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拾遗的设置与选任
2018-05-23赵建建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5期
赵建建
(北京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人文学院,北京 100120)
拾遗是武周垂拱元年(685)新设立的谏官,取“言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1]247之意作为官名,“掌供奉讷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2]1845,可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2]4341。所以“自开元以来,尤为清选”[3]557,一直作为谏官的中坚力量,为时人所重。
一、唐代拾遗的设置
拾遗设立之初,由于武则天欲“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一度出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4]6477的局面。所幸这种无序的情况未持续太久,武周以后很快就恢复正常。然而出于对谏议制度的重视,有唐一代曾数次下诏增减拾遗的定员,这不仅导致史书记载不一致,而且使得许多论著提及拾遗时对其定员各执一词。如俞鹿年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隋唐五代》中称:“天授二年(691年)二月增设3人,连前共5人。大历四年(769年)补阙、拾遗各置内供奉2人。七年(772年)二月规定补阙与拾遗的名额各为2人”[5]279;而傅绍良的《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总结道:“初置左右拾遗各两人,从八品上,天授二年,增至各五人,大历七年加至各七人”[6]58。出现众说纷纭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对相关史料进行细致的梳理。
对于拾遗定员的变化,《旧唐书》记载较为详细:“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员,通前五员。大历四年,补阙、拾遗,各置内供奉两员。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补阙、拾遗,宜各置两员也”[2]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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