转变为克制自我、适应现实条件的落地模式的成长过程的综合反映，我认为这些过程中积累的财富是远超过项目本身的。所以，我觉得尴尬或者说摆脱尴尬的这个过程，会是很重要的一笔财富，当这笔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能自如地输出。

陈东华：我们对尴尬的讨论不应只是实践上的。独立建筑师的另外一个释放能量的出口，可以是在思考和理论上。建筑师的独立思考，是独立实践的重要一步。思想上不应该是尴尬的，反而应该是自由的。我最幸运的是，早期有大量时间独立思考和独立训练，让自己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抵抗的、同时又是选择性吸收的理论系统。以后的工作应该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重复磨合：既在全球实践中横向地定位自己，也在学科历史中纵向地定位自己。林海锐：关于东华师兄说的尴尬，我觉得是一名建筑师形成自己明确的建筑观之前的一个自我审问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判断与选择，妥协与坚持，发散与克制，相对于学生时代的稚与成熟建筑师的姜，尴尬的点在于我们已经不得不学习面对这个真实的社会，既不是一味地退让与妥协，也不是不管不顾地脱俗，而是一种切磋与磨合，互相试探的过程。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我想这个不惑就是尴尬之后达到一个平衡点能够自如面对社会、相对从容的状态。我本科毕业后一直在竖梁社工作，做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实际的落地项目，相对独立地经历了两个项目过程，有相对做的比较成功的，也有完成度比较低的，我应该算是带着一定的保护与自由度在做事情。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焦虑与紧张，有阶段性的喜怒哀乐的交织。这个过程确实让人感受到尴尬，当然也是很好的成长经历。

3 设计市场：坏时代/好时代

陈嘉健：其实跳出自身，放眼市场，我是看好中国建筑师在当下的实践角色的。房地产市场从1990年开始启蒙，2000年取消福利分房机制后开始腾飞，经历2009年和2015年两个顶峰后，走向平稳发展。随着城镇化水平超过65%，以及计划生育少子化的后果呈现，房地产市场会有一个清晰的可预期的天花板。建筑设计毕业生的发展前景和房地产行业的兴衰高度正相关。我们这波本科毕业5年左右的学生，毕业时代正好经历房地产黄金时代的末尾，还是有一些意气风发的感觉。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我们心理和经济上感觉的落差还是相当明显的。在市场往专业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很多优秀的设计师将开创自己的工作室，项目也会专注在某几个特定功能/形式的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更多的大设计院将往设计施工一体化的方向转型。而甲方的设计部将强化建筑策划和投资测算的能力。大浪淘沙，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只有最优秀的、最有设计激情的、拥有最好身体的设计师才能存活下来继续做设计。同时，由于前20年的高速发展，建筑学专业当仁不让成为各大高校高分甚至是最高分的专业，因此笼络了全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才。这波精英中的精英，如果历经市场的变动和洗礼后仍能屹立不倒，将会成为推动建筑设计从规模化到精品化，从标准化到个性化转变的核心力量。

靳远：你说的这种趋势可以理解成建筑设计市场的精英化，我感觉欧美国家每次房地产的爆发与衰退都会产生一次设计圈的精英化。从芝加哥学派的疯狂建设，现代主义的滥觞到二战后社会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也许可以武断地说，建设高潮时的作品带有趋同性，甚至是手法和模式多于思考。而这些高潮退去后留下的建筑师们依旧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实践和冷静的思考，作品开始变得独立和多样化。因此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我也很自信地从正值建设高潮的纽约辞职回到相对处于退潮期的国内开始自己的实践，这也许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绽放的时机，但我相信这是我们创造出建筑学价值的时机，多少有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味。

陈嘉健：是的，随着更多独立事务所的涌现以及带有较强个人标签色彩的作品落成，更多的建筑理论和建筑宣言将在这两三个10年集中爆发。我感觉这些精英们的光芒将会照耀着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星空二三十年。

靳远：突然尴尬变成了星光灿烂，还是咱们甲方预言的！很高兴我们能一起直面这些尴尬，我感觉咱们的话语里，有辛酸，有隐忍，有坚持，也有亢奋，很精彩。我最后举两组数据，来自我内心的两个英雄：罗西发表《城市建筑学》是35岁，库哈斯发表《疯狂的纽约》是34岁，可以说30岁时这两人已经是非常有目标和立场了，但他们有影响的建成作品都是40岁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这两位巨人在他们30岁时都曾这般和人探讨过，在夜晚的烛光前投出上下而求索的身影。

4 地域文化：华南建筑

靳远：我设想今天的对话是由内至外的，刚才讨论的尴尬的成长期是关于内心的理想和坚持，这是“内”，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外”，会涉及到更广的范围，包括地域，学科，和咱们母校华工建筑学院。大家的经历里有一点我很感兴趣，张汉仰在北京OPEN四年半，做了一个半项目：坪山表演艺术中心和深圳的清华大学海洋中心，都在深圳，你如何看待你在北京做的南方实践？

张汉仰：首先我发现深圳不代表南方，它更像是中国展现给世界看的一个“布景”，这也是为什么库哈斯1990年代要来到这里研究中国。在这片相对自由、开放的土地上，独立建筑师更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而现在的广州，相较于民国和改革开放时的状态，开始有点固步自封、安于一隅了。外地的设计师，包括咱们的华工院，也鲜有做成广州的重大项目。它比较像北方的市场的做法，本地的势力瓜分当地的资源，外人难以涉足。这可能也侧面体现了广州建筑圈相对沉闷，远不及深圳建筑圈来的活跃、热闹。而我个人的经历，感觉也不代表华工的学生。我虽然从小在广州长大，但内心一直想跳开这片生活了近20年的地区。所以2013年我一路北上，去体验北漂的生活，希望从外部来看待华南，寻找自我的定位。然后就开始了另一种“尴尬”的身份，住在二环胡同里，做着2000km外南方的项目，用粤语跟电话另一头沟通项目的进展，这成了办公室内一道奇观。经过3年漫长持续的设计后，从2016年中回到南方，直接介入项目的施工。在这5年处于南北之间，奋战在建筑第一线的工作经历，我发觉南方人的韧性更强，用“太极”以柔克刚来做事情；而北方人更直，说一不二，有一种“死磕到底”的执拗。所以，北方建筑师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声势很大；而南方建筑师做的东西更杂，有一种埋头干的“务实”精神，这更适应了本地蓬勃的实用主义商品经济市场。

靳远：提到南方时，华工的教育体系告诉我的首先是地域性、气候性，可是我发现你回答我的首先是政治性，这个很有意思。赵永毅：现代主义开始之初，勒·柯布西耶就力图把“新建筑五点”作为一种普适性宣言，希望推及到世界各地，他是站在一种全球化视野去构建他的建筑理想并付诸实践的。相对于现代主义的“普适性”而言，我们现在讨论的“华南”一词，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地域性，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导致“华南”地区的气候、文化、生活方式等会不同于其他地区。而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除了“华南”还有 “华北”“华东”“西北”等等不同区域……因而“华南”既是我身上的烙印，也是我衡量设计的一把标尺。在建筑实践中，我会把“华南”不断跟其他地区比对，找出其中的异同进行辨证的分析判断，进而在建筑设计上逐步形成一种基于地域性的理性思考方式，同时这也是我在华工8年学习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思考方式之一——在华南早期现代主义先行者夏昌世先生，以及我的导师肖毅强教授身上，这种技术理性的特征都十分鲜明。珠三角区域本身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城市群，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学教授，以及在华南学习后国外留学又回到华南的建筑师，这些都为华南注入世界各地的建筑思想。综合来讲，我觉得华南建筑学人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思想又十分自由活跃的群体。

5 求学感悟：多元化的华南建筑

张汉仰：我个人最近是有一些担心的，关于华南建筑学人这个群体。我们那时的学习模式可以叫做“集体主义”；而从我现在在华工带设计课和期末评图的观察看，是转向了“个人主义”。大家想法比较多，但课堂上，学生相互的交流却比较少了，基本是各自看各自的方案，和老师、周围环境的对抗性变弱了。以前大家都在系馆集体画图、做模型、讨论方案。这种有独立系馆的学习经历使建筑学院凝聚力和集体性更强，包括我们当时上下级的交流是相当频繁，特别是赶图时的互助小组。

林海锐：我是比较积极看这件事的，毕竟我自己也属于这一代学生。这是建院一种新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多小组化的学生学习团体的自发形成，以专业上某个方向的精进为目的的。其中既有已经有10年以上历史的筑学社，也有前两年的网红——青设计，还有针对BIM、建构、参数化等方向的多个学习团体，往大了说有点像是建院里的各个学派。当然，受限于本科短短5年的时间限制，不太可能变成拥有一定学术主张的团体。但我开心的是，这个热潮的形成是自发的，代表一种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活跃的学风，这是令人羡慕的。我举几个很重要的节点事件，一个是2013年的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从自主组建团队进入决赛获得学校和学院支持，到最后以黑马姿态拿下亚军，以张汉仰师兄他们一级为核心的团队在晚辈的我们看来既是传说也是榜样；然后是我们年级，在遗憾错过十项全能竞赛后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成立“青设计”，尝试从被动等待竞赛机会转变为主动抱团自主研究学习，最后青设计的东江源团队拿下WA社会公平优胜奖。作为一个本科生团队，有幸和刘家琨老师、李兴刚老师等同台领奖，也是一匹黑马；我们在青设计成立之初，就一直提一个词，叫自研究小组，意思是打破以往老师出题学生报名参加的课题研究模式，鼓励学生自主提出课题，青设计工作室提供多方面支持的模式（招募队友、联系合适导师、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和课题申报经验支持），自研究是青设计的精神内核。总的来说，这种多元化学习小组的热潮，我认为首先根植于华工建院自由的学习土壤，然后也是一个几代人不断迭代孵化的阶段成果，是值得我们期待和鼓励的。

4 东江源环教中心改造（青设计）

林润谷：这种自主性可以解读为，今天的教育是越来越倾向于老师个人的喜好（preference），其实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学生自己的喜好（preference）。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传统的建筑通识教育在我们今天不一定是最优化了，在培养专业建筑师外，我们还可以把建筑学当作一门批判和逻辑的工具。我来华工带了两个学期的设计课，一个学期叫机械臂的媒介重译，让学生重新去理解我们建筑学最新潮流中使用的机械臂，走出建造（fabrication）这个舒适区（comfort zone），创造性地去使用这个媒介。第二学期叫趣理论（Fun Theory），让学生们通过一种设计有趣的东西，去影响城市空间和用户的行为，往我们希望的美好的方向去引导。这两个设计课都是鼓励学生跳出建筑通识教育固有思维（think outside the box），从另一个维度、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看待我们一直试图用建筑学的知识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探讨都很有意思。

张汉仰：听完了你们的言论，正好打消了我刚才的疑虑，感觉现在学生慢慢有了自我意识，可以理解成学生组织的“自治性”。以前是老师带领方向，学生一届看一届的模式。而现在这种“自治性”导致了学生将各自的兴趣点，汇集成了组织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模式，而并不是单一地向老师学习的方式。我这几年走遍国内十几所建筑学院，看看各自的状态，可能概括有偏颇：清华学生思想成熟，天大学生功底扎实，东南学生深耕理论，同济学生紧跟潮流，但发现华工的教育是类似一种放养、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这可能是华工的内核吧，让学生自己去找路子。这正如我们ANY泛设计的manifesto:不拘泥于传统的方式，通过广泛的研究，采用一切可行的技术，进行创造性的设计，解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梁劭肄：作为设计课老师，我还是谈一下设计课本身：华工建筑学的教育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每次的训练重点更突出一点，建筑学本科教育阶段，可能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在某些建筑议题（无论是形态、理论、结构、材料、空间、历史、技术，甚至是生活、社会关系、政治经济等层面上）中找到一些方法、切入点去深入研究、探讨，再做出设计。通过一次次重点不一样的设计课程，培养大家有意识地去找到所有学到的知识的联系（因为建筑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总和）。培养大家学习方法和激发大家对好的建筑的好奇心和追求，我认为是与学到特定的知识同等重要的。如果低年级的训练够扎实，高年级的专题课程其实也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很好地发挥自己个性兴趣的场地。相对10年前的本科教育模式，我觉得这个改变是积极的改进。

陈东华：我会让学生们去读历史，如果看不到自己在历史里的位置，可能会很危险。历史和理论是一体的。咱们学院像冯江老师和朱亦民老师等都是在这方面很有主张的老师。其实在欧美建筑学院里，个人研究强有力地影响整个学院的好例子有很多：最早的密斯在包豪斯，罗西在ETH，现在的埃森曼和奥雷利（Aureli）在耶鲁。我们如果太关注设计本身，容易误使手法成为设计，沦为手法主义。刚才我们说的学科和学生的自主性，应该从内到外地去创造价值，这个内，我认为是理论和历史。

靳远：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在Rice时历史与理论这门课的学业压力完全不亚于设计课，而且这门课横跨5个学期，最终教会了我一套比较有逻辑的认知体系。不知道不久的将来，高度自主的华工建筑学子会不会成立一个专攻这方面的小团体。我自己这些年在海外也是频频收到学弟学妹们各方面获奖和自主实践的消息，也让我对回广州开工作室更有信心。现在多重建筑的团队里有六七个来自华工建院的实习生，他们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扎实的基本功保证了我们这个年轻事务所的设计质量。

6 结语

靳远：作为整个讨论的总结，我觉得我们一上来说的是执着的内心，之后讨论的是自由的土壤。前者是我拟定这份访谈名单时就心里有数的，毕竟从本科入学到现在，和在座各位是相知10年的华工老战友了。后者是喜出望外的杨柳新枝，让我们感觉华南理工建筑学院可能是近10年发展最精进的建筑院校之一。最后，再次感谢学院给予的宝贵机遇，也感谢留下精彩观点的各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