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聿

提到二战时代的隐秘战线，有“红色谍王”之称的苏联特工佐尔格可谓无人不知。说起佐尔格的故事，人们总是会想起他领导的情报小组在日本获得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准确时间的情报这一故事。然而您知道么？佐尔格在前往东京之前，还曾经到我国上海执行任务。最近，俄罗斯多家媒体通过挖掘各国的档案与相关回忆录，还原了佐尔格在上海潜伏的一些片段。下面我们就从这位“红色谍王”到上海的那个月说起。

佐尔格身边的中国人

1930年1月，佐尔格与两个战友一起来到上海，此时他们的上级是苏联红军总参第四局（即情报总局，格鲁乌）。动身前，格鲁乌给佐尔格布置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任务。其中包括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其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美英日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境内外国驻军的实力、治外法权与租界问题、中国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况等等。

初來乍到，佐尔格采取稳扎稳打的工作方式，主要和美国共产党员史沫特莱联系。后者是一位带有印第安血统的、早年在欧洲报道共产党活动时就已小有名气的女共产主义者。

佐尔格请史沫特莱协助他组建情报小组，并希望吸收一些中国革命者加入。在吸收小组成员时，佐尔格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先从史沫特莱的朋友中寻找人选，经引荐后与之交往，慢慢熟悉，直到无话不谈。

很快，佐尔格就结识了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其中有个很有学识的王先生。王先生的职业是翻译，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当时在上海，王先生与佐尔格交往最深。王先生是个“信息达人”。他那近乎计算机的大脑能从海量情报素材中挑出重要内容，然后与佐尔格一起分析，最终形成可以向上汇报的真正情报。有时，为了确定一份情报的准确性，佐尔格与王先生要分别与情报提供者面谈，然后再拼接起来，去伪存真。

过了一段时间，王先生把妻子也介绍进佐尔格的情报小组。这位女士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能够接触到大量重要情报。出于信任，不论接收上级命令，还是安排小组成员外出侦察，这些事都由王先生负责。佐尔格一般不单独会见侦察员。若有侦察员从外地来沪，佐尔格也会安排王先生在场。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大家见面一般都在深夜。如果天气允许，接头地点就选在便于撤离的大街，有时也在室内。后来，佐尔格去广州工作了3个月，王先生便热心地把自己在那里的熟人介绍给佐尔格。这些人里，以生活在广州的邱女士最为适合，她与史沫特莱也关系密切。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中国人，佐尔格情报小组里还有其他中国骨干，如常先生。他是一位广州人，一直住在广州，定期向佐尔格提供有关中国南方军事与经济形势方面的情报。裴先生则是王先生的朋友，帮助王先生为佐尔格工作。李先生是佐尔格通过王先生和裴先生认识的，后来被佐尔格派往南京，成为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联络员。

档案显示，佐尔格小组里的成员都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些人还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但在格鲁乌的档案中，这些不知是不是使用真名的中国人都不是中共党员。因为按照格鲁乌在当时的部署，为避免暴露，佐尔格不能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联系。

情报小组中的日共成员

在佐尔格领导的上海情报小组中，还有不少日本国际主义战士。他们对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国充满同情，并为了共同的信仰在地下与军国主义斗争着。在这些“意志的战士”中，不得不提的是日本记者尾崎秀实。这位与中共、左联关系颇深的日共党员当时在上海的身份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与之相识，后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在所有日本成员中，尾崎提供的情报最可靠、最重要。1932年，尾崎早佐尔格一步离开上海回国，这对佐尔格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回国前，尾崎将正芳引荐给佐尔格，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在见过两次面后，佐尔格就不联系他了，因为正芳不适合情报工作。但正芳又向佐尔格介绍了船越寿雄。

船越也是尾崎的朋友，在上海担任《上海日报》和《每日新闻》通讯员，后来又为《读卖新闻》工作。1942年1月4日，为佐尔格工作的船越被北平的日本宪兵逮捕，被判处10年监禁，1945年2月死于狱中。佐尔格与船越经常见面，但他们的关系自始自终都没有像佐尔格与尾崎那样亲密。佐尔格还通过尾崎结识了河合。当时，河合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曾两次前往满洲搜集日本侵略情报。由于河合只会日语，所以尾崎不在场时，佐尔格与他交流起来就很费力。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受局势影响，日本人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有一定危险。为了保证情报小组中日本成员的安全，佐尔格经常在上海日租界（指当时虹口一带的日本人聚居地）旁边的花园桥（今外白渡桥）附近等他们，然后一起上汽车去会面地点。在佐尔格看来，史沫特莱家是最理想的会面地点。因此，他经常在那里与尾崎等日本人见面。这种会面不经常进行，最短也要间隔两周，且时间均选在深夜，由佐尔格开车接送。后来，除尾崎外，佐尔格与其他日本人的见面地点都改在外国租界等处，那时南京路上的咖啡馆或饭店成了佐尔格的首选。为避免麻烦，佐尔格总是避开中国饭店。当佐尔格与日本组员会面时，都是独自前往，会面过程中，也很少使用书信或便条，而是直接口授情报。

情报小组中的欧洲人

档案显示，除中国人与日本人，佐尔格的情报小组里还有欧美成员。

这些人中间，最关键的是人物是苏联人阿列克斯。他一开始是佐尔格的上级，任务是保障小组与格鲁乌的联络，此外还负责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但来沪才半年多，他就被公共租界的巡捕盯上了，只得撤离。在沪期间，佐尔格是阿列克斯的助手，负责政治方面的情报工作。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因为失去领导和技术骨干，阿列克斯离开后，佐尔格不得不自己担起技术通信、组织关系和军事情报方面的工作，彻底成了情报工作的“多面手”。

在佐尔格身边，有不少因欧洲大革命失败而转移到上海的中东欧国家人士。共产主义的信仰让他们走到了一起。1931年担任佐尔格技术助手的约翰是波兰共产黨员。他尤为擅长通信、加密和拍照。而德国女联络员汉伯格不仅负责保管资料，还将住宅无偿提供给佐尔格。德国左翼人士谢珀·温加滕参加过一战，是军事情报方面的高手。他后来进入莫斯科无线电学校学习，是奉格鲁乌之命来沪配合佐尔格工作的。1932年佐尔格离开后，温加滕继续留在上海。

侨居上海的白俄移民米沙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公开表现得极端反苏反共，可真正的一面却是佐尔格的无线电技术员。无论佐尔格在上海还是广州，他都一直陪伴左右。年轻的美国小伙子雅各布是报纸记者，负责在外国人当中搜集政治方面的情报。

佐尔格一般在自己家中或组员家中安排与欧美组员见面，偶尔也去饭店、酒吧或舞厅。他们的见面频率很高，一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对这种见面，佐尔格喜欢法租界，很少去日租界。尽管如此，佐尔格的家中还是经常存有大量情报材料。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资料，佐尔格也会请朋友代为保管，但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佐尔格只对他们透露，这是一些秘密文件，请妥善保存。

通过军事顾问了解国民党

德国人在上海的大本营是领事馆，只要佐尔格一进去，各种情报就会源源不断地向他“扑”来。领馆里的所有头面人物都认识佐尔格，也经常邀请他去。这与佐尔格的“德国身份”密切相关。当时，佐尔格的对外身份是德国《农业报》的记者，同时还是一名德国外交部的外围情报人员。他与德国商人、军事教官和大学生们往来密切。但在佐尔格看来，最有利用价值的，还是国民党雇佣的那些军事顾问。

在这些人中，佐尔格重点选择那些不仅能提供军事情报，还能提供国民政府政治情报的德国顾问。这里面就包括高级顾问冯·克里贝尔上校。他后来成为德国驻沪总领事。德国顾问经常邀请佐尔格去南京，有时也会来上海看他。佐尔格还与他们一起去过天津、杭州，从而获得有关国民政府的内部事务、军事计划、经济与政治措施等方面的情报。据说，佐尔格甚至获得了国民党南京地区的部队通信密码，与大量国名党部队的电话号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