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其康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世研究，备受人们关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关心。

·壹·

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重视下，1952 年秋至 1953年春，由聂绀弩、谢兴尧、徐放、钱锋组成的中央文化部调查组奉命南下，在苏北区党委李守章、苏北文联丁正华、兴化县政府卞振声、盐城耆老周梦庄等陪同下，先后调查了兴化城、淮安城、大冈乡、施家桥、施家舍、施家庄、白驹镇、 安丰镇等地，以及江阴、常熟一带。所到之处，查阅了大量地方文献，访问了许多遗老和施氏后人，记录了诸多民间口碑。调查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协助，获得许多新的资料。“但因未见到过硬文物，结论大相径庭。聂氏以为这些史料皆不可信，徐放认为足可解迷。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双方调查报告均未好发表。”

陆碧波、张袁祥在《施耐庵文物古迹探源》一文中说 ：由于他（按 ：聂绀弩）否认施耐庵的存在，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对那次调查工作作这样的指示：

人民大众敬仰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祟高的形象。不能因为找不到写《水浒传》关键性文物史料现在否认他 ；也不能用挖掘兴化施耐庵墓的办法来最后定论存在与否。因为施耐庵身世现在是个谜，如果当时他没有政治经济地位，那这个墓里也许什么也没有。如果这样，开掘结果就让人民失望了，所以要保存好墓。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凝聚了他杰出的智慧和高超的工作艺术，在今天看来依然绽放着耀眼的光辉。

随着历史的推进，32 年后的 1985 年，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得以重见天日。钱锋、谢兴尧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撰文，对兴化施耐庵作出历史的交代。聂绀弩虽一直未发表专文，但从他给盐城地委和何满子、胡乔木等人的信函中，表露了他晚年对《水浒》作者施耐庵的异常关注和悄然转变的心路历程。其实，早在 1953 年聂绀弩就对“施耐庵根本没有这个人”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

说施耐庵根本没有这个人，是因为关于施耐庵的身世的材料出奇地少。岂止施耐庵，罗贯中的材料又何尝多呢？……在这样的书里找不出太多的关于他們的材料，就认为根本没有这个人，也是武断。

随着施耐庵文物史料的相继发现，1982 年的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较 1952 年显著扩大，有了质的飞跃。

2012 年，由中国水浒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和兴化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 60 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 3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兴化市举行。中国社科院、江苏省社科院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湖北大学、贵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社科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施耐庵身世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论证 。

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兴化位于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具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丰富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民间传说。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 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 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在兴化白驹场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运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从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新的研究角度，运用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法”，坚持全息思维，综合分析，肯定了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施耐庵的存在。“施彦端就是施耐庵”，这是许多专家学者经过长期的实际调查和深入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北京学者张惠仁在《水浒与施耐庵研究》专著中设专章对施彦端即施耐庵进行考论，从名讳学的微观层次，从古人命名、取字、称号的关联性方面，“‘解开施肇瑞、施彦瑞、施耐庵的名字号之奥秘，使一切反对者都噤若寒蝉（喻蘅教授语）；为论证施耐庵乃实有其人，乃现今苏北兴化、大丰一带施族祖先，起了重要作用”。

“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证据，不仅仅限于《处士施廷佐墓志铭》、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和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还有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和《施让地照》《施奉桥地劵》，江苏省文保单位“施耐庵墓”和“施耐庵故居遗址”等。施耐庵《秋江送别》遗曲，堪称大手笔，感情意境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出来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喻蘅指出 ：

更可喜的是《耐庵散曲》的重见天日，曾使一些当代词曲专家如吕贞白、任二北先生叹为观止。刘冬、王同书先后发表赏析的文章，打开了读者的眼界。《遗曲》一经阐发，其对耐庵行踪的佐证作用，大大超过了它本身作为元曲上乘作品的文学价值。

施耐庵后裔施宝安、施祥松、施祥凯、施恂广、施恂辉、施恂银等老人一致认为 ：“始祖耐庵公出生地和定居地都在白驹场倪卲庄（今施家桥） ，直至第九世奉桥、隆桥、石桥、板桥、柳桥老祖，始有分支迁出，但‘施家三桥仍是施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处。”施奉桥地券中出现的“白驹场街市居住”字样，是九世孙施奉桥迁居白驹场街市的最早物证。这些文物史料构成的证据链，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自不待言。

其实，高儒所说的“钱塘施耐庵”、胡应麟所说的“武林施某”，皆是就施耐庵的寄籍而言的。明人笔记中的“钱塘施耐庵”，不过是片言习称，钱塘（今杭州） ，仅是施耐庵的寓居地，并非是其故里。倘若钱塘是其里籍，钱塘籍志为何无施耐庵记载？为何在杭州“生不见故居，死没有坟茔，至今未见施公后裔族群？”诚如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所言 ：“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顾问、台湾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山东郓城人李在敬说得更为透彻 ：

兴化县即是梁山泊。施耐庵的故里兴化县施家桥，据查勘其地理环境，为四面环水，周围阡陌纵横，如不熟悉路径，很容易迷路，而这水乡泽国的风貌，与《水浒传》中对梁山泊的描述非常相似，施氏笔下的梁山泊似是以其故里为蓝图而撰写的。根据此一发现，《水浒传》七十回本，似应为施耐庵所作无误，同时也可证明，他写《水浒》虽以位在山东西南部的梁山泊为《水浒传》的地理背景，但他未到梁山泊实地勘察地形，而以故乡施家桥的地理环境为设想，而加以构写的。古时交通不便，文人闭门虚构，写的又非正史，应是常有的事，文采如苏东坡，他所写的赤壁赋，地理环境就不对，可为一大例证。

·贰·

施耐庵身世的考证，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始引起读者注意。几乎与此同时，法部主事魏克三回故里兴化公干，在白驹偶然发现施氏宗祠，继而在施家桥村查访到施耐庵墓葬，在施氏后裔家发现多种抄本的族谱，国学大师、《兴化县续志》主纂李审言对此极为重视，在县修志局听取坐办刘仲书回报后明示 ：

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

遂将施耐庵史料补入民国《兴化县志》。1928 年胡瑞亭在《施耐庵世籍考》一文中记述 ：

今秋瑞亭奉公调查户口，迤逦长途，按户编籍，至东台（按 ：此处笔误，应为兴化） 属之白驹镇有施家桥者，见其宗祠中，所供一世祖，讳耐庵，心窃疑焉，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浒》之施耐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盐城前辈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梦庄在所著《〈水浒传〉事物杂考》中亦认为“施耐庵是兴化人可无疑”。1942 年初，兴化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孙蔚民向接任的蔡公杰县长提出，兴化白驹施家桥是施耐庵故里，施公安葬在施家桥，每年族人都有隆重祭礼。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再版的《水浒》（七十一回本） 出版说明中说得很清楚 ：

《水浒》一书，过去相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但施耐庵的历史材料，人们所知甚少。因此，关于《水浒》的作者，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有人怀疑施耐庵是一个假名字。最近有人从江苏《兴化县续志·文苑》里找到他的墓志和传记。从这两个文献来看，施耐庵这个历史人物是完全无可怀疑的，而《水浒》是施耐庵的创作，也无可怀疑。

历次调查所获取的文物史料，可以证明兴化施耐庵的存在，可以解开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所谓的“施耐庵身世现在是个谜”。新世纪以来关于施耐庵里籍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名篇力作频频问世。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恒夫2000 年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忠义 2012 年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均持论公允。今天，我们从周恩来总理关心“施耐庵身世调查”的事件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

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事业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也是终身总理。在他一生的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担任着党政军重要的领导职务，其工作之繁重，之艰巨，几乎无人与之比肩。而身当重任、日理万机的他仍抽出宝贵时间，关心文化事业，关心施耐庵身世调查，及时作出指示。周总理关于“要保存好（施耐庵） 墓”的指示，情真意切，充满了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对伟大古典小说家的崇敬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诠释了一位大国总理“高瞻远瞩，勤勉敬业”的崇高风范。

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他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 忘我无私，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总理的突出特点。他把“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始终佩戴在胸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周恩来总理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周恩来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践行者，他的一生始终以人民的愿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他的指示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热切愿望，照顾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体现了對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

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 严谨细致、求真务实，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特点。他坚持他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他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为党和人民所称道。“不能因为找不到写《水浒传》关键性文物史料现在否认他 ；也不能用挖掘兴化施耐庵墓的办法来最后定论存在与否。”指示语重心长，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集中华民族广博的智慧于一身，扬炎黄子孙完美的魅力于中外，是值得世代学习的楷模。在他逝世 41 年后我们依然深切怀念他。今天我们纪念周恩来，绝不仅是一种重温和缅怀，我们提起的是一个永不过时的人格话题，透过随着与时俱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分享一种跨越时空的人格精神，感受作为一名中华儿女的尊严和自豪。2018 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 周年，仅以此文献上心香一瓣。周恩来是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他一代伟人的千秋风范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续书写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系泰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