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金融“脱实向虚”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2018-05-23高芸

行政与法 2018年4期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理论与实践都已表明：实体兴，则金融兴。脱离实体经济，金融活动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我国金融“脱实向虚”的现象比较明显，金融倾向于离开实体经济，更多地流向虚拟经济。本文在总结金融“脱实向虚”主要表现的基础上，剖析了金融“脱实向虚”的原因，进而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进金融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以期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关键词：金融体制改革；实体经济；脱实向虚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4-0020-07

作者简介：高芸（1979—），女，甘肃武威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历史性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在经济方面，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也就是说，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为实体经濟是我国发展的根基，而且高度关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同时，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些重要论断既阐明了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又凸显了金融产生、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都是保障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当前，我国仍存在着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有待提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急需破解。

一、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上，首先，金融诞生于实体经济对其的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金融资本是指由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正是由于实体经济不断扩充，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资金的盈余方向短缺方让渡资金的使用权，才使得金融活动有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其次，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要素支持。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指出：工业革命是金融革命的结果。也就是说，金融可以集聚储蓄，进而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随着金融产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资金瓶颈就会得以突破。同时，金融既可以加速资本积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也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实践层面上，历史上几场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金融危机，其共性原因均为金融市场偏离了实体经济的轨道，表现出空前的繁荣。如1929—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初即出现了股票价格的暴涨和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也是由于其房地产泡沫激增，金融机构为了发放贷款，将资产证券化的链条不断延伸，使得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相脱节，最终当房地产价格暴跌导致资金链断裂时，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就现实情况而言，2012年以来，国内大多数工业企业都面临产能过剩，出口企业面临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价格优势，失去竞争力，高端产品发展、创新能力十分有限的困境，即实体经济发展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在2010年是7.6%，然后逐年降低，2016年降到5.97%。如吉林省就面临较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2012年，吉林省GDP同比增长12%；2016年，吉林省GDP同比增长率降为6.9%。十九大报告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根基。而如何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高效的金融支持，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当前金融“脱实向虚”的主要表现

金融“脱实向虚”，是指金融在选择资金流向时倾向于离开实体经济，更多地流向虚拟经济。长此以往，就会出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萎缩，而“以钱炒钱”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日渐增长的趋势。具体表现在：

⒈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但实体经济投资持续走低。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为5.78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达到8.4%；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为6.21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是8.35%。当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以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那么，就总体而言，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仍呈增长趋势。2016年，我国制造业投资整体低迷，其投资增速仅为4.2%。从行业来看，有的行业投资呈负增长趋势，如船舶、铁路、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为-9.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速为-5.8%。此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专用、通用设备制造业等投资均小幅负增长。

⒉货币供应量和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较快，但实体经济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现象。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迅速，2014—2016年，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12.2%、13.3%和11.3%，人民币贷款余额2014—2016年分别增长了13.6%、22%和12.6%（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M2、人民币贷款余额分别是GDP的2.08倍和1.5倍，M2和贷款余额的增速都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另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3月，41.1%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特别是超过50%的小型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就融资成本而言，经济学家辜胜阻调查发现，当前，实体型企业融资太难，融资太贵，利率和企业融资成本呈“多轨”局面：一是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利率为6%以上，是欧美发达国家贷款利率的2到4倍。二是中小微企业从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利率高达12%到15%，但可获性极低，90%的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三是大量实体型小微企业主要融资渠道为小额贷款或民间借贷，贷款利率在20%以上。四是应急式短期民间借贷利率高达40%左右。

⒊部分金融机构的资金存在“体内循环”现象。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数据测算，2016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达64.5万亿元人民币。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加快，金融机构的业务不断扩充，金融机构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了實现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者的均衡，金融机构出现了应收账款投资、同业存款、理财等产品，这些产品在实现金融机构经营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投资规模过大、金融链条过长、金融杠杆率过高、行业关联过于复杂等，进而造成整个资产负债表的畸形和异化。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常规的贷款将难以获得，因为资金从银行到信托和其他金融机构再流向实体经济，必然会提高企业借款人的资金成本。对于金融行业而言，这种过度的体内循环不仅虚增了金融业的利润，增加了流动性风险，而且由于影子银行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还增添了金融监管工作的复杂性，进而有可能导致金融系统的风险。

⒋房地产业占用资金过多。2016年，银行新增贷款12.6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房地产贷款占44.8%，占比将近一半。2016年末，银行全部贷款余额106.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房地产贷款占了25.03%（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房地产业的高盈利能力与财富积累能力形成了错误的财富导向效应，诱导着更多资本进入房地产投资领域。当前，在我国110多家中央企业中，有94家企业涉及房地产投资；在大的民营企业中，也有很多企业涉及房地产。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10月，房价指数同比连续25个月上涨。从房价基本面的系列指标来看，我国房地产价格已远超出购房群体的可承受能力。2016年上半年，在全球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排名中，深圳以38.36位居第一。在房价收入比全球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我国占五个：除深圳位居第一外，香港位居第四，房价收入比为34.95；北京位居第五，房价收入比为33.32；上海位居第六，房价收入为30.91；广州位居第十，房价收入比为25.85。如此高的房价收入比凸显了我国一线城市房价与收入背离的严重程度。倘若不加以抑制，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纵观世界上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始于房地产价格过高，引发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金融机构无法收回贷款，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当前金融“脱实向虚”的原因

从表面看，金融“脱实向虚”的原因在于虚高的资产价格与较低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形成的巨大反差。2010—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逐年下跌，平均维持在6%左右，而金融业平均利润率接近40%，是工业企业的7倍。由此可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利润率差距过大，是当前金融“脱实向虚”的表面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普遍下滑，外需乏力。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价格的上升，国外出现了“再工业化”的热潮，无论是高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还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就国内而言，由于产能过剩，很多行业都出现了“僵尸企业”，一些企业进而陷入了生产、投资的两难境地。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6·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营者普遍认为当前产能过剩是企业利润下滑的主要因素之一。产能过剩导致出厂产品的销售价格大幅下降，在成本不变或者提高的情况下，必然会严重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进行创新成效并不显著，这就使得实体经济的利润继续逐年走低，对资金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而虚拟经济领域投资回报率高、投资渠道广泛、操作方式快捷，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投机行为，即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利润率形成了较大差距。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利润率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

⒈成本偏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当前，实体经济凸显的负担是成本偏高。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主要包括税收成本、人工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我国税收负担重，主要体现在增值税方面，每个环节都要纳税，纳税大概是利润的三倍。在物流成本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为10%—15%，而我国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则高达30%—40%，这就严重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有资料显示，2016年我国实体经济企业原材料成本同比上涨7.21%，用地及房租成本同比上涨9.7%，用电成本同比上涨2.91%，用工成本同比上涨6.84%，而实体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仅增长2.04%。由此可见，营业收入的增幅与各项成本的上涨差距较大，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

⒉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企业创新不足也是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企业创新的专利数量不多。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兴和华为的PCT专利申请量高居全球前两位，但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排行榜（2017）》的统计数据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分布并不均衡，绝大部分企业的专利数量都很少。其次，企业研发投入比重低。2006—2016年，我国R&D;支出占GDP比重上升较快，由1.37%提高到2.1%；企业的这一比重也由0.95%上升至1.59%。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研发支出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企业方面，投入强度均有一定差距。据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整体R&D;支出占GDP比重、企业R&D;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8%和1.8%，日本分别为3.5%和2.7%，德国分别为2.9%和1.9%，均高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比重。

⒊金融创新与监管不协调，为“脱实向虚”创造了条件。当前，我国新兴金融业态快速发展，资金流动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一是部分资金以信托、委托贷款、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等形式投向融资平台、房地产、“两高一剩”等行业，助推了房地产的发展。二是金融市场化程度加深，汇率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及流通性加大，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增多，流动的规模扩大，为金融“脱实向虚”提供了渠道。三是金融创新程度日益提高，出现了各类创新金融产品和业态，如风险投资、私募基金、P2P贷款、众筹，等等，已成为金融“脱实向虚”的工具。

在金融大力创新的同时，我国金融监管却相对滞后，如在资本账户未完全放开的前提下，对跨境资本流动渠道和数量的监管不够。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已成为当前重要的金融风险集聚区，但相关的监管仍存在真空地带。这种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滞后的现状也为金融“脱实向虚”提供了可能。

四、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对策

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治本之策是加快制造业这一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这样，才能提高金融服务的能力。

⒈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前提条件，提升工业平均利润率是吸引社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

一是以创新驱动为内生动力，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此，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引领，通过科技创新，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资源配置效率。首先，要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力度。尽管基础研究不能产生直接效益，不能直接应用于生产领域，但却能够为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前期投入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其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司法保护具有规则明确、长期稳定等特点，因此，要确立司法保护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导地位，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惩罚力度。从国外经验看，严厉的惩罚机制是知识产权得以保护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大惩罚力度，能够对侵权行为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首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吉林省产业结构为例：吉林省传统汽车产品结构依然是短板，无论是SUV车、自主品牌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比重都较小；食品工业精深加工产品也较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变化，从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其次，大力培育优势产业，如医药健康、装备制造、建筑和旅游，将其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再次，培育新兴产业，如积极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四大战略新兴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最后，提升服务业水平，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便利化和高品质转变，做大做强旅游、文化、家政服务、医疗服务、养老健康产业。

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包括：走“互联网 +”之路——运用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技术，降低企业的销售、采购和物流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走“专精特新”之路——中小微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强，因此，中小微企业必须生产有特色、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产品，同时积极创建自己的品牌。

三是以政策支持为保障，强化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的发展、壮大既要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引导企业着力在优化产品供给结构、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更新换代的需要，加速企业转型升级；要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策对产业的支持度；实行差别化的税费优惠政策，进一步减税降费，切实降成本。当前，用工成本增長过快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劳动力转移受到限制，对此，应在执行国家《劳动合同法》的同时，研究制定并出台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而降低用工成本；营造积极的创新环境，鼓励创新，形成千帆竞发的局面；加强人才市场建设，为人才流入构建畅通的渠道。

⒉推进金融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为此，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不断优化金融结构。实体经济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也归因于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较低，银行体系不够健全，金融产品种类不多等因素。

一是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直接融资仅占15%。这种融资结构是造成我国实体经济“钱荒”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应该扩大直接融资市场规模，改革发行制度、交易制度、退出制度和监管制度，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二是精准输送金融资源，突出重点领域。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向先进制造业，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构建与中小微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作用，利用民间资本发展准金融机构，加强中小微企业的征信体系建设。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为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消费金融等。

三是创新金融产品。目前，我国部分机构和个人已获得了充分的金融服务，普通居民也获得了有限的金融服务，但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却很难获得有效的或者得不到金融服务。为此，要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金融长尾市场包含大量“微不足道”的用户和需求，对该市场的关注意味着这些此前无法享受金融服务的人也开始拥有获取服务的潜在机会。普惠金融之所以难以发展，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产品成本高和信息不易获取等障碍。互联网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的运用，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和获取大量信息；同时，互联网金融还可以将社会上闲置资金收集整理，再借贷给需要资金但通过金融机构无法获取贷款的投资人。这些途径能够有效地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对于金融业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金融模式的转变，而这对于实体经济的全面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提出，表明了中央对于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的决心。也就是说，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保障。对此，应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研究，提高对重点防范领域的关注程度，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进一步完善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扩大征信系统的覆盖面，将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等纳入征信系统；完善工商、税务、电力、海关、环保、质检等部门的信息公开制度，确保数据及时更新。金融机构可以随时通过联网查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为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通过监测金融体系的杠杆率，调节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割裂资产泡沫与信贷扩张之间的联系，以防止大量投机性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涌入虚拟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