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月平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中北大学，山西·太原 030051）

前言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也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在中国梦的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不可忽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无法更改的区位限制，尤其是以新疆、内蒙古为代表的区域和以云南、贵州为代表的西南区域，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多处在国界接壤地带，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上，必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地域、经济限制等，针对这种情况，就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实旨归和道路建设，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现实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呈现出上升趋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达到10643万，同期占比8.41%；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达到11379万，同期占比8.495%。此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但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人口的增长，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不断增多，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迫在眉睫。当前，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经济建设发展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地域限制、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一） 地区区位限制

从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区位限制比较明显，再加上人口因素、居住格局、传统文化、自然地理等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限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很广，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特点，但从分布范围来看，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如表1所示），这些地区经济普遍欠发达或处在发展阶段。

表1 少数民族地区的区位分布和经济分层

西部、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势较高，温度较低，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近年来逐渐发展油气经济；西南地区地貌原始，以农业经济为主，近年来多发展旅游业，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布比较稳定，人口较少大量迁移，当地的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

（二）全球化的激烈竞争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态势下，欠发达贫困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冲击。针对其地域状况而言，很多地区处在边疆位置，与邻国接壤，如广西与越南接壤，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接壤，西藏与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家接壤，这种区域位置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国外经济势力的竞争力，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不强，在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上经常处在弱势地位。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环境和可利用资源开发程度低、贸易壁垒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对外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宗教信仰差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族群认同、生存发展是民族欠发达地区的首要问题。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复杂，且多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中，原有的文化集群凝聚力较强，这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比较滞后，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二、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旨归和指导实践构想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的具体困难，少数民族地区主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基础之上，自始至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便于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主要问题，从少数民族的时代要求和发展实际出发，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一）地方的经济建设

邓小平同志曾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三项基本任务“政治平等，经济改善，文化提高”；由此可见，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实践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一方面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脱贫；另一方面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各个省区，包括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省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依据调研结果召开会议，讨论并就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具体安排，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做好支援新疆、支援西藏、发展西南等工作，党中央经过深入调研和科学分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指引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最终选择。

西南少数民族集聚地包含贵州、四川、云南等省，以贵州省为例，当地少数民族常住人口达到355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据2016年统计可知，该省国家级连片贫困县超过3个，由此可见，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是贵州省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当地经济发展，要将扶贫和发展结合起来。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力扶持民族地区的发展，并制定了系列政策，”同时，提出要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通过西气东输等促进以新疆、西藏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崛起，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并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此外，国务院提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主题发展战略，要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要牢牢把握经济新常态，顺应人民群众的需求，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因此，贵州省政府实施退耕还林和森林保护等生态环保政策，如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投入6.15亿元进行生态建设，逐渐形成了生态资源与资本相互支撑之格局，截止到2016年，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提升至50.28%，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到7702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到90万人，贵州形成了一个集观光、生态、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旅游示范区；同时还发展循环农业，注重特色生态农业的发展，并且利用当地的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

第二，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注重科技创新，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党的十六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要求在新时期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有机辩证地实施民族工作；颁布民族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指出要全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另外也制定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法规，健全民族法律体系，有效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综上，为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加强劳动人才的选拔，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中各个要素充分活跃起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要注重互联网平台的打造，利用“互联网+扶贫”平台的建设来对扶贫工作进行考核和监督，以此提高扶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实践必须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核心，要着力解决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民生问题，做好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加强对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机构、办事处的监管，及时、有效地解决民族地区社会的主要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二）政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致力于消除民族隔阂，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工作核心，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让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程度均得到改善，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该地区的道路实践要求必须加强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加强法治建设；同时还要强化、完善对权力的监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有待上升，加快民主制度的建设，扩大民主协商渠道，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同步小康等重大经济问题展开群众调研，健全政治体系。

（三） 文化建设

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不断增多，党中央要求要“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其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提高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强调“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积极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工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基础雄厚而丰富，要坚持56个民族各个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原则，要积极从少数民族内部汲取养分，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还要注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如可以建设市县文化(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厅、村（社区）文化室等等，通过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挖掘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创造具体的经济价值；还可以组织群众性的活动，调动各族人民的参与积极性，以满足各族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四） 法制建设

法制建设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谐的必要选择。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要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国家政策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制度优势，让制度惠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

马克思主义预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置于现代社会发展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建立了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少数民族自治区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力，管理本地区各民族的事务，这说明自治权是少数民族自治区群众最基本的权力，因此在法律体系的建设上必须要充分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区群众的自治权。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实旨归和道路实践是促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根本选择。我国从建国至今，以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为依据，针对不同时期的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提出不同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指明发展方向，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刘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向[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3):52-56.

[2]张晓琼，任新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探索与实践[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2):1-8.

[3]颜红霞,韩星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内涵及贵州实践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17，(4):142-148.

[4]张晓琼,任新民.边疆民族地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建设实践[J].满族研究，2009，(4):10-16.

[5]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在建设“五个”贵州实践中自觉践行群众路线[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5，(1):64-66.

[6]白翠红.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基础、实践根源与价值旨归[J].惠州学院学报，2016，36(5):12-16.

[7]任新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探索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8]李世宇.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15，(12):26-29.

[9]黄朝宾.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对策——以贵州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6，26(4):21-25.

[10]徐德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贵州民族研究，2016，(2):10-13.