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霞

摘 要：朱素臣所诠释的伦理是世俗的伦理，是情理相融的伦理。在戏曲形式、思想上，作者积极寻求兼具情、理，有着气格之雅，达到“亦理亦情”的圆融审美境界。其对传统的伦理绝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进行修正和重新诠释，即道德与人性化的伦理。

关键词：朱素臣；伦理；传奇

明末清初时期由于伦理色彩的剧作较多，学术界对于朱素臣等苏州派作家的作品，往往评价不高，贬多于褒。

康保成对苏州派的剧作批评道：“苏州派是沿着明初教化派的路子发展而来的，因而对于它的作品所产生的恶劣作用，不能不予以足够的估计。”“他们的作品，往往将陈腐、愚昧的伦理观念与潜意识的人情味、人性美纠缠在一起，杂糅在一起。”“把正统的等级观念、奴性意识悄悄散布给广大观众。”并认为他们的伦理剧与明初的教化剧并无思想上的不同，只存在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吴国钦认为苏州派的义仆戏是在宣扬奴才道德，影响十分恶劣，《未央天》中的“马义就是一个无耻之徒，剧作通过美化马义的一举一动，狂热地宣扬奴才道德。”对其评价不高。

学术界普遍认为朱素臣等苏州派的剧作成就不高，这是与研究者对他们剧作中有关的伦理色彩批评较多是分不开的。朱素臣的剧作的确有着浓郁的伦理色彩，但这并不意味可以抹杀其在戏曲创作上的巨大成就。而事实上朱素臣等作家的伦理剧作与明初的教化剧是有着较大的区别，且他的一些作品得以经久不衰地在舞台上流传下来就是最好的例证。

明初，丘濬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应时而出，成为传奇史上教化剧的典型作品。他们以伦理教化为宗旨的创作意图很明显，因而存在着严重的概念化、图解化的倾向，不可能塑造出生动活泼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且剧本文词多以骈俪藻绘，也远离戏曲本色。明人徐复祚批评丘濬的《五伦全备记》“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可见这种违背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作品，尽管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而风行一时，但终究不会被人们所认可。

明清的历史转折，世情剧创作注入了现实主义的活力，出现了某种转机。清初的朱素臣及苏州派剧作家，同样也关注伦理教化问题，他们站在市民的立场，涉笔世情，能贴近世俗社会关心时事政治，十分可观。朱素臣传奇的伦理色彩也有了新的特色，即道德化与人性化。

一方面，朱素臣传奇中有着明显的道德化伦理倾向，对有着高尚道德情操之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劇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侠义之士的频繁出现。最为人所称道的应该是《锦衣归》中鸣石山的首领十八姨，一位“二八娇姿”、武艺出众、“替天行道”的女寨主，且很有政治意识。她反复声明，她率领的这支义军“秉性忠良，心怀仁义，诛强伐暴……护国安民。”她命令各路头领：“你每需要尽涤肺肠，恪尊号令，替天行道，能杀人而能救人，伐暴安民，义为枝而仁为干……”在得知因为自己劫官银的事使毛瑞凤陷牢狱，她立刻命郝昆仑前去刑场搭救。

其次，情义兼备的市井之人大量涌现。《翡翠园》中的绣花女赵翠儿母女与秀才舒德溥一家关系很好，常互相照顾，在舒家有困难时，赵翠儿母女接济他们，送他们银子；舒家也常帮助赵家照看船。秀才舒德溥因路遇落难的小吏王馒头，将一年的坐馆报酬三十金全部送给他。结果，岁末舒家生活陷入困顿，赵家母女见此情况，便全力相助，把刚刚得到的工钱三两银子全部赠给了舒家，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小吏王馒头也是知恩图报之人，当初在他走投无路，打算卖掉妻子的时候，舒德溥倾其所有，帮他赎回了妻子。所以，他认为“我便受子相公深恩，理当图报。”因此在舒德溥一家受到迫害时，王馒头和赵翠儿都鼎力相助，挺身而出，表现出他们的正义感和道德意识。

三即对商人形象的反拨，对为富且仁的商人的赞赏。在《十五贯》中，众商人说“士农工商，各执一业，我等虽居四民之末，常放浪江湖……那得似我每快活。”“为工的朝暮佣，为农的春耕夏耘，可怜半世辛勤，那得似我每快活。”他们的言语表明了商人对自己的行业比较满意，对自己的经济实力较为自信。当然最为作者所称道的是其高尚的品质，商人陶复朱子熊友兰只是萍水相逢.却在熊友兰最无助的时候，赠与他十五贯钱，使他绝处逢生。后来，听说熊友兰因自己赠送的十五贯钱而陷牢狱“（顿足）哎，世上有这等样屈事。”当娄阿鼠劝他不要去为熊友兰澄清情况，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时，他则说“咳，此言差矣。当日指望救他的兄弟，不想反害了哥哥，我陶复朱的罪过也不小。若将他穷骨冤埋，枉却我侠肠雄壮。”便立刻亲赴官府，为熊氏兄弟陈情诉冤。且从作品中对这位商贾名字的设置，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敬仰之情，陶复朱即陶朱公再世之意。在朱素臣的剧作中不仅对商人形象进行反拨，也对其行业给予了体谅。在他看来，商人也和社会中大多数人一样，要为生存付出才力心智，备受艰辛劳顿，饱尝人情冷暖。《锦衣归》中对商人的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对商人的劳动表示体谅，体现出道德化的倾向。寨主只主张对过往商人“验货抽分”（实际上是变打劫为征收），不允许抢夺他们的财物。在《舞花》一出中，当十八姨发现部下抢了商人的丝绸时说：“这个不该取他的。那为商的涉水翻山，担辛受苦，多将性命换银，岂是贪污一例。今后遇有此等商人，只许验货抽分，不得恃强过取。如有违令，军法从事。”

另一方面，朱素臣剧作亦显现出人性化伦理特征，体现着对生命、情感的尊重。

最能凸显朱素臣传奇人性化一面的莫过于其对情的阐释，“在苏州派作家中，最重“情”的大概莫过于朱素臣了。”而明初的教化剧为后人所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情的抹杀。尽管朱素臣的言情剧很少，但是他对情的抒写有着自己的特色。下文笔者将通过对朱素臣剧中“情”的阐述来探析其伦理的人性化。

从其创作意图看，我们可见朱素臣对情的重视，《文星现》中云：“情根一点无时灭，好把绮语罪从头忏悔，须信绝顶天仙跳不出情字也。”《秦楼月》作者自述作意云：“拘儒日困愁城内，纲常快笔犹能记。最下由来不及情，艳思绮语经年废。红鹅别传邮筒寄，事堪《崔氏春秋配》。笑呼浊酒谱宫商，从今不赌刘伶誓。”从其塑造的人物来看，唐寅、吕贯都属于至情之人。从其对情的描述来看，朱素臣更是博得一些学者的称赞，康保成认为他对情的议论“置于汤显祖‘四梦中亦难辨别。”吴梅先生也认为他对情的抒写可“追步奉常”。郑振铎对《秦楼月》的情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刻骨镂肤的情话是未必逊于汤奉常的。”

由上可知，朱素臣对情的推崇可见一斑。而朱素臣对情的人性化描写主要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情之真，朱素臣所阐述的情着眼于情感的醇化功能，把伦理教化的外在强制性变为情感之他律与自律的整合，以情感教化代替理性制约。

冯梦龙在《情史·情侠类》“唐玄宗”条评语所谓“王道本乎人情”，这是强调情感为王道的本原依据；在《龙凤钱》中唐玄宗最后对崔白和周琴心的成全，完全是出于对其真情的考虑。情的感化使唐玄宗决定这样做，这是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秦楼月》中的许秀为了主人的前途着想，骗得吕贯赴京科考，并在得知陈素素陷于贼人之手后又极力前去找人搭救。许秀的一系列行为可谓是“忠孝节义之事，皆情所激”，所以最终吕贯高中后，他的忠义行为也得到了认可。《秦楼月》中的陈素素和侍女绣烟被太湖岱山草贼所虏，二女宁死不从。素素的不从，决不是简单的贞节观，更主要的原因应是她对吕贯的情的执着。

情之诚，《秦楼月》中吕贯与素素初次相逢，情意融融。当刘岳将军建议他们“就在小寓，了酬夙愿何如。”吕贯道“先生讲这样没正经的话，我两人果有前缘，尚期以礼相接，潦草宣淫，小生决不为此。”李渔对此评：“观吕生言知非等闲浪子。”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对素素的尊重，对感情的真诚。他并不因为素素是烟花中人而看轻她，愿以礼相待。吴梅先生曾说“盖自藏园标下笔关风化之旨，而作者皆矜慎属稿，无青衿挑达一事。”其实在朱素臣的《秦楼月》中就已经有了这种倾向。吕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感情，并许以婚姻“既有令堂作主，将来婚姻之事，正好与他商量。姐姐，可知小生此来呵，原非冶游，端为好逑，岂肯一宵恩爱双丢手。”这进一步证实了吕贯对感情的认真。

可见，朱素臣推崇的是平等互爱，以情度情的知音佳偶范式，把情爱本身的品位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情乃是恋爱婚姻基础中的基础，强调男女之间的情投意合，知音互赏，也强调男女之情的深挚、专一、持久。

合乎礼仪的情，在实际生活中，男女之情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爱情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问题。朱素臣以写戏为生，为了使作品得以更好的流传，他不得不直面人生，适当迎合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从关注市井的生活，从市井人物的世俗生活出发，描写合乎礼仪的世俗伦理。由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他的戏曲力求不失对“情”“欲”的肯定，个体的情感以自然的本性为主，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和表现，自然地发于情感则自然地止于礼仪，尊重人的個性，又要宣扬“理”“礼”，将二者极力融为一体。写爱情、婚姻时，作者也极力按照预设的“情”“理”合一的目标谋篇布局，形成特有的叙写模式。

总的来看，朱素臣既具有明末清初士人的普遍心态和历史特征，同时又独具个性，这两方面的特点为其戏曲写情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渊源。这样，朱素臣的情感概念既是本体化与世俗化的统一，又是情感理想与现实情感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古本戏剧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三集）[G].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2]康保成.苏州剧派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

[3]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作者单位：

武昌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